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贫贱之交不能忘”不光是对朋友的一种合理要求，也是交朋友的一个道德标准，为人处世的一种态度。“交之于人也，犹唇齿之相济”，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试想，如果“一阔脸就变”，那还叫什么朋友？读《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有不少书信谈到他青年时代的“贫贱之交”。比如，他在《致王首道》(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信中，就特意提到“张次仑、罗元辑两先生”，说他们“一生教书未作坏事”，“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若干，借资养老。”信中还提到“又据罗元鳗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70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毛泽东还十分认真负责地要求地方政府将“以上张、罗、戴3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2先生予以慰问。”他进而将“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等一些细节也一一交待，其认真热诚，令人感动。在这点上，伟人毛泽东当之无愧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贫贱之交不能忘”反映了一个人的思想品质。所谓“贫贱之交”，无非就是在贫困艰难中结交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多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贫苦人。他们虽然本身的生活并不如意，却能以友情来温暖和抚慰同命运的穷兄弟，甚至尽管自顾不暇，仍慷慨救助濒于危难的朋友。不忘穷时朋友，正是不忘昔日苦，不忘曾经走过的艰难路程，不忘曾经在困难中给自己以安慰、鼓舞、信任和温暖以及前进力量的朋友。
“贫贱之交不能忘”，对于那些当了老板、经理以及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的人特别有意义。比如说，在农村里，有些专业户由于善于经营，靠勤劳、靠知识、靠科学致富，他们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忘记自己周围的“穷朋友”，慷慨地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包括赈济或借贷，并主动上门传授经营方法和进行技术指导，使这些“穷朋友”也逐步走上致富之路。诸如此类不以富嫌贫，不以高明嫌笨拙，真诚地给别人以帮助、指导和支援的事例，都是不忘“贫贱之交”的体现。
此外，有一点还得说明：我们说的“贫贱之交不能忘”，是不忘“贫贱”的疾苦，体谅穷朋友的困难，尽力给以帮助，而不是无原则地“拉兄弟一把”。那种拉帮结伙，“独私故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式的做法，是应当加以反对的。不能因为某某曾和自己交过朋友，就认为他的水平一定高过别人，就非受到重用不可，否则就要被责之以忘却故旧了，这显然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摒弃“怀才不遇”的想法
任何一个环境都有“怀才不遇”的人，这种人时常批评别人，有时也摆出一副抑郁、不得志的样子。和这种人交谈，运气不好的时候，还会被他刻薄地批评一顿。这种人有的真是怀才不遇，因为他们无法与客观环境融合，“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困浅滩遭虾戏”，但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屈就，所以痛苦不堪。
另一种“怀才不遇”的人或许本来就是自我膨胀的庸才，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重用，是因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而不是别人的嫉妒。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反而认为自己不被欣赏、不被重用，因而到处发牢骚、吐苦水。
不管有才或无才，凡是有“怀才不遇”的“感觉”的人都是人见人怕，因为你只要一听他谈话，他就会骂人，批评同事、主管、老板，然后吹嘘他多有本事、多有能耐，遇到这种情况，你也只好点头称是，绝不要跟这种人唱反调。
结果呢？“怀才不遇”的感觉越强烈，越把自己孤立在小圈子里，无法参与到其他人群中去。每个人都怕惹麻烦而不敢跟这种人打交道，人人视之为“怪物”，敬而远之。不好的评价一旦传播开来，除非遇到爱惜人才、明白事理的上司竭尽所能，大力提拔，否则将永远无法出头。
不管你才能如何，都有可能碰上无法施展的时候，这时候千万要记住：就算有“怀才不遇”的感觉，也不能表现出来，你越沉不住气，别人越把你看得很轻。那么难道就这样一辈子“怀才不遇”下去？那倒不必如此，你可以尝试按照以下的几点去做，相信事情定会有所改变。
第一，先做自我能力评估，看是不是自己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如果觉得自己评估自己不是很客观，可以找朋友和较熟的同事替你分析一下，如果别人的评估比你自我评估还要低，那么你要虚心接受。
第二，分析自己的能力无法施展的原因何在，是一时间没有恰当的机会还是受大环境的限制？有没有人为的阻碍？如果是机会问题，那只好继续等待。如果是大环境的缘故，那就要考虑改变一下现有的环境，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如果是人为因素，那么可诚恳沟通，并想想是否有得罪人之处，如果是，就要想办法疏通、化解；如果你骨头硬，不肯服软，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第三，展示你的专长。让你的专长说话，而不是靠你的情绪说话。
