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纪元前之三年，君复来北京，以应陆军部之聘，编纂陆军中小学教科书。以北京有史伯龙者，为侦探长，尤仇贼吾党，若弗放逐，发展无地。适有攻嬲之者，善耆颇怒。民政部高等警察科科长朱君伟为君之门人，亦同盟会员。善耆命君伟密查伯龙行为，君乃拟稿，由君伟呈善者，奏劾之，而甚其辞，因驱伯龙回籍，否则北京不能留一党人之足迹。君既受陆军部编书之任，则悉取民族、民权、民生之旨，以沟通全国军人革命之心。而白逾桓以奉天事败，脱监来访，清督徐世昌购之亟，君为匿于休宁会馆，易其姓名曰吴操，字友石，称为君之乡人，荐于黎宗岳所开之《国报》为新闻记者。君以北方同志游者甚罕，得逾桓以为表里提携，隐约运筹，以俟外应，天下事尚足为也。《国报》后易名《中国报》，逾桓仍旧为主笔。君以欲集大事，而无军资，终不克以揭义旗。而吾党之艰窘，至是已不可名状。适君与李书城、孙元曾攫得日本秘密之图籍数十种，乃与孙元、熊承基商之，欲以鬻于俄。俄人出价百万，方谓可成，长春人臧冠三举发之。承基为清抚陈昭常所捕，谒于哈尔滨，以要击载洵也。昭常于承基行箧搜获元与承基往来书信，电达清廷，旨交民政部、提督衙门、顺天府一体严拿。孙元，一名孙铭，字竹丹，寿州人，为吾党健者，时居北京西河沿之元成店。君急往告，乃逃天津，匿孙毓筠家，以访拿亟，走日本。武昌起义之前，不知为何人所杀，君迄今痛之。
什刹海者，古称积水潭，位清监国摄政王载沣邸前。其东有小桥焉，所以疏水者也，为载沣入朝乘舆所必经。警吏忽于其下获一炸弹，伪为镇静，实则大索京师。君以告白逾桓，谓宜少避，乃未旬日，而汪兆铭、黄树中、罗纶三人被捕矣。清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议处凌迟。君谓善耆：“杀一警百，为昔日陈言，今则民族之义深中人心，兆铭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善耆以告，载沣亦以为然，欲为保全，苦无其例。君又为言：“日本维新之初，德川家臣忧本武扬者，以叛其政府，擒于战阵，因其曾习海军，不忍刑戮，惟拘囚之，以俟悔过，而日本之海军卒为武扬所兴。人才难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爰定兆铭等以重禁锢。乃黎宗岳至是欲首白逾桓于警厅，君力营救之。宗岳曰：“此章厅丞意也。”盖自炸弹事显，逾桓以君之言，心甚忧之，疑为黄树中而促其行，树中秘之。因弹壳制自三盛合铁厂，内城左一区区官陆震适为铁厂经理，弹图尚存，适与符合，因此追迹，而遂一索而获。宗岳见逾桓、树中恒相过从，因以白章宗祥，是以益攻逾桓而不能舍。夫以兆铭之击载沣，人证确凿，必死无赦者，君尚能以三寸舌谈笑而活之，况逾桓之本无同谋者乎？宗岳知非君敌，乃使其徒党朱通孺者，蜚言兆铭之狱为君所发。君虽闻之，不以一言置辩，知者以是益敬君之为人。
山西保皇遗孽梁善济，假交（文）民人抗禁阿片，以媾兴大狱，力倾吾党。清抚丁宝铨，亦保皇党人，买宗岳之《中国报》为其机关，欲有逮捕，必先于报捏其罪而诬之，按名以索，无有幸者，若解荣辂、景耀月、王用宾、刘绵训尤掊击之不遗余力，张士秀于以下狱，荆育瓒于以访拿，严刑酷罚，三晋骚然。君为言于善耆，削宗岳警官之职，放之回籍。所不能安于太原者，多以燕市为逋逃薮，而宗岳仇君之心，由是益切。君则以苟敌吾党，虽万钧而敢抗之，而不以此介于怀也。
广州之役既败，清督张鸣岐日电民政部，告以党人尽入长江、北京。善耆密以询君。时君已得宋教仁书，知将有大举消息，故持镇静，笑谓善耆曰：“党人戮者大半矣，余则尽走东南洋耳，海内寥寥，无足惶吓。观于章宗祥、金邦平等侪，当年非不气焰上冲牛斗，而一入仕途，则柔媚有若无骨者，王又何忧？建伯张皇，特以邀功者也。”善耆深信之，匪特南北纵横，党人无碍，而田桐、白逾桓、景定成、熊克武诸人经营于清廷辇毂之下，警吏非不日有所周内，善耆以君言而胥弗听。
吴禄贞、刘道仁皆以君介之入兴中会者也。武昌兵起，清廷檄禄贞以陆军第六镇调前敌，君力尼之，告以太平之战所以难成者，以北方无大兵以为之援，诚能西联晋军，以扼南北之吭，其取北京犹在掌握中，禄贞遂谢病不行。山西独立，君谓亟宜以剿山西为名，可留军之半，否则六镇尽赴湖北，君虽不行，徒手不能以为战。禄贞韪之，请命清廷，果获许可，惟以所遏之兵数只五千，不足应用。会陆军二十镇张绍曾之兵止滦州，以挟清廷，禄贞躬往联合，议以禄贞率军攻西直门，绍贞率军攻东直门，成约而返，以九月十五日为期。禄贞军驻石家庄，用君前议，往说山西军。山西军务司长仇亮、娘子关守将姚以价以素昧禄贞之为人，阳虽许之，兵延不发。是时白逾桓亦只身渡辽，游说张、蓝二军，独君在京筹策内应，以刘道仁往禄贞军助之。而绍曾竟失约，及仇亮以晋军五百人十六日来会，而禄贞已于前一夕被戕矣。汪兆铭以是时出狱，君告以大势已得八九，清廷苟知天运，则吾党必不以周之亡商、明之亡元者以亡清也，保存虚位，何妨吾仁？人谓此为兆铭上海会议优待条件所由本云。
