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失去的街道，很多没挥衣袖也带不走的云彩，好像是洗坏的照片，没有人要留存了，只有我自己把它们在记忆里一一存档。要那些档案做什么呢？好像记忆能使岁月延长似的。台北的捷运做得真好，四通八达，好像在纽约或者巴黎，拿一张地图在地铁中出没就可以到处观光。车子新，排队的人也不争先恐后。奇怪，我们在海外的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台湾为什么反而天天都是些政治闹剧？真正的台北街头，井然有序，实在并不吵闹。
政治在台北人的生活中不过是一个小节目，可在我们海外的“呆胞”心中却像是全部。也许是台北的生活我们无法参与，只有政治还有那么点空间可以挤身而入，使得我们芝麻都放大成绿豆了。
一下飞机，赶上西松国小的八十年校庆，陪两个上幼稚园的小侄儿去参加他们学校的运动会。虽有返老还童的感觉，但是，即使由时光隧道可以回到从前，说实话，我是不想回去的。满操场的人，家长和学生，都像是在哪儿见过的。我的噩梦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考试考试考无数的试。
校长在台上戴着印第安人的羽毛帽，小孩子在下头跳着火鸡舞，想起来离开美国时正是感恩节。可是美国人感念印第安人之恩，跟台北人何干？真是有趣，好像富足之余，节日是多多益善，外国的本地的，都不想漏掉。
小孩子不过表演了一场健身运动似的火鸡舞，老师们却发给他们每人一小盒点心，一纸盒的红茶，还给孩子们抽奖。我小时候当模范生才得到一盒铅笔而已呢。大概幸福也有时效性，过了那个瞬间，就不一定能被称做幸福。
这些孩子，这些家长，还有在台上致辞的某某市议员，真的，像电影中的场景，又像老照片。也许幸福是比出来的，我们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幸福，他们去跟谁比？不久前看过一部伊朗的电影，兄妹俩共穿一双球鞋上学，做哥哥的参加赛跑最大的心愿只想得第二名——可以得到一双球鞋。谁知学校老师非要他跑第一名不可，因为第一名可以给学校赢得一座巨大的奖杯和报上头号的照片。他跑得满脚起泡，得了第一，结果还是穿着那双破烂的球鞋回家。
我的侄儿好像很幸福。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小小年纪有那么多“神奇宝贝”的卡片可以诱人。可是他们的父母，时常一个在大陆、一个在香港，孩子们天天跟一个既不会说国语又不会说台语的菲佣在一起，所有的娱乐跟那台三十几英寸的大电视息息相关。我很想问他们：什么时候是你们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呢？
幸福是瞬间的感觉还是回首所来处那段依依的流程？不要说幼稚园的他们无以回答，我至今也不知答案是什么。也许是现代人对牺牲的定义与我们有别，儿女并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了。
风里雨里，我送过母亲一程，一送送走了二十年。
去阳明山扫墓是这次返台的重点。都二十年了，想想千禧年也不过才说了没多久似的，千禧却也过到了尾声。死亡把一切都凝固，连时间也不再相对生长。我在老去，母亲却没有。
墓碑上重新读到母亲去世的年纪，才忽然明白她走时是多么年轻，禁不住悲从中来。那时候觉得她是母亲，所以总是要比我先走的；那时以为她老了，所以要先走。如今，我知道她走时正是我现在的年纪，连头发都没有白透。可是竟没能留得住她。
拿起帽子，说声要走，就走了。要是有这样潇洒的离别，人生才算圆满吧。
从前我在她怀里，如今她在我心中。偶在路边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面写：一路上有你，真好。
归来写诗一首：送别。
诗，也许是我最后的逃亡。
后来又去了一次阳明山，在竹子湖吃了些很稀奇的野菜，在云深不知处的曲折山路上走走，觉得阳明山美丽如昔，并不输给世上其他的名胜。幽静的山中，看到一所森林小学，修的是环保还是禅？我上小学时，环保和禅是做梦都做不到的。
回来再写一诗：《难忘》
难忘山间一条曲折路
两岸长着正在死亡的箭竹
原来翠绿的竹子一世纪才死一次
不知是我来晚了还是来早了
迫不及待的山楂树悄然接替了竹的位子
我想起一首古老的情歌
唤你的名字
在一口被垃圾掩埋的古井
人们都曾经想从井中汲取故事
遗忘却变成了最好的救赎
凄清地 竹子一般地消失
只有我一直带在身边
清醒时有它
睡梦里它飞翔
几时近乡几时情怯
我早熟的春天依稀还在这里
格物致知
去“三民书局”时，早已听说“三民”是个“帝国”，果然。十一层的文化大楼，工作人员四百，书店之外还有花园及员工餐厅，一个出版社有这样的规模，说是书的帝国倒也不算夸张。
原来只是约雪梨见个面而已，没想到竟得董事长刘振强先生接见。叨扰了午饭不说，与刘先生的闲谈中听他说到的两个小故事却使我感动莫名。
一个说的是他最近参加一个葬礼，有位朋友在追悼会上穿了件非常不合身的西装出现。每个人都以异样的眼光相看，想这种场合也该穿得体面些吧，怎么也不至于只有这么一套衣服出客吧。正纳闷着，不久，此人站到台上开始致辞，他说：
