这篇演讲是要尝试解答一个最难解的中国之谜，就是中国停滞不进步这个谜。韦尔士先生在他的《世界史纲》里用最简明的话把这个谜写出来：“中国文明在（7）世纪已经到了顶点了，唐朝就是中国文明成就最高的时代；虽然它还能慢慢地、稳健地在安南传布，又传入柬埔寨……从此以后一千年里，除了这样地域的进展之外，使中国文明值得记入这部《史纲》的不多。”
我要提出的解答就是实在不承认这个谜，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停住不动一千年之久，唐代的文明也绝不是中国文明成就最高的时代。历史家往往被唐代文化成就的灿烂迷了眼，因为那些成就与光荣的唐代以前不止四百五十年的长期纷乱和外族征服对照，当然大显得优胜。然而仔细研究整个的中国文化史，我们便容易相信七世纪的唐代文明绝不是一个顶点，而是好几个世纪的不断进步的开始。
首先，7世纪没有印刷的书籍。雕版印刷是9世纪开始的，而大规模的印书要到10世纪才有。第一批烧泥作的活字是11世纪中发明的，用金属作的活字还要更晚，试想这些大发明使初唐的书和手抄本时代以来文明的一切方面发生了何等可惊的变化！
甚至唐代的艺术，虽然极受人赞美，也只是一个开始，而且若与宋朝和晚明的艺术作品相比只能算是不成熟的艺术。我们尽管承认唐画的一切宗教感情和精细的技巧，却不能不承认后来中国绘画的成就，尤其是那些有诗人气味的，有理想主义气味的山水画家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唐代的艺术家。
在文学方面，唐代出了一些真正伟大的诗人和几个优美的散文作家。但是没有史诗，没有戏曲，没有长篇小说，这一切都要在唐代以后很久才发展起来。最早的伟大戏曲出现是在13世纪，伟大的长篇小说是16、17世纪。抒情的歌、戏曲、短篇故事、长篇小说，这种种民间文学渐渐大量发展，构成近代中国文明历史最重要而有趣味的一章。
但是七世纪以后最大的进步还是在宗教和哲学的领域。
古中国的文明在基督纪元的最初七百年里遭遇两个大危险——蛮族征服北部，佛教完全支配全国。北方的蛮族是渐渐被本土人民同化了，然而佛教始终是中国最有势力的宗教。男男女女抛弃家庭去做和尚，做尼姑；在古代各种族中大概是最有理性主义倾向的民族竟变得这样狂热，所以自残自虐成了风气，着了魔的和尚有时用布浇了油，裹住自己的手指、臂膀，甚至于整个身体，然后自己用火烧，作为对佛教一位神的奉献。
但是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渐渐又恢复过来了，渐渐对佛教的支配起了反抗。中国的佛教徒开始抓到这个新宗教的基本教义而丢掉那些不要紧的东西。快到7世纪末，从广州出来的一位和尚建立了禅宗的叫作“南宗”的一派，发动了佛教的大革命。近代的研究指示我们，这在根本上是一个中国的运动，凡这个运动自称“直接天竺佛教正统”的话都是很少历史根据的，或者全没有历史根据的。禅宗在10、11世纪实际上已经压倒了一切其它宗派，对于一切仪式主义，形式主义，文字主义都要反抗，告诉人得解救的途径只在我们本身之内。最要紧的事是懂得人的天然纯洁完美的真正本性。9世纪的伟大的禅宗和尚们不怕把佛像烧掉，把“十二部经”当作废纸。这个唯智主义的禅宗离大乘佛教之远，正等于乔治·福克司的宗教离中古基督教之远。历史家当然不能忽视这个长时期的“禅宗改革”（700—1100年）。在这段改革里，佛教本身堕落到了最恶劣的喇嘛教种种形式，摩尼教、祅教、景教、基督教，以及别的宗教也正侵入中国，而中国人的头脑坚决摆脱印度的大宗教，铺下了宋朝的本国世间哲学复兴的路。
唐朝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完全没有独创的学术和现世的思考。唐朝最有名的学者如韩愈、李翱，只是平庸不足道的思想家，但是四百年的禅宗训练终于能够产生一个辉煌的哲学思考的时代。
禅宗虽然是唯智主义的，在根本上还是神秘主义的，超现世的；禅宗的中心问题还是靠知识解放使个人得救这个问题。就这方面说，禅宗对于从来不大注意个人得救问题的中国头脑还不十分相合。因此自宋朝以下新儒家哲学的复兴便是更进一步脱开中国佛教的神秘主义，把注意力重新用到人生与社会与国家的实在问题上。
哲学的第一阶段的结果是朱子（死于1200年）一派得了很高的地位。这一派虽然承认潜思默想的价值，还是倾向于着重由“格物”来扩张知识的重要性。第二阶段（1500—1700年）又有王阳明（死于1528年）学派的神秘主义的复活，阳明的唯心哲学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很大的势力。这两个学派，虽然都是明白反佛教，却从没有完全脱掉中古中国佛教时代传下来的“宗教性”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往往还妨碍新儒家哲学的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趋向充分发达。
然而17世纪又开始了一个新时代。17、18世纪有第一等头脑的人抛开了宋、明的哲学思考，认为那都是武断的，无用的，而把他们的精力用在靠纯粹客观方法寻求真理上。因此，顾炎武（死于1681年），开创中国科学的音韵学的人，在他的关于古音的大著作里往往用一百个例来证明一个古音。知识必须是客观的，理论必须以实证为根据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精神。我们有理由把那个时代叫做“科学的”时代，不是因为有摸得到的征服自然的成就，而是因为有真正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浸透了那个时代的一切校勘学研究、历史研究。正是前朝的这种科学传统使我们至少有些人在近代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里能够感觉心安理得。
我想，我所说的话已经够表示中国在近一千年里不是停滞不进步的了。我们很高兴而且诚心诚意地承认，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的成就比不上近代欧美在近二百年里所做到的奇迹一般迅速的进步。种种新的条件，都是乐天知命的东方各民族所不曾经历过的条件，都要求迅速而激烈的变化，西方各民族也的确成就了这样的事业。我们正因为没有这样逼迫人的需要，所以多少养成了不可破的乐天知命的习惯，总是用悠闲得多的方法应付我们的问题。我们有时甚至于会认为近代欧洲走得太快了，大概正仿佛一个英国人往往藐视近代美国人，觉得他们过分匆忙。
然而这种差别只是程度的差别，不是种类的差别。而且，如果我所提出的历史事实都是真实的——我相信都是真实的——我们便还有希望，便不必灰心。一个民族曾证明它自己能够在人生与文明的一切基本方面应付自己的问题，缓慢而稳健地求得自己的解决，也许还可以证明它在一个新文明、新训练之下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因为，用一个英国大诗人的话来说：
我们是大地的主人，
正当着时代的清晨。
于是睡着，于是又觉醒，
经历新奇，灿烂，光辉的年岁，
我们会采取吸收变化的花朵和精髓。
（本文为1926年11月11日胡适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英文稿载《Cambridge Review》第48卷第11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