越日，逾桓自辽归，与君把臂痛哭，谓十载经营，将堕于一旦。然默观人心，已厌清德。今大总统袁氏为清督师，君夙知袁氏非忠于清廷者，惟虑袁氏夺以自帝，爰商白逾桓、汪兆铭、李煜瀛等，创京津同盟会于天津。以孙棨、石德纯、张国臣、陈重华游说毅军；令刘纫秋、裴梓青设秘密聚会所于宣武门外之福音堂，以招青年之奋勇者；与日本人青木山泽定购炸弹万丸，手枪百柄；以陶鸿源、蒋奇云编暗杀队；使涂冠南赍书南下，求助于上海军政府。其时汪荣则说禁卫军，丁季衡则说警察兵，丁汝彪则说游击队。清苑王佐臣有义民六万人，五虎岭张洛超有义民八千人，深州李真、冀州骆翰选有义民二万人，以刘辛、赵鼎华、江寿祺、郝濯、许润民、许笏臣、刘益之、李树毂、徐彤卿编之成军；而陆军第三镇则有林世超以为之应；又有李寿金招马杰千人，由张家口以来京；而毅军尤勇跃奋发，磨刀霍霍。人悉鼓舞、议欲直辟大清门，以擒清帝母子者。君虑纪律不齐，有乱社会秩序，列邦使馆均萃京师，万一惊及外人，非计之善；且为民军之敌者已非清廷，而世凯之子曰克定者，亦杂于其列，惧泄其谋，故十月初九日议虽决，而未遽起也。以民政部大臣赵秉钧为袁氏之所最信任，躬往说以停战媾和之道，勿为满族自相残贼，苟赞共和，则民国之大总统，岂四万万同胞之所靳惜？秉钧谓袁氏身为督师，势不能不一战，今汉阳既下，则袁君可以为辞矣。君告以苟战武昌，必有以五步而溅袁氏之颈血者。越日，清廷命唐绍仪、杨士琦为媾和大臣。
先是，北方民智不开，报多君宪党之所设。君与白逾桓、景定成谋之，非自报不足以扩势力，而资无所出，竟以毅力为之，屋无半椽，苟且将事，纸墨印刷，则赊其所相识者，文稿垒垒，以襟袖储之，盖则今之《国风日报》是也。出未逾月，风行三辅，方得僦小室于南柳巷中，以支笔砚。孰知朱通孺又已向警吏举发，指君与逾桓之名而控之，谓为革命机关。逾桓以奉天之事尚未能以其姓名而显于世，君惟力与之敌，竟获无事。然清吏终以是事，借端窘之，盖无日不在狂风骇浪之中。至武昌起义之后，尤能大声疾呼，以唤起北方人士爱戴共和之真意。君主立宪维持会会长冯国璋至以兵队架巨炮于其门，以钳制其言论，而毫弗为屈。和议匝月，相持无让，闻袁克定已以廖宇春、朱芾皇往南京，说以推戴袁氏为大总统者。君谓机不可失，与丁汝彪谋，因为草疏，劝清廷退位，由秉钧以示袁氏。奏上，清廷开御前王公大臣秘密会议。亲贵监廷，相顾诺诺，惟载洵少持异议。君方谓共和可以告成，而袁氏忽以唐绍仪与民军签名为无效，君愤甚，此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华门外炸弹所自来也。袁氏未伤，伤其乘马二匹，护卫统带袁金标以碎头而死，护兵以受伤死者七人。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为袁氏所杀。警吏封其霞公府十六号之秘密室，捕陶鸿源，以无实据而释之。君时居海岱门内麻线胡同，中夜，有日本人须佐橘治者，持械闯入，力以击君，以械为君所夺，乃逃而去。其时善耆、良弼以革命之事悉君酿成，曾悬赏一万五千金以杀君，须佐之来，盖其所遣者；而铁良亦以草退位奏稿，令其党曾广为要刺君于途，以苏锡弟预以告知，乃以获免。而君狙击之凭证，则被警吏吴篯荪所搜获，民政部秘书丁惟忠密以示君，君乃出京，以李煜瀛、易昌楫与江寿祺、林世超、赵鼎华、刘辛所议，以陆军第三镇之兵，及清苑王佐臣所属之六万人，直捣北京，君亦以毅军夙有成约。鼎华等以煜瀛、昌楫所给兵费五千不敷所用，君爰偕刘辛赴南京临时政府，谒前大总统孙文，请给资以为北方之助。妄者以君来自北方，谓为袁军间谍，非戮之不足绝患，而孙文不听，以君所请，交陆军部议允之。将授君为幽燕招讨使，会清廷赞成共和，君遂谢孙文。以安徽桑梓之邦，黎宗岳窃据皖南，应皖军政府之召，充高等顾问，而宣歙之保全，以君力为最多。
君貌俊伟，须眉奕奕，性爽直，不能容人之过。民国既成，叹世风之犹昔，而半生患难知交多埋碧血，颇欲效黄梨洲之隐南雷，收辑故人之遗迹，尽力表彰，以付后世。故南京政府之北迁，农林次长一席谓有以俾君，而君则绝莫过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