第四，营造更和谐的人际关系，不要成为别人厌恶的对象，而要以你的才干积极地去协助其他同事出色地做好工作。但要记住，帮助别人切不可居功，否则会吓跑了你的同事。此外，谦虚、客气、广结善缘，这些都将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
总之。一定要摒弃“怀才不遇”的心理，因为这会成为你思想上的负担。谨慎地做你该做的事，就算是大材小用，也是快乐的。
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是《易·系辞传》中孔子的话。意思是说，与高于自己的人交往，不要低声下气；与低于自己的人交往，不要高傲怠慢。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待人处世原则。
“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说起来简单，却知易行难。文人轶事中有个苏轼题字讽老道的故事。一次苏轼游莫干山，路遇一庙宇，想进去歇一会儿。老道见苏轼穿着平常，形容一般，就冷淡地指了指椅子说：“坐。”然后吩咐道童：“茶。”当与苏轼交谈后，老道发现苏轼谈吐不凡，恐非一般书生，便把他引至大殿，客气地说：“请坐！”要道童向客人“敬茶！”及至发现眼前来客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时，竟打躬作揖，把他让进客厅，毕恭毕敬地连连说“请上坐”，还特意吩咐道童“敬香茶”。随着苏轼“身分”的逐步“暴露”，老道对他的态度也逐步升级，到后来几近讨好谄媚。苏轼有感于老道的势利态度，临别老道请他题字留念时，苏轼开了个小玩笑，写下了“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以为讽，弄得这位老道很不好意思。其实，这种因人变态的待人者还是不少的，只不过莫干山老道做得太露骨、太典型，而且恰好遇上了风流才子苏东坡，这才使他得到这么一个绝妙的“留念”罢了！
不过，因人变态的处世态度虽然所在多有，却又历来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礼记》中就谆谆告诫人们：“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所谓“失色”，也就是指的不要以不恰当的态度待人，其中自然包括交友时不谄、不渎的内容。
在俄国，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不拜沙皇的事也脍炙人口。一天，应沙皇召见来到皇宫的谢甫琴科在御殿等候。御殿里聚集着不少文官武将和外国使节，沙皇一到，所有的人都弯下腰去，惟有谢甫琴科巍然不动。沙皇暴怒，责问：“举国上下，谁见我不低头？你怎敢不向我鞠躬致敬？”谢甫琴科从容做答：“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像周围这般人一样向你打躬弯腰，你还能看得清我吗？”不卑不亢，恰到好处，使凶暴的沙皇无话可说。
对于某些人来说，“上交不谄”好像是不难做到。相形之下，“下交不渎”似乎要困难些。宋人何坦曾有遗训，叫做“交朋必择胜己者”。按照这一框框，交友便只有“上交”，不得“下交”，这就连“不渎”也不复存在了。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人人都坚守“交朋必择胜己者”这一原则，那就谁也交不来朋友了。道理很简单，如果甲“胜”乙，乙“胜”丙，那么，乙不与丙交友，甲又不与乙交友，大家都不够“格”，哪里还有朋友可交？所以说，“下交”是难免的。人人只交“胜己者”是不可能的。
可见，问题不在于“下交”不“下交”，而在于“下交”要“不渎”。明代学者薛碹在《读书录》中说得好：“虚心接人，则于人无忤；自满者反是”。他要求人们要具有谦虚态度，不要自以为能，不可以己之长傲人之短。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如果自己在某些方面有点长处便看不起别人，对别人态度傲慢，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某种长处，如果人人据此便傲视起旁人，那就不仅无法交朋友，连必要的团结共事都会成问题。
“下交”的“下”除了指具有某些缺点、错误、短处的人以外，还包括职务、地位、资历等不及自己的人。与这些人交朋友，同样存在一个“不渎”的问题。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囿于旧的传统观念，压根儿瞧不起职位比自己低的人。在这些人面前，他们总是以领导者自居，似乎处处比别人高上一等。你要他平起平坐地与职位较低的人交朋友，他会觉得是低尊屈就，那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下交”。还有一种人，他们主观上也想与职位比他低的人交朋友，然而，由于放不下“上级”的架子，一张嘴就是“居高临下”发指示似的，显得盛气凌人，人们对他避而远之。这样，他要与普通群众交朋友的愿望仍然是很难实现的。
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罗荣桓元帅身居高位，然而，在下级面前他的态度总是和颜悦色。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但却仍然热情接待身为下级的朋友。有位从广东来的同志看望他后写诗说：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自行车)倒比汽车多。”
他住家门前停放的这些自行车，便是那些来与罗荣桓交心谈心，或叙友情，或反映情况的普通干部骑来的。
如果说“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被古人视为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也是一般人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护身符”。
得势时不要咋咋呼呼
佛教上讲，人的一生就是受苦受难的过程。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来信奉这个观点。但是，你要谋求发展，就要处处小心谨慎，稳步前进，夹起尾巴做人。话虽然是粗俗了一些，但里面包含的大道理还需要我们慢慢去领悟。
