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讲绪论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不知道你们各自从阅读或传闻中已经获得了有关精神分析的多少知识。不过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导论》，我不得不假定你们对此论题一无所知，因而需要一些初步的知识。
然而，我可以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是治疗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方法。这里我可以通过例子来说明，在这种治疗中采用了许多与其他医疗方法不同，甚至相反的方法。在别的地方我们给病人引入一种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治疗技术时，我们通常掩饰它的不利，并使病人相信这种治疗的成效。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对，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们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们并不这样做。我们向患者指出这种方法的困难：这种方法的疗程长，它还需要患者的努力和奉献；而对于它的疗效，我们告诉患者我们不能确定，这依赖于患者自己的行为、他的理解、他的适应性和他的忍耐力。当然，我们对这种显然是反常的做法有充分的理由，以后你们也许会明白这些理由的。
如果说我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把你们当作神经症患者对待，那么，请你们谅解。我劝你们下一次还是不来做我的听众为好，因为我只能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方面的教学肯定是不完整的，以及你们自己在形成对精神分析的判断过程中存在什么困难。我要使你们认识到，你们先前的教育和你们所有的思想习惯的倾向性是如何迫使你们反对精神分析的；为了减小这种本能的抵制，你们必须怎样努力来战胜自己。当然，我不能预言你们从我的演讲中能获得多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但我敢保证：通过听讲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探索，或者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然而，如果你们有人不满足于对精神分析的肤浅了解，而要与精神分析结下不解之缘，那么我不仅不鼓励他这样做，而且实际上还要予以警告。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选择这样的职业会毁掉他在大学里可以拥有的成功，并且如果他开始成为一位开业医生，他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并不理解他的努力，不信赖他、敌视他，并把社会中隐匿的所有邪恶都冲着他。从目前欧洲战争的流毒，你们也许可以推断出会有多少的邪恶。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利之处，仍有许多人受到一种新知识的吸引。如果你们中有些人属于这类人，虽然受到警告却禁不住出现在我的下一次演讲课上，当然不胜欢迎。不过，你们都有权利知道我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困难的性质。
我首先谈一下精神分析的教学和训练问题。在医疗训练中，你们习惯于看到事物。你们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神经刺激导致的肌肉收缩。随后，你们用感官来为病人诊断：他们患病的症状，病理过程的产物，甚至是许多情况下的隔离中的疾病的影响。在外科，你们可以亲眼目睹解救病人的一些积极的措施，并且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甚至在精神病学中，病人表现出的表情变化、语言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大量的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观察事实。这样，医学教师主要扮演指导者和说明者的角色，他们陪你们一起参观博物馆，而你们通过自己的知觉和所展出的对象发生直接的接触，并使自己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精神分析则全然不同。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除了患者和治疗者之间的言语交流之外，别无其他。患者不断地讲，说出他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印象，诉苦并坦白他的愿望和他的情绪冲动。医生则只是静听，试图引导患者的思想过程，规劝并迫使他的注意朝向某些方向，向他进行解释并观察他由此而引起的理解或拒绝的反应。病人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亲戚只对可看到的和可触到的东西，以及宁可是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动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只通过谈话就能治疗疾病”无不表示怀疑。当然，这是短视的和不合思想逻辑的。这些人同时也相信这些患者是“纯粹地想象”他们的症状。话语和巫术最初本是一回事，并且在现代，话语仍具有许多古老的魔力。通过话语，一个人可使另一个人无比的快乐，或使他充满失望。通过话语，教师可向学生传授知识；通过话语，演讲者可吸引听众，并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策。话语引起情感，并常被用做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工具。所以，我们不应轻视在心理治疗中使用话语，并且如果能听到分析者和患者的对话，我们应感到高兴。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听到对话。精神分析治疗的对话是不许旁听的，它不能被证实。当然，在精神病学的讲座中，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神经衰弱或癔症的患者。但患者只叙述他的病情和症状，而不会涉及其他。只有在患者对医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的条件下，他才能畅谈分析者所需的东西。在他看到有一个与他无关的人在场时，他会变得沉默无语。因为这些东西涉及他最隐秘的精神生活，作为一个社会上独立的个人，他必须对他人有所隐瞒。不仅仅如此，作为一个纯一的人格，有些东西连他自己也不愿承认。
