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像戏剧、歌谣、通讯报告那样，形成一种由广大群众直接参加艺术实践的局面，但由于作家们自觉深入社会生活，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小说创作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小说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小说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大量运用。最能代表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成就的，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及其民族化、群众化特点。而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则是赵树理。
赵树理（1906一1970），原名赵树礼，笔名有野小、尚在、常哉、五甲士等。山西省沁水县人。自幼生长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而非常熟悉农村生活，了解农民的思想感情。他从小就喜爱民歌、民谣、评书和戏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为形成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1925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开始试作新文学作品，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1929年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次年获释。在此前后，卖过字画。当过江湖郎中、差役、录事，教过私塾，饱尝生活的艰辛。在30年代初，他已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并开始写作通俗小说、快板、短剧等，为其以后大众化创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验。1937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起编辑《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1944年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1945年后编辑《新大众》报，在此期间写作了大量小说、小戏、快板和其他通俗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任《说说唱唱》《曲艺》主编，并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1957年后回山西长期深入农村生活。1965年回山西文联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而死。
从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出版到新中国成立，是赵树理小说作品最多，也是受到的评价最高的时期。《小二黑结婚》一出现，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太行区销行达三四万份，并被改编为其他文艺形式演出。此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又发表了《李有才板话》（1943年10月）、《孟祥英翻身》（1945年3月）、《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3月）、《地板》（1946年4月）、《福贵》（1946年10月）、《小经理》（1947年7月）、《邪不压正》（1948年10月）、《传家宝》（1949年4月）、《田寡妇看瓜》（1949年5月）等小说。其创作越来越受到解放区文艺界的重视。左翼文学界的代表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扬、陈荒煤等都给与其热情的赞扬。郭沫若认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有“新的天地，新的任务，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李家庄的变迁》的规模“更加宏大了”，“最成功的是语言”，“创出了新的通俗文体”。茅盾在肯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的内容的同时，称赞《李有才板话》“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的周扬认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947年七八月间，在晋冀鲁豫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了“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作为我们的旗帜”。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最具魅力的代表作。该小说写的是解放区农村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恋爱与婚姻自由同封建旧意识，旧势力斗争的故事，但是它和传统的或“五四”以后许多作品中的爱情主题不同：第一，在《小二黑结婚》中阻碍恋爱与婚姻自由的封建旧思想与旧势力虽然还很顽固，但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支配地位。先进青年们的斗争虽然仍是曲折的复杂的，但却已经有新的社会力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这就使他们的斗争不会以悲剧告终；第二，青年们为争取爱情自由而进行的反封建斗争，是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为思想指导的，因而饱含着革命乐观主义。正是这些新的历史内容，决定了小说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崭新的轻快、幽默的喜剧格调。小说所讴歌的决不单单是青年男女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思想对于封建旧意识的胜利，农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封建旧势力的胜利，新社会对旧社会的胜利。
《小二黑结婚》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创造了逼真、生动而且是现代文学中还未曾出现过的艺术形象。小说写了三组六个人物，即二诸葛、三仙姑；小芹、小二黑；金旺、兴旺。作者以鲜明的爱憎，描写了新一代青年农民小二黑与小芹的正派、爽朗、积极、热情的性格，描写了他们的斗争精神与乐观态度，揭露了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和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的兴旺与金旺。然而作品中写得最为成功的还是二诸葛与三仙姑这两个落后人物。二诸葛这个善良而又胆小怕事的老农，深受封建迷信和封建旧道德的毒害，而且还想毒害下一代。三仙姑对于鬼神并不如二诸葛那样虔诚，但她却要以鬼神捉弄别人。她也深受旧社会包办婚姻之害，因而形成了她的变态心理与放荡生活，现在却又要把自己的女儿也拉到自己所陷入的泥潭中去。就整个形象来说，作者对三仙姑的讽刺与批判要多于对二诸葛，不过最后还是把他们都作为落后群众和旧社会的受害者进行处理的：在尖锐的讽刺与批判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把他们的那种十分落后可笑的思想和行为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去，使他们不同程度地感到了与新时代的格格不入，因而从不同的起点，开始了思想与作风的转变。这两个人物，让读者看到了新旧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以及新时代对旧时代的胜利，新生活对旧生活的否定。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以减租减息和改选村政权为中心线索，正面描写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并通过斗争，塑造了以李有才为代表的比小二黑更加坚实的新一代农民形象。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村的地主只要赞成抗日和民主，接受减租减息政策，就可以合法存在，并且在政治上还可以和农民享有同样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地主阎恒元便利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企图继续保持对广大农民的政治统治。他老奸巨猾，表面上“拥护”党的政策，暗地里却拉拢、收买那些觉悟不高或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和干部，把持阎家山的村政权，操纵农救会，极力抗拒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并形成了一个为非作歹的集团。