三国时期曹操的著名谋士荀攸智慧超群，谋略过人，他辅佐曹操征张绣、擒吕布、战袁绍、定乌桓，为曹氏集团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朝二十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他能甘于淡泊缄默。曹操有一段话形象而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连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对曹操、对同僚却不争高下，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有一次，他的姑表兄弟辛韬曾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冀州的情况，他却极力否认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他为曹操“前后凡划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他与曹操相处二十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以谗言加害于他，也没有一处得罪过曹操，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荀攸在从征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说：“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并赞誉他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避招风雨，精于应变的结果。
避招风雨的应变策略，初看起来好像比较消极。其实，它并不是委曲求全、窝窝囊囊做人，而是通过少惹是非、少生麻烦的方式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特长。同时，对于一些谋士来说，运用避招风雨的策略，不仅可以保命安身，还可以求得一个好的终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千古良辅张良，在功成名就时，汉高祖让其择齐地3万户为封邑。
那时，连年战争，人口锐减，粮食奇缺。齐地素以富饶著称，对于立国不久、困难重重的汉朝来说，齐地的3万户是个极为丰厚的食禄。然而，张良却婉然谢绝了刘邦的厚赐，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张良置荣利而淡之，行“避招风雨”术，其明哲保身的用心可谓良苦。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著名的五星上将之一。
麦克阿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岁入西点军校，23岁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走出军校大门；50岁的时候，是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二战结束后任美国远东部队司令官；美国侵朝战争时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52年的军旅生涯在鼎盛期戛然而止。
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我深表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涉及他所担任职责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战区的指挥。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者……”
杜鲁门总统做出的这一决定源于麦克阿瑟的长期桀骜不驯，且对任何关于国家甚至国际间的大事都敢“口吐狼言”。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与决策层最初出现龃龉并非因朝鲜问题，而是由美国的对台政策引起的。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政府已经丧失了民众的支持，美国对蒋的援助不仅会疏远中国大陆群众，还会在亚洲各国激起强烈的反美、反西方的情绪。在白宫看来，若派遣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作战，其所需费用“还不如用来支持我们自己的军队更合算些”。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与台湾的关系不能太密切。
但是，政府的决定却遭到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军界的反对。麦克阿瑟要求政府的政策能“更坚决地”支持中国国民党，“更积极地”反对中国共产党。1950年7月21日，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返回东京后，他发表声明称，如果台湾受到中共的攻击，美国与台湾的“有效合作”马上就能完成部署。8月1日，蒋介石发表公报，称他和麦的会谈已经奠定了共同保卫台湾和“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对于麦克阿瑟的声明，且不去评价其对与错，单就麦克阿瑟的身份来说就是“越位”。
这两个声明、公报引起了华盛顿的不安，杜鲁门总统8月4日在以国防部长约翰逊名义发出的信件中用严厉的措辞对麦克阿瑟提出了警告，提醒他：“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行动，或是给别人提供发动全面战争的口实。”
但是，麦克阿瑟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8月28日，他在发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野营活动”的贺电中驳斥了美国保卫台湾会失去亚洲人的支持的说法，他说，讲这种话的人并不了解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