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变化是导致这一新局面的外部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沬经济”破灭后，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的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开始加大“扶日抑华”的力度，日本的对华政策也随之渐趋强硬。特别是1994年以后，美日两国不断加强排他性的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日本不断强化对美军事支援态势，增大了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负面压力，恶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围丄。
日本国内政治变化是中日关系出现新局面的重要原因。随着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的衰落，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关于中日关系面临的国际环境，详见本书第二章。
化”趋势；随着吃“美式黄油”长大的“战后新生代”成为各界主流，对中日关系史缺乏了解、对侵华历史及中日睦邻友好的意义缺乏认识的新一代势力开始掌握日本各界的主导权。在此背景下，否认侵略历史、主张遏制中国、要求摆脱“历史赎罪意识”的右翼鹰派势力逐渐占据政界主流，中日在历史、台湾、领土等问题上形成的政治原则不断受到这股势力的冲击，日本的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总体上向右转，对华友好势力衰退，对华舆论环境恶化。
中日两国相互条件的变化是中日关系重新调整的双边基础。
其一，中日国力对比出现新趋势。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出现“中盛日衰”之势，两国对外战略出现了“中稳日急”之差，以中国国力逐年追赶日本为背景的“两强竞争”局面初露轮廓。在这一趋势下，中日相互心理出现复杂局面，2000年的“中强日弱”、150年的“日强中弱”、复交以来的“中日友好”、近年来的“政冷经热”以及舆论和民众感情恶化等因素的合力，促使中日关系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之间震荡和摇摆。
其二，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进入“漂流期”。20世纪70-80年代那种在“共同抗苏”战略下形成的向心力业已消失，美国“分离中日”策略的负面因素增大，中日围绕历史认识、发展战略、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的相互竞争逐渐上升；与此同时，中日相互作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以来形成的以“最高领导人的决断”、“重要人物的沟通”或“友好渠道的影响”等方式解决政治摩擦的交往机制日益衰退，适应两国关系新局面的新型交往机制则尚未成熟起来。
其三，中日舆论环境出现新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日两国的媒体和舆论对本国政治与外交的影响日益加大，其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密切化、复杂化、敏感化。20世纪90年代前期，先是日本“战后新生代”开始掀起对中国说“不”的舆论浪潮。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岗位民营化、生活富裕化、信息因特网化、言论多元化的进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代”、“因特网一代”乃至“独生子一代”开始对日本的强硬姿态做出强烈反应。以“历史问题”为例，先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们喊出“超越‘赎罪意识的口号，掀起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浪潮。对此，中国的年轻一代深感震惊和愤慨，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掀起了反击浪潮
其四，中日相互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中日相互作用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不断提高，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正逐渐融入多边国际体系，因而越来越受到国际局势和舆论的制约和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冷淡局面正越来越引起东亚各国、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地区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关切中日是同处“东亚”这一********区域的两个大国。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东亚“华夷体系”的中心国家，日本则是这一体系的边缘国家(晚清中国人称日本为“蕞尔小国”）。19世纪后半期以来，日本迅速上升为东亚最强国，中国则沦为贫弱的边缘国家，经受了百年屈辱。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政治大国化和日本的经济大国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则又日趋明显，在其交汇点上开始碰撞出“两强竞争”的火花。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经相互交替地占据了同一东亚地区的中心国家地位。因此，当今两国的大国化趋势并不完全属于“新兴大”相对于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而言，中国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方式的变化速度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尤为显着。中国民众2003年在网上签名抵制日本企业参与京沪高速铁路建设、2005年签名反对日本“入常”以及上街游行抗议日本歪曲侵略历史，皆是其例证。目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数量名列世界前茅，2006年底因特网用户已达1.5亿，手机用户已达4.61亿，这些都已远远超过日本。在中国，接受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条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局面，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等刺激性动作很容易激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应。
