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已有了这样一个序列：焦虑——危险——无助感（创伤），我们现在可以对上述讨论做一概述。危险性情境是一种认识到、记忆起或预见到的无助情境，焦虑是对创伤中的无助感的原初反应，并在随后的危险性情境中做出求援信号而复现出来。过去曾被动地体验过创伤的自我，现在以一种微弱的方式主动地重复创伤，以期能够进行自我指导。无疑，儿童通过在游戏中的复现表明，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对他们所接受到的每一种忧伤印象做出行为反应。以这种从被动性向主动性的转变，他们试图从心理上对他们的经验加以控制。如果这就是“对一次创伤加以宣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这一说法加以反对［见第151页］。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对焦虑反应的首次移置，即从原始的无助情境向预料中的那一情境移置，也就是向危险性情境的移置。其他移置只发生于此后，即从危险向危险决定因素的移置——亦即对象失却以及我们所已熟知的对对象失却的补救。
“过分宠爱”孩子的消极后果是扩大了对象失却（此即在任何危险性情境中保护孩子的对象）在与其他危险的比较中的重要性，它因而促使个体停留在童年状态，这一生活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动作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无助。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论及现实性焦虑与神经症性焦虑之间的差异。关于这种差异，我们是知道的。一个现实性危险是一个人受到的外部对象的危险，而神经症性危险则是一个人受到的本能要求的危险。如果本能要求是某种真实的事物，那么其神经症性焦虑也就具有某种现实基础。我们已知道，焦虑与神经症之间所以具有某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原因就在于，自我也可以在焦虑反应的帮助下对本能危险加以防御，正和它可以通过焦虑反应的帮助对外部危险加以防御一样。但是，这一防御活动在神经症中的逐步产生是因为其心理机构之不完善。我们也已得出结论，认为本能要求往往只变成一种（内部）危险，因为它的满足会引起外部危险——也就是说，因为内部危险代表着外部危险。
另一方面，外部（现实）危险要变成对自我而言是重要的，它就必须设法加以内化，它就必须被患者理解为与过去体验过的某种无助情境相关。对人类而言，他似乎不具有或只在极微弱的程度上具有对外来危险加以本能认识的天赋。年幼儿童经常做些会危及他们生命的事。这也是他们不能没有保护他们的对象的原因。就患者在其中感到无助的创伤情境而言，外部危险和内部危险、现实危险和本能要求均汇聚其中。不管自我是否遭受无休止的痛苦或经验到无法得到满足的本能需求的持续累积，其结构情境都是同样的，而且自我的运动无助会在心理中得到表达。
在这一方面，幼儿早期令人不解的恐怖症值得再次论及［第136页］。对于其中某些形式，如对独处、黑暗、陌生人的恐惧等，我们已经能够将之解释为对对象失却之危险的反应。而其他形式如对小动物、雷、暴雨等的恐惧，也许可以解释为应对现实危险的先天准备状态（congenital preparedness）的残迹，这种先天准备状态在其他动物中发展得非常强烈。对人类而言，这种遗传残迹只有与对象失却有关的那部分才是适当的。如果童年期恐怖症变得固着化，并持续到日后生活且越来越强烈，那么分析会表明，它们的内容已与本能要求发生联结，并也代表着内部危险。
三、焦虑、痛苦和悲伤
由于有关情绪过程的心理学还很不发达，所以，我下面就这一论题的试探性阐述只能请求读者给予宽宏大量的评判。这一问题产生于我们前面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焦虑是对失去某一对象之危险的反应。我们已经知道，对失去对象的反应之一是悲伤，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对象的失却在什么情况下导致焦虑，又在什么情况下导致悲伤？在前面一次讨论悲伤问题的机会中，我发现，悲伤有一个特征一直未得到解释，那就是它的特别的痛苦（painfulness）［参见第131页］。而且，离开某一对象也会是痛苦的，这似乎也不证自明。因此，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化：与某一对象的分离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焦虑，在什么情况下产生悲伤，又在什么情况下仅仅产生痛苦？
这里我想立即指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对其间某些区别以及某些可能性做出描绘。