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干部章工作员又成了阎恒元把持村政权并上升为“开明绅士”的保护伞。然而时代究竟不同了，解放区整个来说已经是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人的新世界。李有才和阎家山“小字号人物”的出现，正标志着社会的变化，时代的更新。他们已经不是旧时代被压迫而不知反抗或由反抗而失败的悲剧人物，而是同阎恒元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新式农民（而且他们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逐步学会了斗争的策略与方法）。李有才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他不仅有政治头脑，而且有特殊的智慧与才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是那样的深沉、老练，又是一个出色的歌手和讽刺诗人。李有才无家无业，以当雇工为生，但却异常地乐观和饶有风趣。他这种乐观而又幽默的性格绝非一般的所谓“乐天知命”，更不同于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在和地主阶级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种坚韧顽强的个性，也是新时代的阳光在他身上的一种折射。当阎恒元父子把持村政权的时候，李有才无法打倒他们，又决不同他们妥协，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他们进行斗争。他以其独有的政治敏感和幽默讽刺的才能，创作出许多快板诗，无情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和恶毒用心，以及狗腿子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李有才的板话，的确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揭露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地主阎恒元把李有才挤出了阎家山，却不能挫败他使他屈服，反而增加了他的阶级仇恨。当代替章工作员的老杨同志把他找回来之后，他便以更高的政治热情编写快板诗，启发和引导群众投入斗争，歌颂人民革命的胜利。
李有才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能够扭转乾坤的英雄，他的周围还有小顺、小保等更为年轻的一代。这年轻的一代虽然不如老一代农民李有才那样深沉、老练、富有斗争经验，但他们的反抗性格与斗争精神，也都在与日俱增。正是李有才与周围那些“小字号”人物的结合，才构成了阎家山强大的农民革命的力量。
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李有才的快板诗，构成了作品重要的艺术特色。那一段段既通俗而又有很强的艺术概括力的诗，一方面表现了李有才独特的性格与才智，一方面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同时又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及其对作品中的人与事的爱憎分明的态度。每一段板话差不多都是小说情节发展与人物描写过程中的点睛之笔。仅就这一点，也足以体现《李有才板话》的艺术独创性。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和《李有才板话》一样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塑造了农民积极分子、党的工作干部、地主及其狗腿子的形象，不过这里的斗争范围更广、过程更长，因而也更为激烈和残酷。小说虽然主要描写了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二十年问发生的变化，但却生动地概括了同一时期阎锡山统治下整个山西政局的动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企图大规模地反映社会斗争的宏伟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具有反抗性格的青年农民铁锁、冷元、白狗等，特别是主人公铁锁，是小说着重描写的对象。铁锁一开始是一个忠厚而又朴实的庄稼汉，深受以李如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剥削和欺压，并由此激起了他自发的反抗；从农村流落到城市后，他仍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正在这时，铁锁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在小常的启发下，他开始有了阶级觉悟，并由自发的反抗走上了自觉的革命斗争，成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李家庄革命农民的领袖。正如茅盾当时就指出的，“《李家庄的变迁》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当时，把一个村庄放在如此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写其巨大变化，《李家庄的变迁》是第一部。但它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点，小说从第十章以后描写少而叙述多，人物形象也越来越模糊，给人以匆忙结束的感觉。
赵树理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热情的讴歌者。他不但描绘了农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以冷静的态度揭示了这一历程的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首先来自地主阶级的残酷和狡诈。他们有一套完整的对付农民的办法。当形式对他们有利时，他们会用血腥的屠杀镇压农民的反抗，正如《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李如珍；当形势不利时，他们会用隐蔽的手段保护自己、阻挠农民的翻身，例如《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对地主阶级的凶残和狡诈，赵树理有亲历性体验，写起来往往入木三分。《李有才板话》中“丈地”一章，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村，很难写得这样细致、形象。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精神上的封建主义负担和狭隘的目光。《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孟祥英翻身》和《传家宝》中的婆婆，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两千年的封建意识和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早已积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化作了“集体无意识”，摆脱起来十分困难。这是赵树理最熟悉的人物，只需几句对话、几个情节就让他们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在描绘这些人物时，赵树理突出了三个方面：其一，他们是老一代农民，在传统道德和人伦关系浸润的家庭里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压制年轻一代的顽固势力；其二，他们这种精神状况很容易被地主、混入基层政权中的坏人、变质分子所利用，形成某种“共谋”关系。《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和小元就是利用了农民的自私、落后和章工作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得逞于一时的。二诸葛和三仙姑在反对儿女的爱情婚姻上与坏分子金旺、兴旺走到一起了；其三，这些人物也是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村要改变面貌、农民要获得真正的新生，就必须让他们逐渐摆脱这种精神重负，而这是比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更为艰巨、更为复杂、更为长期的任务。因此，赵树理虽然写了他们在生活中的某些转变，但有分寸感。二诸葛、三仙姑对儿女的婚姻的承认是被迫的。老秦在阎家山的问题解决后，竟跪在地上向老杨等人磕头，“你们老先生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们，我的地就白白押死了”。要让他放弃对“官”的崇拜，树立自己可以解放自己的信念，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一些坏分子如金旺、兴旺和《邪不压正》中的小旦，会混入基层政权；一些贫苦的农民如小元和《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当上干部后会反过来压迫、剥削农民。后者深刻地揭示了农民反对地主，却并不反对剥削制度这种小生产者的封建心理。对基层政权严重不纯的状况的揭示表现了赵树理的现实主义的目光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