嚷2005年以来，笔者应邀与美国、欧洲一些国家、韩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外交官进行了大量学术交流，从中强烈地感到中日关系问题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关切。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学者、主流媒体以至布什总统本人，也都屡次表示了对中日关系的忧虑和对日本不能正视侵略历史的批判态度。
国崛起”的范畴，而是都带有“老牌大国复兴”的意味。目前，中日双方都认为对方重建以往那种“华夷秩序”型或“大东亚共荣圈”型的地区秩序是断难接受的。当这两个东亚传统大国在同一********范围内同时走向全面复兴，从而同时呈现大国化趋势时，其相互关系并不存在现成的历史经验、心理记忆以及双边模式可循。这种情况大大增添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
首先，两国的战略走向相互重叠和碰撞。在历史与现实因素影响下，中日两个民族相互间都抱有由优越感和自卑感交织而成的强烈的竞争意识。如今，中日双方都面临如下困境：如何对待对方的“崛起”？如何认识自身的“崛起”对对方心理造成的压力？能否降低因双方都想通过牺牲对方来实现己方利益而付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的代价？能否减轻因相互猜疑对方战略意图而出现的“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概言之，中日将如何解决“零和博弈(zero-sumgame)”带来的竞争、对立乃至对抗的问题，以及能否走向基本的“双赢(plus-sum或win-win)”结构？可以说，伴随着大国化趋势而发生的“两强竞争”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如果双方对减少因过度竞争而付的代价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有可能努力把这一竞争共同管理和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并为逐步走向基本“双赢”的新型战略关系框架而共同努力。
其次，历史问题引发了新一轮民族主义冲突。日本右翼鹰派政治势力正把摆脱二战后体制、挑战和改写二战结论、摘掉战败国和侵略国的帽子作为走向“普通国家”、重振“民族精神”的途径。这一动向直接损害着曾深受日本野蛮侵略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立国之本，极大地伤害着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势必遭到这些国家的坚决回击。这股势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决策，将是判断未来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毋庸赘言，如果日本决策层执意要背离反省侵略历史的轨道而选择一条挑战历史结论的“崛起”道路，那将是一条持续恶化日本与中国等亚洲邻国关系的道路，也是一条注定走不通的险途。
再次，陈旧的冷战战略观念导致利益争夺。日本右翼鹰派政治势力正在渲染“中日体制差异”、“日美共同价值观”以及“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的对立”等陈旧的冷战观念，提倡“挟美制亚”、“联美抑华”战略，在台湾、领土与领海以及东亚区域合作等问题上向中国步步紧逼，急于抢占战略先机和制高点，争夺实际利益，寻求提早摊牌。
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执政势力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与海域、经贸、周边关系等关键、敏感的问题上屡屡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原则，是中日间形成“政冷”局面的主要根源。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连续六次参拜了供奉有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以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陷于“政冷”局面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以外，日本政府审查通过歪曲侵略历史的右翼版本教科书、一些日本阁僚和执政党政要不时发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妄言”，也是引发摩擦、恶化两国政治关系氛围的重要因素。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正在推动日台关系升格化进程，对“****”势力给予鼓舞、声援和协作。2005年2月19日，日美“2+2会谈（由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日本外务大臣和防卫厅长官组成)后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竟把“台湾问题”作为其共同关心事项，其干预台湾问题的手法呈现出由以往的“模糊化”转向“清晰化”的苗头。
在安全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直在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其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联美抑华”。2004年以来，日本加大了鼓吹“**********”的力度。如发表“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透露“中国入侵日本情况下的作战计划”，首相、阁僚和执政党上层人物们不厌其烦地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在每年版《防卫白皮书》和2004年版新《防卫计划大纲》里写入“**********”的内容，直至2005年2月19日的日美“2+2会谈”后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对台湾问题进行粗暴干预，对中国的防御性国防建设说三道四。2005年11月****访日时，小泉竟然又游说俄罗斯“慎重处理”对华军售问题。
在******及其附属岛屿（以下简称******）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违背中日间在1972年达成、1978年再度予以确认的“搁置争议”的共识，先是打“民间牌”，纵容右翼团体登岛制造“实效控制”的事实；近年来则转由政府直接出面从所谓日本民间的“岛屿所有者”那里“租用”岛屿；2005年更是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企图以这种单方面撕毁两国共识的行为来强化对******的“实效控希f。
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两国间无争议的本国海域进行的油气田开发活动横加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中间线”以东的海域进行能源勘探，其政界甚至出现了要以舰艇为日本勘测船护航，乃至不惜对中国船只动武的主张。
在周边关系领域，日本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手段多管齐下，试图拉拢韩国、东南亚各国、印度、中亚各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形成围堵中国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