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自1950年6月25日开战以来，经过交战双方5次大的较量，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中朝联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眼下这种欲胜不能、欲罢不得的局面如何是好？杜鲁门苦思冥想，不得良策，无奈之下，只好又打以谈判结束战争的主意。
其实，动谈判的心思，美国已不是第一次了。每当它们在战场失利之后，都打过这方面的主意。早在第2次战役美军遭到惨败，杜鲁门面对国内对朝鲜战争的一片反对声，只得命令麦克阿瑟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又通过英法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行动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备战，卷土重来。为此，便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让五届联大主席安迪让和印度、加拿大代表出面，要求立即停火。杜鲁门自以为这一手很高明，认为中朝定会上他“假和谈、真备战”的圈套。结果，中国外长周恩来于1950年12月22日发表的声明，给他泼了一头冷水。
中国政府的声明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玩弄的停火阴谋，指出现在停火，美国就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向前进犯。并郑重声明，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联合国通过的一切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不准备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接触。
为了教训美国人，志愿军又马不停蹄地进行了第3次战役，杜鲁门被打痛了，决心发动大规模反扑，但在兵力未调整部署好之前，又玩弄外交欺骗伎俩，操纵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11日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报告，先安排停火，再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和撤退外国军队，最后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远东问题，解决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这一问题，于1951年1月17日提出建议：在中国举行由中、美、苏、英、法、印度、埃及参加的7国会议解决朝鲜问题。而美国这时已作好再战的准备，断然否决了中国的正确主张。战火继续在朝鲜半岛燃烧。
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经过5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杜鲁门才知道不可能在军事上战胜中朝联军，被迫重打谈判的主意，他先后两次找苏联官员，请求促成中美和谈。杜鲁门先后要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向驻柏林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的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和苏联驻联合国正副代表马立克、西门·查拉普金进行试探，但都毫无反应。万般无奈之际，最后只好让与马立克有交情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政策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直接去见马立克。凯南开始时还支支吾吾兜圈子，马立克早知其意，故意不向正题上引，逼得凯南只好讲出老实话：“美国准备与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马立克断定凯南提出的问题肯定有白宫的意图，便追问道：“是恢复朝鲜战争前的状态吗？”凯南答道：“是的，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马立克马上提出，他认为最重要的条件是，“一切外国军队应立即从朝鲜撤离。”凯南却说：“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从朝鲜逐步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马立克步步紧逼说：“朝鲜问题是同整个远东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它不只是朝鲜问题，还有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凯南被逼无奈，道出了美国的真实态度：“考虑到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一般利益，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不能容忍朝鲜落在美国敌对力量的手中，同样不能同意整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马立克闻听此言，露出不悦之色。凯南见此赶紧打圆场说：“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应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来解决，与其他更广泛的远东问题无关……关于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目前不可能谈及，包括朝鲜前途问题在内，准备以后讨论。”在凯南与马立克进行试探性对话不久，苏联于1951年6月23日由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以发表演说的形式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回应。《人民日报》在题为《朝鲜战争一年》的社论中指出：“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合理的。”同一天，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土拉霍马发表演讲，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声称愿意参加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谈判。
中美谈判的大门终于敞开了，杜鲁门在确认苏联的态度准确无误后，电令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以下声明：“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这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麦克阿瑟的胡作非为事件，杜鲁门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下达了严格的训令，指示他将敌我双方的请求“严格限于军事问题”。训令发出后，杜鲁门仍不放心，又指示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说：“你告诉李奇微，在谈判立场上要极其谨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们的最低限度条件，否则不得让谈判破裂。”
中朝方面做出了积极反应，于7月1日通过北京和平壤电台向美方答复如下：“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发表的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1951年7月10日，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
谈判前，毛泽东纵观全局，预见到美国人不会善罢甘休，老实认输，还会有新的反扑。因而适时制定了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的战略：“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谈结束战争。”彭德怀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号令三军“打的坚决打，谈的坚决谈”。同时中朝方面协调立场，制定出谈判的基本方针：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火，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在斗争策略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极大的耐心进行谈判，充分利用谈判揭露敌人，使对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
