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以科举选官，风纪尚严，衡文者舞弊发觉，动辄极刑。雍正年间，福建学正俞鸿图主持福建科考，因其妾与仆人勾结作弊，俞鸿图就被雍正皇帝处以腰斩。咸丰时，大学士柏葰也因为科场作弊案被咸丰皇帝问斩。但自慈禧太后统治以来，科场考试请托贿赂之风渐盛，机会平等之精神顿衰。同光两朝的科举，于是更加江河日下。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朝廷特别举行恩科会试。这一年，张謇42岁，已经4次会试落榜，本人意兴阑珊，热衷之气大减。他的父亲张彭年已经77岁了，总想在有生之年看见儿子金榜题名，督促张謇再试。张謇难违父命，于是北上参加会试，以尽孝子承欢养志之心。结果会试中了第60名贡生，复试又列第10名。但待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殿试，二十四日传宣，他竟以一甲一名引见，中了状元。一时，京师奔走相传，舆论大哗。
原来，张謇高居榜首，并非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而是靠了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殿试读卷大臣翁同龢的能量。此科读卷大臣共8人：张之万、麟书、李鸿藻、翁同龢、薛允升、唐景崧、汪鸣銮、志锐。张之万这一年85岁，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状元，齿德俱尊，列衔首席。翁同龢这年65岁，为户部尚书，但他是两代帝师，清流领袖，势位与发言权自然非张之万能比。
实际上，翁同龢早已意属张謇这位同乡门生，一直在坐等张謇交卷。收卷官黄思永在张交卷时，迎上接收，展卷一看，有挖补空白一字未填上，遂为之补填，又见“恩”误为单抬，在“恩”字上添一“圣”字，改完交翁。翁同龢接过卷子，一看便知是张謇字迹，立即评卷，言：“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这份卷子非中状元不可！”张之万说：“现在卷还没看完，前10名还无法确定，怎么能定出状元呢？”为此，两人几乎顶撞起来。位居读卷大臣第二的麟书说：“我居第二，状元卷子我不争，榜眼卷子决不相让。”麟书没有帮张之万说话。位居读卷大臣第三的李鸿藻与翁同龢私下达成默契，这时出面说话：“我所阅沈卫一卷，通场所无，今亦愿让状元与张，幸公俯允。”
00张之万无可奈何，手中原取状元卷为郑沅，因麟书不让榜眼，只得屈居探花了。前十名名字排定以后，按次进呈并拆除密封，逐一奏陈姓名，一甲第一名果然是张謇。光绪皇帝看着第一名的卷子，问是谁取中的，张之万答是翁同龢。这时，翁同龢立即上前自辩，说张謇系江南名士，而且是个孝子，进而说殿试向来重写不重作，此卷则写、作俱佳，实可冠冕多士。今年是皇太后60万寿，张謇会试中了第60名，是个吉祥的兆头，可为恩科得人贺。就这样，在翁同龢的极力撺掇下，张謇终于在殿试这个最高级的国家考试中名列榜首，大魁于天下。
历史背后真正的事实是，翁、张交谊并非泛泛，翁同龢竭力为张謇争状元也非仅在甲午一科。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謇中举后第二次参加会试，此科会试总裁为李鸿藻、潘祖荫、昆岗、廖寿恒，潘有意要取中张謇，但因为把卷子看错，误中了无锡的孙鼎烈。次年，恩科会试，考官高蔚光推荐张謇之卷，结果又因为看错了笔迹，误中了无锡人陶世凤。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是张謇参加的第四次会试，翁同龢任总裁，为了不再重蹈前辙，翁同龢多次叮咛负责的同考各官员，凡江苏省卷子上堂务必细心校阅。袁昶推荐一卷，有点像张謇的卷子，但拿不准，看到文中有“声气潜通于宫掖”一句更觉不像。第五房考官施纪云推荐一卷，说确是张謇之卷，翁同龢看到该卷策问中有“历箕子之封”的句子，认为这是到过朝鲜之人的口气，而张謇曾随吴长庆赴朝多年，此卷有点像张謇的。于是让袁昶看，袁觉得文气跳荡，有点不对，填榜时，同考官沈曾桐要求看看这份卷子，见制艺及诗的秦字韵，就说不是张謇的卷子。
