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两耳重听，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他生平最讲究养心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那上头见他不动心？无论朝廷有什么紧要的事，请教到他，他丝毫不乱，跟着众人随随便便把事情敷衍过去。回他家里，依旧吃他的酒、抱他的孩子。那上头见他不操心？论朝廷有什么难办的事，他到此时，只有退后，并不向前，口口声声反说：“年纪大了，不如你们年轻人办的细到。让我老头子休息休息罢。”他当军机，上头是天天召见的。他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上头见他年纪果然大了，胡须也白了，也不来苛求。他往往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办。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他到此，便乐得不管闲事。大众也正喜欢他不管闲事，好让别人专权，因此反没有人挤他。
王文韶是杭州人，曾做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都尚书，且“两耳重听”，更有“琉璃蛋”的绰号，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来看，徐大军机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追述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曹振镛、奕劻、王文韶型的官僚，无疑是中国官场数千年风波冲刷激荡磨砺的结果。这种类型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能领风骚的可以五代时期的冯道为代表。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冯道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九帝，居相位20多年。后晋被契丹灭亡，冯道又媚事辽太宗耶律德光，担任太傅。冯道在波峰浪尖上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始终高官厚禄，持泰保盈，成为政界的不倒翁。
事过千余年，刘祁在《归潜志》中记宋南渡后，“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此后，魏禧在《魏叔子文集》卷一《相臣论》中写道：“最可笑也，舒行缓步，轻咳微言，以养相度，竟成木偶儿戏。”言谈举止上修行宰相风度，遇事不置可否，首鼠两端，实在是侍上保身的传世秘要。
有了曹振镛、奕劻、王文韶型的伴食宰相，中央各衙门的官员也起而效尤。大官僚陆润庠的一句调侃话“阁、部、监、斋，处处不到；酒、色、财、气，种种俱全”，真实反映了晚清官场中官僚们只做官不做事的颓靡状况。
庚子后，慈禧太后召见河南人秦树声，他本是光绪丙戌科进士，在工部做到郎中，因职位调整，必须引见召对。召对时，慈禧太后问：你常到衙门吗？答：不常到。慈禧很诧异地问为什么，答：无事可办。又问工部堂官勤惰，回答：不常到署，皆无事可办。召对后，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讲了秦树声回答问话的情形。秦树声本来以御史记名，军机大臣们害怕这个人狂妄质直，不知道日后又会闹出怎样的乱子，干脆即日就将他外放云南曲靖府知府。秦树声后来升到广东按察使，入民国后，在清史馆任纂修。秦树声就因为不经意间说了实话，暴露了工部的情弊，就被当权者外放到边远的云南省，这实在是报喜者得喜，报忧者得忧。看来，老佛爷整天听到的只会是歌舞升平，她被一群不做事的官员群体所包围，难怪晚清政治糟糕到如此透顶的地步。
六额驸景寿之子志钧，是同治、光绪皇帝的表兄弟辈，由孝贤纯皇后荫爵，承袭承恩公，任乾清门侍卫，兼副都统，是从二品大员。
有一次，光绪皇帝在天坛祭天，晚宿斋宫，照例应由御前侍卫及乾清门侍卫在门洞两旁值班。午夜，侍卫们应起来当对引后护之差。志钧酣睡不醒，平日懒惰成性，又有大官的急躁脾气，没人愿意去叫醒这个尸位素餐之辈。到天亮祭祀完毕，当差人员都离去后，礼部执事人员锁了斋宫门。过了很久，志钧醒来后才发觉被锁在了斋宫里。天坛那样辽阔，无人发现，就会有饿死的危险。志钧在里面大声疾呼，幸好被来接他的人发现。到礼部要来了钥匙，才把这位公爵大人放了出来。大学士柏葰的孙子崇彝与志钧有点亲戚，听了这个故事后滑稽地说，要是真的饿死，还不知该给何种恤典呢。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4页。
在晚清，京城流传着这样的一个顺口溜：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銮仪卫的刀枪，金鱼池的婆娘。太医院的御医们治疗对象都是皇帝、太后一类人物，诊断用药担着极大风险，众多的御医在一起，最后处方，综合各人意见，虽治不了病，但绝对无害；翰林们的文章虽然洋洋洒洒，辞藻华丽，却无益于实际；都察院的奏章连篇累牍，却不关痛痒；光禄寺办理婚丧节庆筵宴膳食，贪污了经费，茶汤不浓不淡，没有多少味道；金鱼池是妓女云集的地方，这些妓女是官员们的玩物，名声地位不齿于人。不过，这几句顺口溜，倒是把中央各部机构官员不做事的运作状况概括的一览无遗，从中也可以窥见当时官场败坏情状之一斑。
与不作为但却能享受荣华富贵的官僚们相反，一些说了真话、做了真事的官员的结局则不是丢掉乌纱帽，就是被杀头。
以庚子事变前后为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和传教士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在这种情势下，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人，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议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人，实际上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使馆。在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这次御前会议一开始，慈禧太后就明确表示准备向各国开战，但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等语。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明确表示：“拳民法术，恐不可恃。”立即有附和载漪的官员打断他说：“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内阁学士联元则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太后勃然变色，立即有人斥责道：“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时，光绪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驻外公使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景澄连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光绪皇帝深知万不能战，但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不敢明言，想借以“通洋务”著称的许景澄痛陈“开战”的严重后果，以打动慈禧太后。君臣一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站在许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书，一直反对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时也“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慈禧太后见三人团聚共泣，大触其怒，注目厉声斥曰：“这算什么体统？”光绪皇帝才在恐惧中放开许景澄之手。最终清廷决定向各国开战。清廷决定开战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直言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五人处死。但是不到20日，北京城便被攻破，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等人仓皇西逃。西逃途中的慈禧太后决定与列强议和。在随后几个月的谈判中，列强提出了上百官员的惩罚名单，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没顶之灾中，处于危难之中的臣僚们，其命运自然格外悲惨，他们都成了慈禧太后的替罪羊。据不完全统计，在兵败或京城被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刚毅在与慈禧太后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身亡。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礼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使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在这场事变中，各级官吏100多人受到了不同程度惩处。
但是，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慈禧太后却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清廷下谕：“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令鲁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事后，慈禧太后对人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言中没有丝毫自责之辞。总之主和也好，主战也罢，这些多事的大臣最终都不免一死，他们的悲惨命运，与曹振镛、奕劻等辈的固权保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惨烈的事实，更是让官场中的臣僚们胆战心惊，更加抱定了不作为、混日子的主张。
真实的情况是，庚子事变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鉴于前车之覆，谁也不再愿意为朝廷真心实意出力了。此后，大清王朝便在官员腐败苟安中迅速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