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为保护自己而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不能不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分析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虽然像这样的禁律最初是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但它往往向外扩张，后来便成为患者日常行为中各种严厉抑制的起源。该结果也可在女性性生活中找到，这些女性甚至在思想上都不准涉及性。传记可以表明，几乎所有的已故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受到因宗教对思想的限制而引起的伤害。另一方面，理智（或用大家熟悉的名称——理性来称之）是一种力量，在对人类施加一种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它抱有极大希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因此几乎难以实行统治。可以想象，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单位，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啊。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向进一步的团结。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像制约思想的宗教戒律那样，反抗这样的进步，它对人类未来而言就是一种危险。
于是，人们会问，宗教为什么不以下述坦率的申明，来结束这场对它而言毫无希望的争论呢：“事实是，我不能给予你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你们需要那东西的话，你们就应坚守科学。但是，我要提供给你们的，相对你们能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一切而言，是更美丽，更令人宽慰，也更使人高兴的东西。因此，我告诉你们，宗教是另一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认，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所有对人类大众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真理。他无法想象更高级的或最高级的真理会是什么样子。对他而言，真理似乎与死亡一样，是没有等级程度之分的；他无法从美飞跃到真。也许你们会像我一样，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因此，斗争尚未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支持者信奉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种科学是什么？它竟倨傲地诽谤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几千年来一直给无数的人带来帮助和安慰的宗教？它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今后我们能期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它自己也承认，它无法带来安慰与兴奋。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的理论又怎么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吗？它能向我们描绘一幅清晰的宇宙图景吗？或向我们表明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或说明心灵力量怎么能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它表示尊重。但至今它尚未解答任何一个问题。它向我们提供种种所谓的发现的碎片，而无法使之相互协调；它收集事件发展过程中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种一致性称为法则，提出其狂妄的解释。你们想想，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是多么微小啊！它教导我们的一切都仅仅是暂时正确的：今天被称赞为最明智的东西，明天可能被否认，而代之以别的东西，尽管这东西将再次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而且，为了这个真理，我们将牺牲我们的最高利益。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只要你们自己是受上述言论冲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支持者，这种批评就不会过于严重地动摇你们的信心。在此，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有一次，那个“恶魔”对着他所厌恶的议会大声咆哮：“这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它是派别性的反对！”与此类似，正如你们所知，宗教以一种不公正的、邪恶的方式，夸大地指责科学尚未解决有关宇宙的问题。科学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因为科学非常年轻——是较晚形成的人类活动。仅选几个日期为例，我们应该记住，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法则距今只有大约300年；把光分析为各种颜色的光谱，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逝于1727年——也就是说，距今不过200多年；拉瓦锡（Lavoisier）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发现氧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个体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现在我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了；然而达尔文（Darwin）出版其著作《物种起源》时，我却早已出生了。同年即1859年，镭的发现者居里（Piere Curie）也诞生了。即使你们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腊时期精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Archimedes）；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us）的先驱、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 of Samos，大约公元前250年），甚至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天文学的最早开端，也只不过涵盖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人类从类人猿形态进化到人的、肯定有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而且，我们应该记住，上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新发现，带来了科学如此之迅猛的进步，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批评的正确性。科学的前进的确是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和艰辛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或改变。难怪在另一个阵营中的先生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被宠坏了：“天启”使得他们过得安逸自在。科学研究的进展一如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把各种期望带入工作中，而这些期望又必须严格地加以控制。在观察中，我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会发现某种新东西；但一开始，它们只是一些不能黏合的碎片。我们提出推测，建立假设，倘若没有进一步证实，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推测和假设。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准备，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放弃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们而忽视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后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报，那些支离破碎的发现自行组合起来了，我们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了。但在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实验所提供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而且，在对科学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认为科学盲目地从一个实验摇摆到另一个实验，它用一个错误取代另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真的。科学通常像雕塑家摆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这一样稿或者往上加点什么，或者拿掉一些什么，直到达到一种满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与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体相似了。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学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基本原理，它只被修改过和改善过，却没有被推翻。在科学活动中，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批判中的那么糟糕。
对科学的这些猛烈的污蔑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尽管科学目前还不完善，而且困难重重，但对我们而言，科学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宗教的宇宙观则不然，它的要点完美无缺，如果它曾经是谬误，那么它肯定永远都是谬误。对科学的贬低绝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努力考虑到我们对外部真实世界的依赖性，而宗教却是一种幻想，它的势力来源于我们各种本能的欲望性冲动。
我有责任接着考察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别的宇宙观；但我极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严格地说，我没有能力评判它们。所以，在听以下论述时，你们必须记住这个限制条件；而且倘若你们对这种考察有兴趣的话，你们应当到别处寻找更好的指导。
在此，我必须首先提及哲学的各种不同体系，它们敢于根据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来描绘宇宙图景。我已经努力对哲学的特征作了普遍的考察［见第160页］，但我恐怕不具备少数人那样的资格，他们曾经建立了对哲学不同体系的评价。因此，我请你们一同考察另外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被忽视的。
第一种宇宙观好似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复本，而且可能就来源于它。当然，过去就已有这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intellectual nihilists），而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似乎冲昏了当今虚无主义者的头脑。他们的确是从科学出发的，但他们设法迫使科学自我取消，乃至自绝；他们派给科学一项任务，即通过否认自己的各种权利来消除自身。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虚无主义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态度，上述任务一完成，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科学被消灭了，这个虚空出的空间就可能被某种神秘主义填满，甚或被陈旧的宗教的宇宙观所填满。按照无政府主义理论（anarchist theory）来讲，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样的事物，即对外部世界的确定认识。我们所公布的像科学真理的一切都不过是我们自身需要的产物，因为这些需要一定会根据外部条件来获得满足：这再一次证明，它们是幻想。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能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这是绝无例外的。因为真理的标准——与外部世界相一致——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毫不相关。它们都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任何一个都无权指责另一个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