但这个时候再事搜求已来不及了。拆密封，原来是常州刘可毅。翁同龢与同考诸人四处查找，原来被第三房考官朱金鉴以词义宽泛而斥落。朱是位瘾君子，抽鸦片的时候多，江苏卷子并未太留意。翁同龢殷殷访录，不料却误中别人，急得直流眼泪，同考各官，也只能陪着这位总裁大人摇头叹息了。
此科结束，翁同龢对此事仍耿耿在怀。他写信给黄体芳，遗憾与悔恨之情溢于言表。黄体芳复信劝慰翁同龢说，他任江苏学政时，发现了两个人才，一是刘可毅，一是张謇。这一科刘可毅中了状元，也证明会试殿试衡文鉴人的准确。但翁同龢仍以张謇落第为憾事，到了甲午恩科会试，他便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因此不惜演出了前面所说的与张之万相争的一幕。
甲午恩科会试、殿试决定鼎甲的内幕，是朝廷高层的核心机密，当时秘而又密，仅有耳食之言在一定范围内流布，所留史料也是凤毛麟角。在清朝灭亡以后，张謇之子孝若才在他所撰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披露了此中一些秘密。此后，影印的翁同龢日记中又公开了一些实情。1962年，随着《张謇日记》后15册的影印出版，鼎甲之谜的谜底才逐渐浮出水面，大白于天下。科举考试，理应贯彻平等、公平原则，但在最高级的殿试中，却成了高层人物之间的交易。在国人心目中最公平、最神圣的科考选拔竟然如此儿戏，晚清官场中的法纪和道德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统计起来，清朝总共考过112科，出过114名状元，得主是江苏一省50人，其中常熟6人，苏州17人。江南山清水秀，钟天地之灵秀，加上文化、经济发达，状元历久不衰也属于正常。苏州多产状元，但到同治朝为止，甲戌科陆润庠成了苏州府殿后状元。终光绪一朝，恩科、正科多至13科，江苏状元两人，一是黄思永，一是张謇，都不是苏州人。山还是那样的山，水还是那样的水，但苏州从此就是不出状元了。倒是穷山恶水的广西、福建、贵州各有两人，天府之国的四川出了一人。风水气脉似乎从地下转移到了这些边远的地区。因而有人开玩笑说苏州的风水被陆润庠占尽了，江苏的文运被张謇走绝了。
清末四川人高树在《金銮琐记》中说：
清末鼎甲渐及边省，盖以笼络天下士人。
好一个高树，不枉在军机处做了几年章京，他确实参透了此中的机关。
原来，状元无关风水，命运全掌在朝廷的方寸运用之妙上。掌握科举的朝廷从政治需要出发不时调节这台机器，根据实际需要来倾斜政策。有意让边省平均一点皇帝的阳光雨露，本是朝廷恩泽四海的一种标志。科举既然是皇帝牢笼天下士子们的工具，怎么会让苏州一府、江苏一省独占尽皇恩呢？
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殿试，状元是正蓝旗蒙古人崇绮。为了打破旗人不列名鼎甲的惯例，崇绮成了又一名破天荒的状元。旗人本享受着国家种种特殊待遇，还要抢夺汉人的饭碗，于是朝野窃窃私议，愤愤不平之声自然在所难免。
崇绮的父亲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以钦差大臣督师广西，镇压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永安突围，东南半壁糜烂，赛尚阿兵败定罪斩监候。崇绮的泰山郑亲王端华，辛酉政变中被慈禧太后赐死。这样背景倒运的人物，竟然当了殿试龙头，岂非咄咄怪事！令当时人颇为困惑与不解。
原来，这谜底还是隐蔽在政治的潜规则中。嘉庆时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用的就是团练出力，八旗、绿营收功的把戏。清室镇压太平天国，起初同样想继续重演勇营出力，八旗、绿营收功的好梦。但自1860年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天国攻破之后，清廷已经无兵可调，梦想时分，不得完全依靠非经制的湘淮勇营。勇营出力，八旗、绿营收功的美梦算是彻底落了空。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陷金陵，将帅以功得封赏者几乎全是汉人，籍隶八旗者寥寥无几。于是，1865年的殿试，操纵科举机器的清廷，制造出一个旗籍状元，为旗人挽回一点体面，以此重新描绘、修正，恢复王朝“高大完美”的形象，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了。本来，玩弄这种政治手法，就是****制度的政治需要和基本技能之一。只是埋头举业的士子们唯知寒窗苦读，难以领会这种艺术，或者说根本就想不到游戏操盘手会玩这种手法。要你中，你就中，不中也中；不让你中，就不能中，能中也不中。在晚清这样一个官权社会中，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四、科举变成了献媚术