我们仍将以我们相信是理解了的情境作为起点——即一个婴儿与某一陌生人而不是与其母亲在一起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婴儿会表现出我们将之归因于对象失却之危险的焦虑。然而，他的焦虑无疑较此远为复杂，并因而值得更深入的讨论。他确实具有焦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面部表情及其哭泣反应表明，他同时也体验到了痛苦。这种焦虑似乎还结合着某些在日后需分离出去的东西。他目前尚不能区分暂时性缺失（temporary absence）和永久性消失（permanent loss）。在他看不到母亲时，他的行为好像是母亲再也不会来看他了。在他知道母亲的消失往往继之以她的复现之后，相认的经验，即反复不断的慰藉经验（consoling experiences）是必不可少的。母亲往往通过一个常见的游戏来促进婴儿的这种知识，即用双手遮住脸面不让婴儿看见，然后又展开双手露出脸面引逗他的高兴。在这些条件下，婴儿感觉到想念（longing）而不伴有失望（despair）。
作为婴儿误解这些事实的结果，不见母亲的情境不是一种危险性情境，而是创伤性情境。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婴儿其时碰巧感觉到某一种只有他的母亲才能满足他的需要，那么这种情境就是创伤性情境。如果其时不出现这种需要，则为危险性情境。因此，焦虑的第一个决定因素是自我本身引起的，是失去对对象的知觉（这等于失去对象本身）。其时还不存在失去爱的问题。后来，经验使婴儿知道，对象可以出现但却很生气；这时，失去来自对象的爱就变成一种新的、更加持久的危险及焦虑的决定因素。
不见母亲的创伤性情境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出生的创伤不同。在出生时不存在任何对象，因而也就不可能失去什么对象，其时产生的唯一反应就是焦虑。从那以后，反复不断地满足情境（situations of satisfaction）将母亲创造为一个对象；每当婴儿感到一种需求时，这个对象便受到可以称为“想念”的强烈贯注。所谓痛苦反应，指的正是事态的这种新的方面。因此，痛苦是对对象失却的实际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因对象失却而引起的那种危险的反应，并通过进一步的移置作用而构成对失去对象本身的危险的反应。
关于痛苦，我们亦知之甚少。我们唯一所肯定的事实是，每当某一刺激作用于周围系统而打破保护层装置、并进而作为一个持续的本能刺激活动时，痛苦一般都是最先产生的。对于这种本能刺激，肌肉活动的保护是虚弱的，尽管一般而言，它因使接受到刺激的部位从刺激中撤退回来而是有效的。如果痛苦不是产生于表面而是产生于内部器官，情况亦如此，只是内层周围系统（inner periphery）的某一部分代替了外层周围系统（outer periphery）而已。婴儿显然有机会体验到这种痛苦，这种痛苦与它的需求经验是相对立的。然而，痛苦产生的这一决定因素似乎与某一对象的失却毫无相似之处。而且，痛苦的核心成分，即周围刺激（periphery stimulation），在婴儿的想念情境中完全不存在。尽管如此，语言的日常用法所产生的内部心理痛苦这一观念以及把失去对象的感觉看成是等同于身体痛苦，这绝不可能是无所谓的。
当存在身体痛苦时，就会产生对痛苦部分的强烈贯注，这种贯注可称之为自恋性贯注（narcissistic cathexis）。这种贯注持久增长，并倾向于耗尽自我。众所周知，当内部器官引起痛苦时，我们会对身体的不同部位形成空间的或其他的表征，这些表征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在意识的观念作用中得到表现。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存在因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心理转移时，即使是最强烈的身体痛苦也不会被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是“停留于潜意识”），也可以获得如下解释，即对引起痛苦的身体部位的心理表征，产生了贯注的高度集中。我想，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点，它使痛苦的感觉转入心理领域成为可能，因为，对那种集中于不见或失去的对象之想念的强烈贯注，创造了和由对受伤身体部位的贯注所创造的相同的结构条件。因此，关于身体痛苦的周围原因，我们可略而不述。由身体痛苦向心理痛苦的转移，和由自恋性贯注向对象贯注的变化相对应。被本能需要高度贯注的对象表征（object—presentation）所产生的作用，与被刺激增强而贯注了的身体部分所产生的作用完全相同。贯注过程的连续性和对之加以抑制的不可能性，产生了同样的心理无助状态，如果由此而引起的不快乐感受，具有痛苦的独特性（一种不可能更明确描述的性质），而不是以焦虑的反应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归因于一个在我们的解释中尚未充分利用的因素——当导致一种不快乐情感的这些过程发生时，流行着这种高水平的贯注和“结合”。
我们还不知道对失去某一对象的另一种情绪反应，那就是悲伤。但现在我们不再有任何困难对之加以解释。悲伤产生于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的影响，因为后一种功能对失去亲人的那些人提出了绝对的要求，即他必须将自己与对象相分离，因为对象已不存在。悲伤被委托以一项任务，即在所有那些对象原先是高度贯注接受者的情境中，将对对象的这种贯注撤回。和我们前面的观点相吻合，这种分离会是痛苦的，因为，就集中于对象的强烈而不可满足的想念贯注而言，失去亲人者必须在情境的重现中抵消（undo）把他和对象结合起来的各种关系。
