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障民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自由，明文列入政纲。其后二、三、四各次全代大会，均有决议。对开放政权一事，自四代大会时即有酝酿。余此次自沪晋京，再北上至北平、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处，复南返往京，奔走五十余日，所从事者，即为抗日与开放政权两事。此两事者，在今日为最重要，亦最平常。重要之义甚明显，所谓平常者，即全国民众一致之要求，并无若何过高之陈义。中央负责同志均表示诚意赞同，故有提早召集国民大会之议。
至北方军事近况，黄河以北驻军达余万，在长城沿线及察哈尔各地前敌者，亦近万，兵力不可谓不厚。北方民众及军人以前对政府抗日之无决心无布置颇有怨望，至热边战事发生，政府既决心抵抗，且亦有相当布置，然终嫌其不足，而致热省沦陷。今后希望政府有整个之计划，否则任令各地方作局部之应付，虽然亦足以表示民气，但于整个局面而无济。余在保定、南京，晤中枢各负责要人，悉中央对日确具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满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图为日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现场。
关东军指挥部
板垣征四郎（1885年1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甲级战犯。日本岩手人，陆军大将，历任陆军大臣、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鲜军总司令、第七方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并与土肥原贤二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土肥原贤二（1883—1948），日本陆军大将，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以豪爽重义闻名于旧中国官僚间。有东方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之称。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认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决心，亦已从事整个准备。惟因种种事实之关系，其力量尚不能于极短时期内为国人所共见耳。至相当时期，必可夺回热河。
余返沪后，闻种种谣传，谓政府有与日本妥协之讯。余敢言政府以往设施，虽有可议，然决不至糊涂至于如此。据余在京时与各要人所晤谈，均表示坚决之态度，万不至改变如此之速。惟国民虽不可轻易为谣言所惑，然对政府之监督，亦不可一时放松也。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序
（一九三三年九月）
是书痛史也。忆十四年春，余随中山北上筹策国事，不幸总理上宾，诸友乃相约分驰各地谋大举。余遂走张垣，识焕章冯公。公瑰杰宏放，并世寡俦，治军严整，出时下诸帅上。然其好学不倦，则尟有知者。马厂首义，承德旋师，固大有造于国家。迨北伐军东出，复率宿将徇秦、豫，略燕、冀，全局以定。二十年，日军入寇，举国震动，中枢束手，公义愤不可遏，请缨未获，于邑如泰山，旋赴张垣。适日军更犯热河，东北军望风却走，中央军、晋军西退，不战弃地，国人呼号卒无济，形势危急未有甚于斯时者。公惧国之亡，念民气可用，奋起御侮，爱国之士，遐迩从之，倚公若长城，旧将义军，咸集麾下。于张垣开军民大会，共决大计，国人响风，士气益振。收溃乱之众，成节制之师，遂克察东诸郡暨多伦重镇，日军落胆，举国欢腾。公之业诚伟矣。方期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同日，冯玉祥委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府主席，派吉鸿昌任察哈尔省警备司令。5月28日，吉鸿昌、佟麟阁、高树勋等14名将领自张家口联电冯玉祥响应抗日，以“保我河山，复我失地”。图为冯玉祥向抗日官兵发表讲话的资料照片。
戮力长征，尽复失地，雪耻报国，乃未几以《塘沽协定》闻，政府更派大军十三师薄宣化，天下讶然。而公则处之坦然，乃通电解兵，与爱国军民别矣。自是国内遂无复有举抗日之旗者。
据《察哈尔抗日实录》
在上海与各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日为云南护国讨袁起义纪念日，回想前尘，忽忽十七年矣。当时在革命建国，为时尚近，人人对于实行民主，复兴中国抱有极大热情，各省军民首领对于自身人格观念，亦能郑重自保，不甘屈身权贵，降为家臣，对于全国人民惟自由平等之是求，初无何等之歧视。故余等仗义呼号，声应四至。惟举兵边远之区，终能褫袁氏之魄，使共和国体复保安全。此非区区强兵勇将所能致，实为民心民气之向背。假使今之党人，犹能保持昔年之开国精神，使同党复归团结，国人得尽其智能，则败坏之国事仍可以挽回也。余衰老无补时艰，愧对蔡松坡、唐冥赓、刘如周、罗熔轩于地下矣。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纪念二周年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
今日开会，为时甚久，已有人缓缓的（地）走了，现在我又要说话，未免讨厌。但我有个申明，我的话不过五分钟，也不是放大炮，请各位稍安心。我要说的，或为诸友所想说者也。我本来是个不善说话的人，但有时亦爱说。我两年以来，卧病海上，时常接得同志书，劝我少说话，静心养病，故年来遂遵同志之劝，缄默寡言。但又闻中央诸友意见，甚盼各地同志有话到中央来说。我今天既不易来到中央，当然不能不遵中央意旨，来说几句话。
我此次扶疾入京，参预大典（指参加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见党中同志咸抱忧国之念，努力于救国工作，欲求得民族在国际上的自由平等，实在是欢喜佩服。但我想这件事，实在是难得很。若以譬喻来说，则就是要起死人而肉白骨了。这句话原来是春秋人的一个譬喻，但现在非实在有此能力，即不能救国。这种世上所无的事，也不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过庸医办不了，一定要有个伟大盖世的名医乃能做到。这非博士孙逸仙不可，非总理复活不可。我们大家固以信徒自居者，亦曾研究三民主义与政策，何以不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而必云须先贤再世者何也？以总理能做得到的，我们不能做到故也。请申其说。总理有大无畏精神，而我们无有也。总理这种精神随时随地皆有充分的（地）表现。总理若在，北伐当然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决不敢若此横行，或亦不至若此无礼；纵使事出意外，总理必有方法应付，必有毅力抵抗，决不至陷于今日之危险。而我们现在如何？此其一。总理有博爱精神，而我们无有也。总理这种精神自大处言之，要在国际上求自由平等，并扶助被压迫之弱小民族，亦得到国际上之自由平等；自小处言之，必能使国内之法律与政治一律平等无疑。而我们现在如何？此其二。总理有谦德，而我们无有也。
总理这种谦德，在三民主义叙言“匡补阙遗，更正条理，属望于同志”数语，已能看出，而总理确守天下为公之古训，万事决于公论之诚意，更无俟于言。而我们又如何？此其三。尝闻本党同志演说云，国家危险，我们须努力挽救，务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慷慨激昂，大声疾呼，能无钦佩。但从未闻其方法如何？请各位同志看看总理遗像下悬的遗嘱，明明指示吾人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现在唤起民众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乎？共同奋斗乎？此其四。总理精神、谦德及所示办法如此，我们一点都学不到，一样都做不到，国家何以不危险？还来说什么救国，可耻可耻！所以致此者，以本党同志穷不失义，个个都做得到，达不离道，没有一个做得到，此其故也。故烈钧以为我们要想救国，必须先学总理之精神与道德，及切实遵行总理所示诸办法，乃克有济。虽然，由中山而来至于今，方十年耳，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中山陵墓即在紫金山，高山尚可仰止，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本党同志知必有兴起之者云云。
《李烈钧之言论》自序
（一九三五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