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举义（指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逐溥仪，锢曹锟，不世之功，既煊于天下矣，缵绪阐发，讵非至善？殊奉军入关而后，雨亭（张作霖，字雨亭）不明恃德恃力之戒，蹂躏中原，蔑视民意，复演恶剧，致成今状。殆亦国运使然欤？然仆犹迹是间者，贤冯公（冯玉祥）也，以其能尊崇三民主义，其部将能真爱民也。故赍百金，食草具，不敢以云乏，拊循将士，不敢以告劳，冀主义之能实现于全国也。冯公下野，余与韵松方视察榆滦，不获其议，甚为异之。爰遄返往访焉。月之十八，次平地泉驿，遍访无识者。询警官亦不告冯公所在。盖与世相违矣。翌早，李副官始来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竹柯村），寄籍河北保定。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之结拜兄弟。右图为冯玉祥书法。
北京政变，也有人称之为首都革命。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决定抱病北上。
孙中山于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部分原稿。溥仪出宫以状告。继晤马云亭、李晓东，客于旅舍，畅谈交游，感慨不已。冯公旋亦遣使趣车至，余遂偕晓东晋谒。车行数里，鸡犬无闻，亦不见持刁斗者。及至一小墅，则冯公之衙门也。晤冯公，引余上座，余固辞让，就东阶。因问曰：“先生无恙欤？”冯公曰：“然，幸！”余复问曰：“先生磊磊下野，海内钦崇，然则从兹遂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欤？”冯公曰：“非敢然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余今虽苦在野，然国家之安危与人民痛苦，固未敢忘诸怀也。第余详察今日之时局，要一盗贼世界而已。大吏为大盗，小吏为小盗。吾人之与雨亭，在昔原为良友，不期今之为敌者，以其横暴罔顾国家也。今去不善，而易以善，岂不甚佳！苟非然者，直以暴易暴耳，扪心自问，将奚以对国人？”言外之意，似深慨国军之未能实行爱民者。余微察其意，爰解释之曰：“国民各军皆手足也。手足有疾，治之可耳。乃置之，不亦过欤？且军队之势力所能及者有限，而全国之领土则甚广，故欲奠国家于磐石之安，必求政治之改良乃可。此吾辈所宜了解政治之作用，而未可专恃军事之进步者也。”
冯公哂之，曰：“吾近阅民国演义，益感孙公（孙中山）之为人。谓其有势力，而其势力甚微，谓其无势力，而其势力盖莫大。此其故何在？得民心也。至若运筹决策，驰骤疆场，如诸公者，固皆当世之贤哲，具百折不磨之精神者也。吾辈欲救国家于垂危，必效法孙公，乃克有济。”余曰：“俄使加拉罕不称先生为中山第二乎？”冯公曰：“非所敢望。但余亦欲与诸友为在野工作耳。然必赴欧美一游，长吾见识。”言次雍容坦荡，极清静幽逸之致。余因进而言曰：“先生下野，人谓之为牺牲，以余视之，不然。古所谓牺牲者，必其人有高世之才，挺身而斗，为国家排大难，冒万死一生而不顾，如汤之伐桀，武之伐纣，中山孙公之革命。今先生革命事业未半，而半途高蹈，岂昔圣贤所谓牺牲欤？顾与人共患难者，人必拯其危；与人共安乐者，人必同其忧。今先生能爱人民，则人民自爱先生，若或忘之，则人民将来忘之矣。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先生夙以救国救民号召于天下，然则殚思实行如何？”冯公曰：“谨受教。”遂论救济时局之法，而东苑鸡鸣矣。余驻兹一年，详察冯公之为人，表率群论，颇有足多。惟其深知虑远，故万几总揽，决断须臾，不甚博采，因以帷幄诸贤，有时千虑之一得，不足以补其千虑之一失，是遗憾耳。虽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举世混浊，高人乃见若冯公者，盖可以风矣。
思恭问先生对于段政府观感若何？先生沉默有顷，答曰：段芝老（段祺瑞），军界之前辈也，余雅不欲议论其是非，以重余之过。然不料其刚愎自用，昏愚自误，竟至于此！芝泉罪恶，国人既述之详矣，观其使又铮（徐树铮，字又铮，段祺瑞的亲信）共谋复辟，继用冯军以覆之，及参战购械，杀伐同胞，假同盟以窃国，可以知其为人矣。污吏政客，从谀承意，再增其恶。是以一年以来，但见其卖国殃民之罪，不闻其有善政也。今全民既厌恶之矣，首恶捕，悍将毙，清帐问罪，亦足令其惊心，宜知所处。国人念其年老，故宽假之。而乃犹踞中枢，媚外结援，令鲁负隅，令奉反抗，此何故欤！昔齐景公望牛山流涕，犹有悟时，芝泉乃何如也？
时人谓芝泉念佛有得，余不知误国殃民是否即大慈大悲之谓？中山逝世，举国哀之，乃芝泉既阻其开吊，及开吊，又托辞足疾难履不往。今闻旧恙又发矣。满清遗老，往往若此，其奈之何！然芝泉处此，势已难堪，吾人亦弗须深究，所应熟虑者善后耳。我国改革，历年既久，障碍未去，建设弥艰。故除旧布新，实犹在革命时期。今后组织政府，能先以革命方式行之，再由全民决定大计，要为最善。然兹过渡经营，非采合议制，决不能集合全国之贤豪，以统一揭露列强侵略东三省、西藏的宣传画寰宇。焕章优游泉石，既不欲有所主张，馨远（孙传芳，字馨远，时任浙江督办）来电，亦极表尊重民意，用正纲维。军人不能锄奸，亦不蔽之，是即我国民得自由解决国事之日矣，是在我国民释私嫌，重公德，共努力焉。