所以，在精神分析治疗时，你不能成为一位听众。你只能被告知，严格地说，你只能靠道听途说来了解精神分析。这种间接接受讲授的结果会使你感到形成自己的判断十分困难。这显然主要依赖于你对提供资料的人所能给予的信任。
让我们暂且假定你们正在听历史演讲而不是精神病学（psychiatry）演讲，而且演讲者正在讲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和军事事迹。你们靠什么理由相信他所报告的是真实的呢？一眼就可看出，这种情况甚至赶不上精神分析的可靠性，因为历史教授和你们一样，也都没有进入过亚历山大的军营。精神分析者至少可以告诉你们他自己曾参与过的事情。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证实历史学家所告诉你们的东西。他可以叫你们参考迪奥多罗斯、普鲁塔克、阿利安等古代作家的报告，他们或者与提到的事件同处一个时代或者至少是比较靠近。他还可以请你们看保存下来的钱币和国王塑像的复制品，并且他可以向你们展示庞贝人的有关伊索战争的镶嵌画的照片。然而，严格地说，所有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早几代的人已确信亚历山大的存在，确信他的事迹的真实性，而你们对此也许又要进行批评，你们会发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报告并非都是可信的，或者并非都能在细节上加以证实。然而，我敢说你们不会由于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而离开教室。你们的决策基本上是受以下两点考虑的制约：首先，演讲者没有可以想象出的动机，来硬要你们相信他自己都不认为是真的东西。其次，所有的史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这些事件。如果你们要继续考证更古老的记载，你们也会把同样的因素考虑在内：提供资料者的可能的动机和见证人彼此的一致性。你们的考证结果无疑将再次证实亚历山大的情况，但对于摩西和尼罗特这些人物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随后，你们将有机会弄清你们对精神分析报告人的可靠性所抱有的疑虑。
你们将有权提出另外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没有客观的证据，又不能证实它的可能性，那么人们如何学习它，并相信它的假设的真实性呢？当然学习精神分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并且恰当地学习它的人又寥寥无几。但要学习精神分析仍然是有可行的方法的。一个人可以通过研究自己的人格来自学精神分析。这与所谓的自我观察不完全一样，不过，在必要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归于其中。在受过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之后，有许多日常的和普遍熟悉的心理现象，可以成为自我分析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就会获得对精神分析所描绘的真实过程以及对精神分析观点的正确性所需的信任感。然而，由这种方法所取得的进步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可以在有实际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自我分析，体验自我分析的效果，并且可以找机会去学习掌握分析者微妙的技术。当然，这种好的方法只适合于单个人，而不适合于整个班级的学生。
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你们与它的关系。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使你们自己对它承担责任，至少现在你们已成为医学方面的学生。你们的早期教育已使你们的思维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倾向，这使你们远离精神分析。你们受到的训练在于为有机体的机能及其失调寻找解剖学的基础，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来解释它们，并用生物学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但是，你们的兴趣从不稍稍指向精神生活，毕竟在精神生活方面复杂的有机体达到其最高成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思想的心理方式对你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你们已习惯于怀疑它们，拒绝它们的科学特性，并且把它们交给门外汉、诗人、自然哲学家以及玄学家（mystics）。这种局限无疑会有害于你们的医疗活动，因为作为所有人类关系中的规则，你们的患者首先展示的是他们的心理面貌（mental facade）。你们本来轻视那些江湖术士和巫师，可是又不得不让这些江湖术士和巫师们收到一部分你所寻求的疗效。