“死者是我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我年轻时穷。找到第一份工作时，他特地来送了我一套西装，要我体体面面地去任职。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
这一份情谊，我永不会忘记。
如今，我又找出这套西装，来为我的好友送行。让我穿着它，送他一程。”
我听了，眼泪差点要流出来。不知道怎么会说起来的，但想到琦君从前就跟我说过刘先生是个很重情义的人。是的，心里有情有义的人，谈吐中也都是些有情有义的故事。
后来又听他说：以前书店开在重庆南路的时候，常去新公园历史博物馆看画展，有一张画至今难忘。是一张四十年来都忘不了的画。
画的是什么呢？这么难忘。我忍不住要问。
“画的是春天，春天的水边，芦草都在发芽。但是，其中有一枝芦草却已折断。一枝折损的不能再发芽的芦草，在春天的意象中特别叫人感动。我在那画前流连再三，看了又看，不知去看了多少回。三千元，那个标价对当时的我是个天大的数字。可是我就是忘不了那张画。终于有一天我下了决心要去买画，谁知道画上已贴了红条：辜先生买走了。”
一顿中饭居然吃出了许多的极短篇来，不但使我对“三民”刮目相看，更使我明白出版商与出版家的不同。
原来以为三民是跟三民主义有关，现在才知道不过是三个小老百姓的意思。琦君的另一半唐基先生常说，从前他跟刘老板是骑着脚踏车去给人送书的，那个年代的书与做书的人，真的像一群精神贵族。如今，因书致富的人很多，可敬的贵族却寥寥无几。
后来去了格林出版社，又见到了另一种出版的格局。如果三民像工厂，格林像个手工艺品店。在格林见到的几位编辑真年轻，工作像在玩，都是搞的艺术书。书在这里像礼物，天天工作不就像在过圣诞吗？以前艺术家要在文学中找灵感，现在艺术颠覆成功，文学家到艺术当中讨饭吃呢。
玩笑中，王开平说格林的老板是四大帅哥之一。我说那其他三位呢？他说：还没选出来。我想起年轻时的隐地来了。不过，这回见到的隐地，虽没有从前那样的爱帅，却多了另一种沉稳的风度。（嗯，学浅，不知徐娘在历史上有否相对应的男性？）
莺歌，有一条陶艺老街，宛若天降，是用陶土捏出来的世外桃源。
去时微雨，正合着坐上老火车的心情。不过，这次坐的却是电车。
出了繁华的台北市，过了几个陌生的站名，这才找到了我所熟悉的台湾。以前家住南投，寒暑假回家都是这样一站站望着窗外的绿野、水田、牛和鹭鸶才到家的。
“莺歌”的由来，原是有故事的，有只老鹰，给射瞎了一只眼睛。唱歌是在瞎了之前呢还是之后，我统统没弄清楚。为我义务导游的王开平一路在解说着，一路要我老人家自己当心窄巷中来往的车子。我哪能专得住心思？细雨中泥土的气息，拱形的古城牌楼上长满的青苔，湿湿的地面还有人家店里陶瓷艺品的倒影。我的脚在向前走，眼睛老被小城一家接着一家的陶艺店里的东西吸引住。
左拐右拐的，好像上了个坡，才来到陶艺老街。城是老的，老街却不老，像是顺应观光热潮才修建的。但是陶这种东西，就是新的看来也有古意，因此迷人。
会长情意结
我被推上“女作家协会”的舞台，转眼两年，过了这个周末就可以下台鞠躬了，真是打心眼儿欢喜，谢天谢地。还好，我一向靠“第六感”办事，一上台就把顾问一职给取消了，不然还得去另外一个舞台上“打拼”，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其实当“人民”是最合适的，安分守己，好逸恶劳。连怂恿别人上街拉白布条都嫌麻烦，遑论其他。谁知，当一群女作家在一起时，像我这种与世无争者最得人缘。然而，最得人缘者，一当上会长，朋友立刻少去一半。
有的是打着“不想高攀”的名义，自动疏远的。有的要怪自己不够圆滑，莫名其妙就得罪了的。最惨烈者，莫过于因嫉妒而牺牲掉的。其实这个破会长，既无薪金可领，又无交际费补贴，开起会来，自掏腰包不说，还有许多无谓的纷争要来摆平。古人说：当了两天乞丐，连皇帝也不想做了。我是做了两年作协会长，连作家都不想当了。
总统还多少混出一栋“鸿禧山庄”来，我打着会长的招牌替朋友们出两套丛书，编辑费是以人民币计酬的，书信往还传真伊妹儿之外，我出卖的人情与时间却都是以美金算的。也许有人可以用会长做筹码，去当什么委员，我这政治白痴，还能贪图什么？利，绝没沾上边。名？我二十岁就有过了。可是，权呢？会员有两百，出套海外作家丛书只能选出十位，结果我得罪的人比受到感谢的多出好几倍。
有时候我想：芝麻大的“长”，管些芝麻小的事，把我天大的写作事业都耽误了。但回头一看，心下顿悟：原来写作这一行也并非“非我不可”。这等禅机倒是我“额外”的收成。
文人最大的毛病，我想无关名利与权势，而是以为文学高于一切。仔细想想，形而上它不及哲学和宗教，形而下它很不实用。说梦想超现实，它还落于艺术之后。干吗呢？号称是：创造一个精神上的家园。如今，每一个计算机上的蜘蛛网都是一个“新品种的小宇宙”。可是，文人在当文人之前早已信仰了精神战胜一切的美梦，包袱背久了，弃之不舍，只好留守城中，继续苦斗。
从前读到好作品，恨不得是自己写的。后来读到好作品，管它是谁写的，但望从中取得自己的灵感。如今读到好作品，想到：千百年后，它还在吗？到那时候，作者不就是一个符号罢了。
了悟四大皆空还蛮可怕的。当完总统就去当和尚的，至今没听说过。但要是当完会长就不再写作，怕的不是人家以为你当会长把才都当尽了，而是怕人倒果为因，以为才尽的人才肯出任会长。唉，说白了，作家就是四大皆难空的那种人。我只有写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