思恭又问山海关之战事若何？先生曰：欲知榆关之战，当明国奉两军之能力。奉军败后，受创已甚，士气颓靡，整理休息，自顾未遑，焉能再逞？敢来侵犯者，以魏部（魏益三所部）单薄，国军未注重榆关也。故欲据险自固，待机入寇耳！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雨亭若能为善，孰不钦服？若仍恃武力，扰乱关内，更据关外，为己有造成其万世一统之小朝廷，吾思第二第三之郭茂辰（郭松龄，字茂辰）必继起，东三省父老昆季亦未必甘为张氏父子奴隶也。现国军推鹿钟麟为总指挥，率五师六旅御战，足以逐之云云。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在张家口与雷啸岑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仆不闻国人之教久矣，塞漠闲游，看羊海上，非忘情于国事也，徒以念年奔走，图治未能，故避地养晦耳。乃者闻北京政府，媚外借款，猖言讨赤，略有感言，敬以奉告，亦藉以告国人焉。夫贿选窃权，伪制宪典，举国既讨之矣，乃复以讨赤为词，力谋借款，度吴（吴佩孚）之意或虑劳农主义，传播远东，故为防之。夫苏俄政治之良否，观潮流所趋，及联军攻俄之失败，不逾十稔，应可知之。虽以其版舆广袤，苟能数罟不入，斧斤以时，利用而厚生之，即有求全民幸福之可能，原无制裁经济自由之必要。然散财与聚敛，利民利己，究有自别，仍当以善政观之。至其国际策略，扶助弱小民族，此仁人所为，当无能非之者。即其打倒帝国主义之倡道，亦能裨益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全民。昔法国革命，尝倡人权天赋之说矣，威尔逊民族至（自）决之论，亦曾高唱入云，济世之言，孰不赞美？今苏俄之政治主张，固与法、美各别，然其对外策略，实由法、美而蝉脱之。第法、美托诸空谈，苏俄则见之于行事，乃独异之。道不同不期为谋，有若斯之甚者。前诵太炎先生电，惑苏俄与国军间缔密契，留心考察，未之前闻。苏俄之于国军及外蒙，固不无往还，究其用心，与日本之援奉以图侵略者殊大有别。而俄人军事顾问，秉心忠诚，亦非日本之陆大及士官每以机密为辞者也。近宜次第撤回在蒙经商者，冀免经济侵略之诮。是苏俄之行为，盖亦有可取者矣。今日之为世界进化障碍者惟英、日，若以二十世纪之国家，其组织犹属中世封建制，诚属憾事。而其帝国主义之凶肆，
尤为者所疾首。然人群进步，亦莫能遏。彼英、日当局，欲肆虚荣以市其权，容或有之，英、日人民苦政治不良，则颇知奋斗。谙其国情者，必了然于其改革之期近矣。尊君愚民，制不适存，质诸英、日主义者，恐亦无以自解焉。乃欲藉鹰鹯之援，颠覆共和，阴谋霸业，甚所惑也。虽曰吐珠于泽，谁能不含，然发政施仁，讵无轨道？是在舍己从众，有以求之。夙闻子玉好学，应明于此恃德恃力之戒，国虽大，好战必亡。倔强如德国，英迈如威廉，数载之间，身败国危，恃力好战之过也。阋墙固是御侮之心，佳兵究有不祥之惧，治军者可弗慎诸！昔年道更长岳，曾承辱电垂存，备感高谊，未及报者，以未知其能尊重民意否耳。甲子北来，晤张雨亭于津门，快聆谠论，深盼其殚精于关外，坚固疆圉，惜宣言未践。战争继起，生灵涂炭，城郭丘墟，援外人以侵略之机，予安福党之征利之隙。而以维护卖国政府，故与国民军亦启衅端，治丝益棼，良用慨然。顾吾国军阀以人民为刍狗，攻城略地，互相雄长，固有难以理喻者。然民智启发，民权伸张，恶恶尊贤，群同观感，惟能尊崇民意者能附民，正无俟黩武为也。改革十五稔矣，国事沸羹，未能建设，财政破产，饿莩载道，而私人储藏，逾于梁薮，亡兆斯征，应知戒惧。乃彼枭雄，罔知悛悔，犹复拥兵祸民，媚外自残，阴谋窃国，倾覆邦基，吁可痛矣！然扶危定乱，夫岂无人，为国锄奸，何地不勉，是在邦人君子速起图之。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七日）
在上海与公平社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
现在我国之局势，以握有军权分据而论，要分作三个时期研究，证诸史藉，更为殷鉴，非短时间所能畅谈。至此次赣省战争之地位言，北伐兴师，是为主义而奋斗，其工作目的皆与民众利益相合，战略上亦得有相当之训练。新武汉三镇，不劳而获。最近孙氏（孙传芳）应付之战线，地势上不能谓之完善。长江下游之武穴方面，武昌问题既解决，北伐军可注全力进展，此一也。江南方面之鄱阳湖、扬子江为全赣命脉，现北伐军已能相继截断其总立脚点，应付困难，此二也。福建区域地临海面，闻闽西已入北伐军之手，虽出兵抵御，盖在海岸之旁，形势颇为不优，此三也。当孙氏态度明了，尚可转圜。余与孙氏系同学，前自西比利亚致孙电，谓其驻军金陵，四面皆势均力敌，应付稍一错误，即为遗憾。谅此电已达。渠亦甚望余来此。余现因旅次劳顿，异常疲倦，暂事休养。
