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
出身籍贯：东京，开封府，汴梁。
职业：书童，殿帅府太尉职事。
基本经历：宋末年人。初为苏轼小史（书僮），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送给曾布后事枢密都承旨王铣，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即徽宗）。宋徽宗即位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在任时宋军政废弛，于靖康初病死。
身高：
相貌：不详
星座：不详
性格：心胸狭窄，阴险狠毒。
爱好：踢足球
社会关系：俅的老爹高敦复，因子而荣，当了节度使。高俅的兄弟高伸、高傑，一个进士及第，官至延康殿学士；一个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
高俅的几个儿子，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高尧辅为安国军承宣使，高尧康为桂州观察使，真是满门朱紫！还有一个（存疑的）高柄，绍兴十七年（1147）被封为昌国公，见《宋史》卷二十一。
基本评价：高俅是很有才华的，如蔡京严嵩和砷，但这样的运动性人才，只有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才不至于出乱子，其实高俅也是遭了许多磨难的人，最后才爬到高位，人是自私的，不管怎么说高俅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宋徽宗。但千里马是在靖康之耻前病死，也算善终了，比起伯乐宋徽宗是幸运了，高俅的发迹不偶然，因为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会有这样的大臣，所以认准一把手很重要。
金圣叹评《水浒》曰：“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老金这话说得有些道理。我在下笔写绰号谈的时候，以谁打头颇为踌躇。好汉第一个出场的应是九纹龙史进史大郎，但儿子却说：高俅高二是有绰号的第一位登场的人物。于是黄口小儿的话就成了圣旨，于是尊办，觉得儿子和金圣叹的智商略仿佛。
高俅，本是个奴才，是个帮闲的角色。高俅是《水浒》写的帮闲浮浪之人，但真实的高俅是苏东坡的书童，深得东坡先生赏识，东坡外放后，推荐给了朋友。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后来《水浒传》却写作小苏学士，由苏轼而苏辙，让弟弟背了口黑锅。高俅在《水浒》中本没有正二八经的名号，书中如此写高俅：“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
我们可以看出著者的态度，“高俅”本是绰号，由绰号而成了正经的写在档案上的名字户口上的名字，这里面是轻蔑和戏弄。“俅”者，是一句不雅的话，指男人的私处，现在我们还把那活儿喊作“老二”，由“高二”叫成“高俅”，就好比我的老家有人的绰号“二狗吊”如加上姓氏，“某二狗吊”办成身份证，一定是令人不堪。但高俅的名字里有男人的生殖器符号，却照样做到大宋朝的五星上将，指挥千军万马陆海空部队，这也可看出大宋朝的不堪来了。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市井无赖，因为一个机缘，用毛泽东的话“谁说鸡毛不能上天？”风云际会之时，一个“鸳鸯拐”就博得了举世的繁华，从足球国脚到军队混事，这反差玩笑确实也大了点。高俅本是听从主人的话给端王送玉做的笔架和镇纸，但偏巧端王踢球，高俅就在人丛观看，一个球飘飘忽忽飞来，“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毬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于是端王留下了高俅，后来端王成了宋徽宗，作为端王的旧臣，整天在足球场切磋技艺的哥们自然也入主朝庭，由帮闲而帮忙了。历史上的宋朝的文官是考试选拔，高俅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宋徽宗就让高俅带领军队，而军队的干部必须有地方工作的经验和功劳，于是宋徽宗就让高俅到地方挂职锻炼，《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有，“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高俅从一个奴才到军队的统帅，20多年宋徽宗宠幸不败，但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当金人的马队到来时，宋徽宗和儿子只有做阶下囚的份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得屡试不爽，宋朝开国把南唐后主李煜囚禁，后来赵家的子孙也被别人囚禁，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
我想，不在宋徽宗提拔重用高俅，而在他自己败坏了自己的江山。东汉末期朝廷中的新贵，大半是市井流氓，许多厨子屠夫也都穿起锦服绣衣，大摇大摆。长安城中的父老编了一首歌谣讽刺他们：“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形容这些不像样的新官儿。“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这样的东汉的干部政策到了宋代又开始上演了。官爵王位不再是尊崇能力，而是家奴的象征，鸡鸣狗盗出其门，而正直之士呢自然就逃避，或者一些脑筋不开化的文臣武将还在那儿以热血修补江山，但你的血到底值多少钱一斤，这可使人怀疑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官位的贬值败坏了世道人心，于是世道人心也不古起来。恶性循环，最后，好的为坏的殉葬，大家一块过三年，一块念悼词！
但是我还是有点想法，想赵匡胤一根军棍打遍天下，他那时帮忙的人一定不是高俅之类。皇帝也需要娱乐，也需要下围棋打桥牌需要歌星陪伴，但是帮闲的就是帮闲，帮忙的就是帮忙，两种事最好不要拧到一搭。象文革中戏子做到政治局委员，“李玉和”做到文化部长，庄则栋由小球而体育部长，这就有点不正常了。还是鲁迅先生的眼光毒辣犀利。他在《从帮忙到扯淡》中说：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满于后者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划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
其实先生也是替那些杂碎的王朝瞎费心，中国人“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哪个瘸腿驴不想卖个马价钱？我想到我小时侯，父亲让我学炸丸子学做凉粉学做羊肉汤，父亲说，有个好的手艺，以后就能混社会。想高俅也是学一门手艺，他的手艺的价值达到了最大化。这也是许多的鸟人羡慕的。但话说回来，帮忙还是应该和帮闲分开好点，武则天好男宠，只供床头的欢乐，但绝不叫他们穿朱戴紫坐到案头。有一次，男宠挨了宰相的一顿奚落和暴打，于是夜间就吹起枕头风。聪明如武则天确实是不世出的政治家，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你以后避开他就是。”帮闲的在床头，帮忙的在案头，大唐的江山是案头那些大臣的事情，帮闲的只是一些出力流汗的小人，这如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