自从慈禧太后操纵大清国朝政以来，科举制度竟然发展成为朝臣们的献媚保宠之术，这就又是一项可圈可点的“政治发明”了。主宰考生命运的大臣们，不是把精力花在如何为国家选拔人才上面，而是开动整个心思去设计如何利用科考这件事情讨得主子的欢心，以求达到自己升官、保官的目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经疆臣袁世凯、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这一年，将补行辛丑（1901年）光绪30万寿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会试，合并举行。同时，这一年，也有乡试。次年，就是慈禧的70大寿，主持乡、会、殿试的官员，为了能够得宠于慈禧太后，都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清代各省乡试主考，例先放云贵、两广。癸卯年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的主考官、副主考官的名字分别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数字联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外放考试官员是国家何等重要大事，为了提前为慈禧太后70大寿制造个祥和喜庆的气氛，操纵大清国科考权力的大臣们竟挖空心思用姓名联缀喜庆句子来选拔考官，此事虽然令人喷饭，但究竟颇近于儿戏。这八个考官的父辈当年给儿子命名的时候，哪能料到会赶上老佛爷的万寿前一年的乡、会试考官的选拔，因而去未雨绸缪？这种红运岂是才识学力者所能幸致哉！只好把命运托付到老天爷的头上。
这年殿试，操纵者要取一个名字中有“寿”字的状元，以示预祝，山东人“王寿彭”三个字，念起来给人立马生吉祥如意之感。于是，他就当仁不让地做了金殿传胪的第一名。
王寿彭等人固因名得福，但因为姓名为操盘手不待见而在科举中身受其害者，也不乏其人。名字吉祥合乎皇帝口味者固然可以平步青云；名字不被皇帝待见者，尽管才华出众，但也一样摆脱不了倒霉的厄运。
咸丰元年（1851年），浙江绍兴人孙山麓因为屡试不第，久困科场，最后决定改个名字，换作庆成。没有想到他这一改，还真的交上了好运，咸丰皇帝一看到孙庆成这个名字，感觉吉利，立刻就把他列为会试第一名。
咸丰二年（1852年），武昌人范鸣孺殿试卷取在前10名，咸丰帝因其姓名读音近于“万民穷”，认为是不祥之兆，只授他以内阁中书。范姓后来改名“鸣鹤”，实在是咸丰皇帝没有跟踪追击，否则，更改后的名字不也与“万民祸”之音相谐吗？这是不是也应该加以追究？
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殿试之后，江苏考生王国钧出类拔萃，被主考们定为一甲。可是，当金殿传胪，慈禧太后听了王国钧的这个名字后心中不舒服，随口说道：“好难听。”因为“王国钧”这三个字与“亡国君”谐音，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因此被改为第三甲。此后他更是命途多舛，最终在偏远的云南任上蹉跎以终。
王寿彭与王国钧，这两个匍匐于科举之路上的莘莘学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升沉起伏会取决于父母为他们所起的名字。仅仅因为朝廷对名字喜恶的不同，一个鸿运高照，一个却倒霉万分，二人仕途竟是如此天渊之差。命也，数也？让人心中五味杂陈，无法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