我们不得不接受你们教育中的缺陷之处，我知道那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你们在学校里没有哲学的附属学科可以为你们的医学目的提供服务，没有在大学里所开设的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以及所谓的实验心理学（它和感官生理学紧密相联），来帮助你们认识身心之间的关系，或为你们了解心理机能的可能的失调提供指导。医学中的精神病学固然专门描述各种心理障碍（mental disorders）并把它汇集成临床经验本体。但在某些时候，就连精神病学者自己也怀疑他们的这些纯粹的描述性假设是否可以称得上科学。对这些临床经验本体所包含的各种症状的起源、机制以及相互关系还是一无所知。在大脑的解剖构造中没有可观察到的变化与它们相应，或者这些变化无法解释它们。只有当这些心理失调被看作器质性疾病（organic disease）的间接结果时，才有治疗的可能。
这是精神分析所要填补的空缺。精神分析试图给精神病学提供它所缺乏的心理学基础。它希望为理解身心障碍发现一种共同的基础。要实现这个目的，精神分析必须放弃各种成见，无论是解剖学的、化学的或是生理学的，必须全部运用纯粹心理学的观念来操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在你们开始时，会感到很生疏。
第三个困难并不是由于你们的教育或你们的心理态度引起的。精神分析有两个假设触怒了全世界，并使之不受欢迎。其一是冒犯了理性的成见，其二是冒犯了美育或道德的成见。我们不应太轻视这些成见，它们很有势力，这些人类发展的沉淀物是有用的和基本的。它们通过情绪力量而存在，与它们斗争是很困难的。
精神分析所提出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主张是：心理过程自身是潜意识的，并且整个心理生活只有某些个别的活动和部分才是意识的。你们知道，我们反而习惯于把精神的东西当作是意识。我们把意识仅仅看作是心理的确定的特征，并且把心理学当作是研究意识的内容。这种看法是如此明显，任何对立的观点都会被认为是胡说。然而，精神分析又难以避免这种对立。它不能接受心理的即意识的提法。它把心理定义为情感、思维及愿望等的过程，并且它坚持认为存在着潜意识的思维和未领悟的愿望。这种主张一开始便失去了那些清醒的有科学头脑者的同情，而被怀疑为想要故弄玄虚和浑水摸鱼的荒谬巫术。但是，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当然不易了解我为什么把“心理的即意识的”说法视为偏见。你们也无法推测，什么样的发展可以导致对潜意识的否认——假如这种东西真的存在——以及这种否认具有什么好处。于是，心理生活是否和意识同范围或超出于意识的范围之外，这种争论就像是一种空洞的文字之争。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存在着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为人类和科学的一种决定性的新取向铺平了道路。
你们还未能了解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命题和第二个命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现在来叙述第二个命题。这第二个命题也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它主张被描述为性的本能冲动——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的重要起因。进一步讲，正是这些性冲动为人类精神最高度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在我看来，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结果的反感才是精神分析所遇到的抵抗的最为重要的根源。你们愿意听我如何解释这种事实吗？我们相信，文明是在生活要求的压力之下以本能的满足为代价而创造的；并且我们相信，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断地重新创造的，因为新进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体重复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满足。而在所利用的本能力量中，性冲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得到升华，这也就是说，它舍弃性的目标，而转向其他的较为高尚的社会目标。但这种安排是不稳定的；性冲动不易控制，并且参与文化事业的各个人都不免有受性本能反抗的危险。社会相信，性本能一旦被解放，并且回复到它的原始目标，文明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不愿意知道它的基础有这个不稳定的部分。社会对识别性本能的力量或证明性生活对个体的重要性不感兴趣。相反，出于教育的目的，关于性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容忍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而宁愿将它视为丑恶的、不道德的或是危险的。但这种异议并不那么有效，因为精神分析的结论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如果矛盾公开的话，它必须有相当的理由。人们天生具有把不合意的事实看作虚妄的本性，并且很容易地找出论据来反对它。这样，社会把它所不能接受的东西看作是不真实的。它用逻辑的和事实的论据来诋毁精神分析的真实性，但这些证据是以情绪为根源，并且坚持这些异议使之成为偏见，不允许任何推翻这些偏见的尝试。
然而，女士们，先生们，可以说维护这个有争议的论题，我们并没有什么图谋。我们只想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相信自己通过艰苦劳动的所得。我们还坚持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不必照顾到个人实际上的成见，不论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成见是否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