至此世界潮流观察，已在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竞争时期。将来我国内争弭事，当可着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解决束缚。国民会议，一时尚难澈底解决，恐奉省方面未必能同调，澈底解决时期尚在第二步。现冯焕章之国民军，已取道晋、陕向豫进展。余在西比利亚时，已得此项电讯云。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在杭州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烈钧此次赴宁，道经当、衢各地，承诸同志及地方民众盛意，深为感激。今日又蒙约谈话，更为荣幸。惟抱恙多日，精神未复，不克有所贡献，甚所愧也。
我国近代革命已数十年，辛亥以还，亦十六稔，用如许力量，除驱逐满洲政府外，关于革命应扫除之障碍，均有未能，遑论建设！总理在日，以高尚之道德，渊博之学问，及其伟略与精神，领有西南根据地，苦心经营，革命事业未能进展，以当年有两种障碍，即地盘思想与地方主义是也。总理逝世方二周年，北伐兴师，未及一载，长江肃清，奠定中原复在指顾间，而由大英雄豪杰将两层障碍打破，造公共基础，建公共事业，故能迅速出师，收此效果。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容纳共产党，增加一部分革命力量，及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造成多数英才，奋勇杀敌，亦革命进展之一种原因。然祸胎亦胚于此。共产党之扰乱社会，卖国殃民，皆种因其时矣。今日之清党，原非所愿，然有不得不行之势。此本党毅然决然而为一致行动者也。
第今日既清党矣，今后对于党务政治，应取之方针当何如，此为重要问题，须精详研究者。我国势力，向分新、旧两派，旧派势力渐次摧崩，新派势力以国民党及全国青年、社会团体为中心。此种势力，外人不甚了了，即毗连之东邻尚多茫然，英、法诸国无论矣，新建如苏俄，
亦不明真相。即国内民众，于本党之势力虽知之，于本党之主义甚欠了然。恐国民党人亦有若干不明白者，于愚民之共产党主义，更未必知其病根所在。故曲解之说，得以混淆，以致界说不清，徒滋纷扰。吾人今后如欲发扬党义，坚重信仰，须使了解本党之精神，及共产党之病症乃可。
总理所定之民族主义，非国家的民族主义，乃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即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求全国民族在国内与国际间之自由平等，一方面援助各弱小民族，助其自治。更进言之，打倒帝国主义，裨益于我国甚少，裨益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全民实大。如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实有裨益于英、日帝国主义之全民。因英、日之国民在国内不自由平等实甚，而时时受贵族官僚之政府压迫者也。故本党之民族主义，实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非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可以了然。在各种主义以无政府主义为最高，社会主义次之。前者暂难实现，后者为革命事业所必行。盖革命事业，非完成社会主义，其革命无价值。本党之民权、民生两主义，实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可以证之。社会主义学说，自马克司（马克思）发明以物质为历史重心，及其后又以社会为历史重心，生存为社会重心诸说发明以来，社会主义乃益有价值。虽有修正派、过激派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生主义等分别，其方法有主张从根本上救济人心，及有主张凭借政治能力改良社会之不善，调剂社会之不平，与财产公有或公平分配之不同，然社会主义要点，’废除资本制度，平均财产，则概似总理之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乃取得社会主义之精华，而无其偏弊者也。且民生主义，在根本上不使资产阶级发生，消灭阶级斗争于未然，此尤前人未能虑及者。至于民权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及社会民生主义均有相同之点。而弹劾与考试两权，一由立法权划分，一由行政权划分，更足以补社会主义之不足。故总理之三民主义，实乃完全之社会主义，足以完成革命事业者。如此浅解，虽非适当，然本党精神所在，总当使全般民众了然，则信仰自坚矣。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云南起义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