开城，从公元918年到1392年一直是高丽王朝的首都，原称开京，即开国都城的意思，它距汉城不足100公里，人口不足30万。在它的西北约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来凤庄，庄上有一个富有家庭的宅第。它坐北朝南，过厅后面是宽敞的3间正厅，弧形房瓦盖顶，其他几间已被炸毁，院内有一个用石块砌成的花坛，其间一棵古松造型颇为奇特，可惜由于战争的袭扰，除了古松之外，再没有什么花草奇木可供欣赏了。但这家因战争出逃的房子主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里曾遭战争破坏，现在又成为战争的和谈之地。
朝中方面谈判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及朝鲜人民军的李相朝、张平山。“联合国军”方面谈判首席代表为美国陆军中将特纳·乔埃，南朝鲜的白善烨及“联合国军”的霍治、克雷奇和伯克。
会谈一开始，美方首先在新闻记者采访问题上作文章，接着又提出所谓在谈判地区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毫无意义的争论，使和谈及时顺利进行，朝中代表经研究后由金日成、彭德怀复函李奇微，同意他提出的建立中立区的建议。并指出，“为了不因记者问题这种小事而使谈判陷于停顿和破裂，我们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讨论议程时，会谈双方围绕着撤退外国军队应否列入议程问题展开了为期一周的激烈争论。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不使停战谈判一开始就在谈判议程上搁浅，朝中方面从和平的愿望出发，经过协商，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另一次会议去解决。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终于于7月26日达成如下协议：一、通过议程；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责；四、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和平谈判举步维艰。当谈判进入第2项议程时，又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出现“卡壳”。朝中方面主张，以三八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双方从三八线后撤10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美方坚决主张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数十公里处，企图不费一枪一弹轻易把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攫取到手。
为此，他们荒谬地提出所谓“海空优势补偿论”，为自己的无理主张辩解。他们认为，依据战场实际，除了有地面战线之外，还有海空战线。而“联合国军”握有海空优势，空中战线向北达鸭绿江上空，海军也控制着整个环朝鲜海岸。从“三八线”画线，你们便从中得到很大好处。因此，“联合国军”的海空优势必须在地面战线上得到补偿。对此，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大将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凡是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军事力量是各种力量的总和，而陆军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你们一个军种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地位，必须依靠其他军种的配合。“联合国军”在陆地上的战线集中反映了海陆空军全部的军事效能，如果没有海、空军的配合你们的地面部队早已被赶出朝鲜半岛。你们也承认，在地面部队方面我军占优势，如果你们的海空优势需要补偿，那么请问，我们的地面部队的优势要不要补偿？南日大将的义正词严驳得美方代表哑口无言。被逼无奈，他们就在谈判中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用“静坐”的方式与我对抗。
谈判桌上用“静坐”进行对抗，谈判桌下，积极筹划新一轮的军事对抗。本来就对谈判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李奇微，公然进行军事讹诈，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1951年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了夏季攻势。他们在东线集中美军和南朝鲜3个师的兵力，在航空兵、装甲兵的支援下，向北汉江东至东海岸约80公里的正面的朝鲜人民军发动进攻，目的是企图夺占人民军突出阵地，拉平战线，改变其防御态势，迫使朝中在谈判桌上接受其不合理的要求。人民军在后勤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采用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阻击和积极反击。“联合国军”集中兵力，多梯队轮番攻击，人民军顽强抗击，寸土必守。坚守的阵地昼失夜返，给敌以大量杀伤。战至9月14日，敌军几无所获。此战最为壮烈的一幕是851高地及其以南一线高地的争夺战。朝鲜人民军巧妙地组织了各种步兵火器，特别是发挥了迫击炮的威力，打退了美2师（含法国营）的疯狂进攻，使敌15000多人丧命。心寒胆战的美军士兵，把851高地及其以南一线高地称之为“伤心岭”。整个夏季战役，敌人在付出死伤7.8万人（其中美军2.2万人）的惨重代价后，仅突出东线阵地2至8公里。
“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被粉碎后，遂又于9月29日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
他们采取逐步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并投入大量的坦克，在西线首先以100门火炮和60辆坦克相配合，以月山的突出阵地为重点，开始了进攻。在以死伤800余人的代价攻占该阵地后，又于10月5日由英联邦第1师向马良山地区发起重点进攻。马良山之317高地和216高地，仅4小时就落弹20000余发，地面被削平了1米多，同时8架飞机实施轮番轰炸，尔后以5个团的兵力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我西线19兵团64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激战5昼夜，马良山阵地5次易手，英联邦第1师以伤亡2600余人的代价，才前进了极为可怜的3公里。“联合国军”于西线转入重点进攻之时，美2师、南朝鲜第8师便开始向人民军第5军团防守的文登里以南公路两侧高地实施所谓“坦克劈入战”，每次以20至40辆坦克组成一个集群，在大量飞机掩护和工兵、步兵的伴随下，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实施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偷袭我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逐山占领”。接替人民军5军团担任防御任务的志愿军第20兵团68军204师组成反坦克大队进行顽强抗击，4天时间，击毁敌坦克18辆，击伤8辆，挫败了敌坦克的“劈入”。另外，68军612团1连坚守938.2高地，与敌鏖战5天4夜，连续打退南朝鲜军第8师两个团全力发动的80余次冲击，毙敌1800余人，创造了阻击作战成功的范例。67军在梨船洞周围地区的防御战斗中，以3个连的兵力，顽强抗击敌3个团在60多辆坦克、10多架飞机支援下连续4昼夜的轮番攻击，毙敌4000多人。
经过两个月的顽强防御作战，我志愿军共歼敌15.7万人，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联合国军”停止了进攻。
坐镇五角大楼的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对李奇微发动的所谓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甚为不满。他认为，联合国军的进攻不但在政治上背上了破坏和谈的债务，在军事上也吃了大亏（损失15.7万人）只占了点小便宜（占去646平方公里）。他不加掩饰地嘲讽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需要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