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据说人的相交、物的聚散是有缘分的。我相信。
30年前我当中学语文教师，对教材中阿累的《一面》一文印象极深。电车工人阿累在上海内山书店，捧着《毁灭》爱不释手，偏偏囊中羞涩，悻悻然时鲁迅突然出现了，还送他一本。那时，我傻想：我什么时候见到阿累就好了。
1981年我编《范文创作谈》，请作品入选中学课本的作家谈创作，四处打听阿累其人，无人知晓，更不知他是否健在。是年，在羊城的一次笔会上，偶与张扬邂逅，时张扬因《第二次握手》声名鹊起，供职于湖南省作协。他说阿累真名叫朱凡，是他们省的宣传部长。张扬热情为我牵线，联系上了阿累，阿累寄来了《关于<一面>》，还送我一张他的照片给我作纪念。
上世纪90年代，我编《双叶丛书》，请巴金、肖珊夫妇入盟，未果。我又托请萧乾、文洁若出面斡旋，也无济于事。1997年，我到舒乙家去玩，告别时他托我一事：说中国作协为每位90岁以上的会员定做了一双麂皮鞋，问可否劳驾我捎给巴金。我一口应允。返宁后次日即赴杭州汪庄，乘送鞋之便，向李小林旧事重提。盛情之下，小林碍于情面，说带我当面聆听巴金的意见。巴老竟欣然首肯。霎时间时来运转，《探索人生》终获出版。
我与浩然的相识，全缘于我偶然得了一幅别人假冒的他的手迹，向其求证而结交。后在他的关注、帮助下，跻身编辑行列。
也曾慕名拜访钱钟书先生并组稿，可钱先生每每见我叩门，他老人家与我“躲猫猫”，不与我“过招”。
--缘，是可遇不可求的。
令我抱憾的是坐失了拜会冰心先生的良机。
粉碎“四人帮”不久，因工作关系我与冰心先生通信。策划《双叶丛书》第一辑时，便想请她加盟。因自己与她交浅，人微言轻，不敢冒昧，便托请她的“饼干”弟弟萧乾说项。以助人为乐著称的萧乾却一口回绝。他说冰心先生年事已高，不能打扰了。他已答应过冰心及其家人，不再“多事”，说到这种份上，我已心冷如冰了。后来巴金同意加入丛书，我心不甘，遂致函陈恕(冰心小女婿)请他玉成此事。大概见我情真意挚，陈恕鼎力相助，出版了冰心、吴文藻的合集《有了爱，就有了一切》。1998年，我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赴京，打电话向陈恕表示，如方便想请他带我到医院拜访冰心先生。陈恕告诉我，恰好次日他要到北京医院去看冰心，我可同去。可次日一早，社里突然安排我到展台去值班。无奈中我只好向陈恕说明“看先生的事，只好待下次了”。一个月不到，冰心驾鹤远去。人生如过客，时岂我待！
--缘，是稍纵即逝的。
我结识陈从周先生是王映雪介绍的。时他已中风。我编徐志摩、陆小曼的散文合集《爱的罗曼》时，陈从周先生及女儿帮了大忙，为我提供了两帧徐志摩、陆小曼的照片，都是首次刊布的珍品。为表谢意，我先后两次到府上致谢。第一次是途经沪上，去时匆匆，未打电话，先生上医院去了，不适。第二次去时，面是见着了，然陈先生已是双目紧闭，不能言语了。端详墙上那幅和蔼儒雅的肖像，真不忍再看久卧病榻昏昏沉睡的先生本人；回眸再视屋内悬着友人送的《长寿鹤》、《长乐翁》字画，教人不胜感慨。
能有缘分见到陈先生一面，固然是我的幸福，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倒还真不如见不着的好。先生暮年的那种景象是教人无法承受的。
--不以有缘(一面)而喜，不以无缘(一面)而悔。
物的聚散亦然。
戈宝权先生逝世后，其夫人梁培兰赠我一册鲁迅先生印制的《铁流》(三闲书屋印，1931年初版，毛边本)。据扉页多处题识考证：此书原为译者曹靖华的改校稿本，上有曹先生二十余处用毛笔润改的手迹。不知何时何因，此书流入北京东单旧书肆，为研究鲁迅的专家戈宝权淘得。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七天，戈宝权持书拜谒曹靖华，曹先生挥毫题识以记。戈先生走后，梁培兰女士将故人宝物赠我。我惶恐之至，请梁培兰女士题墨纪念。两年后，在南通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会上，我见到海婴先生，述说该书流传经过。海婴先生听后，感慨万千，应我之请又题了一句话：“书缘缘于人缘。”
其实，缘有时也源于物。古人云“以文会友”即是。
我与《读者》的缘分就很有趣，了而不断。1987年我办《东方记事》，《读者》那时叫《读者文摘》，常转发《东方记事》的作品，遂结识郑元绪先生。《东方记事》停刊了，郑先生离任了，我与《读者》的缘分没有中断。胡亚权先生主持工作时，我与友人合作为其选编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美文选》。时至彭长城先生任主编，我正“赋闲”等待退休，偶写小文自娱，不经意中《读者》转载了我的《贺卡藏趣》等文章。正为此种种，适《读者》原创版面世之际，我写下了这篇《说“缘”》。
--缘，却也会脉传、延续的呢！
--缘，是可遇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