附录一“压抑”和“防御”
弗洛伊德在第163页关于他使用这两个术语的历史说明，可能有一点误导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进一步展开说明。在布洛伊尔时期，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都是很自由的。“压抑（Verdr ngung）”一词最早出现于《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绪言》（1893a），标准版，第2卷，第10页，而“防御（Abwehr）”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在《癔症研究》（1895d）中，“压抑”一词出现十多次，“防御”一词出现得更多。然而，这两个词的用法似乎有某种差异：“压抑”似乎是指实际的过程，而“防御”则是这一过程的动机。但在《癔症研究》第1版的序言中，这两位作者似乎使这两个概念相等同，因为他们在谈论他们的观点时说：“性似乎作为‘防御’的动机……而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压抑观念使之不进入意识的动机而起作用。”而且，在他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第一段，弗洛伊德甚至更明确地说到“防御”或“压抑”的“心理过程”。
在布洛伊尔时期之后——即从1897年后——“防御”一词的使用频率降低了。然而，尽管如此，它并没有被完全放弃，如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1版（第七章）以及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那本著作的（第七章）第七节等处不时出现。但“压抑”一词已经开始处于支配地位，并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和《性学三论》（1905d）中频频使用。自此以后，注意力显然集中于变化上，见日期标为1905年6月的第一篇关于神经症中的性问题的论文（1906a）。在对他的观点的历史发展进行回顾以及在说明后布洛伊尔时期时，弗洛伊德曾提到过这一观点并写道：“……‘压抑’（现在我开始用它来代替‘防御’）……”（标准版，第7卷，第276页）
这句话中所存在的稍许误差，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标准版，第14卷，第11页）的一句类似的话中变得更加明显。这里，弗洛伊德在讨论布洛伊尔时期的结束时又说，“我注意到，作为某一排斥过程的结果，精神机构发生了自我分裂。这一过程我当时称为‘防御’，后来称为‘压抑’”。
1905年后，“压抑”的支配性仍持续增长，如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我们发现（标准版，第10卷，第196页）弗洛伊德说到“两种压抑”，分别用于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对本文所修正的框架而言，这可能是他所谓“两种防御”的特别明显的实例。
但是不久，“防御”作为比“压抑”更明确的术语，其有用性开始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他的心理玄学论文中。如本能的“盛衰”过程只是“压抑”的形式之一，开始被认为是对它们的“防御模式”（标准版，第14卷，第127页、第132页和第147页）。这里，“投射”又被说成是一种“机制”或“防御手段”（同上，第184页和第224页）。然而，直到十多年后，在目前这本著作中，才对这两个术语的不同用法做出明确的说明。
附录二弗洛伊德主要论及焦虑的著作目录
［在弗洛伊德的许多（或许是大多数）著作中，焦虑问题均有论及。下面的目录不无实际价值。其中，著作题目前的日期是弗洛伊德开始撰写有关论题的可能日期，题目后的日期是出版日期。方括弧中的条目为弗洛伊德的选著。］
［1893年，草稿B：《神经症的病因学》第二部分（1950a）］
［1894年，草稿E：《论焦虑的起源》（1950a）］
［1894年，草稿F：《选集III》之一（1950a）］
［1895年（？），草稿J（1950a）］
1895年，《强迫症与恐怖症》第二部分（1895c）
1895年，《关于用“焦虑性神经症”将一种特殊综合症与神经衰弱相区别的理由》（1895b）
1895年，《对我的“焦虑性神经症”的论文所受批评的答复》（1895f）
1909年，《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
1910年，《“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k）
1914年，《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b）
1917年，《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
1925年，《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1932年，《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