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旺丹达尔，在阿拉善以两种身份出现。首先，他是阿拉善的一位著名学者。人们在阿格旺丹达尔的名字前面，往往加一个定语修饰“阿拉善”，让他成为阿拉善阿格旺丹达尔。这样，他的名字与阿拉善联为一体，他的声誉也为阿拉善增添光彩。阿拉善一位当代文人这样评价说，“扬名于藏蒙地区的他是阿拉善人民的骄傲”（chogtu1999：1）。
记忆阿格旺丹达尔的主要群体是阿拉善蒙古族，我们可从阿拉善籍的知识分子所发表的纪念性的文章，研究论文在有关阿格旺丹达尔的论著中，在数量方面占有绝大多数，阿拉善盟和阿拉善左旗政府部门组织和召开有关研究活动和会议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阿拉善民众中，阿格旺丹达尔传说广为流传，阿拉善文联部门人士也整理出版了有关阿格旺丹达尔口传历史和故事。这位文豪的亲属和后裔作为他的亲属而自豪，我们在阿拉善经常听到有人以羡慕的口气说，某某是阿格旺丹达尔的亲属后裔。
阿格旺丹达尔的第二身份是作为蒙古族著名学者的形象。人们强调，他在蒙古语研究领域里以他《详解蒙文文法通讲》做出卓越贡献，该书很长一段时期在蒙古地区是教科书，所以，阿格旺丹达尔在蒙古文化发展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遨游蒙藏佛教圣地，与各地学者建立联系，探讨学问的经历，表明他不仅属于阿拉善一个地区，他还属于整个蒙古民族，因而为他增添蒙古民族属性。
另一方面，阿格旺丹达尔在阿拉善地区不同社会领域以两种“地位”被再现。他是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世俗人士。阿拉善福因寺1980年代初修建寺院，恢复其宗教活动以后，就建造了纪念阿格旺丹达尔的塔，在寺院附近他居住过地方也盖了毡房，以纪念他的与该寺庙有关的生活经历。人们虽然有时提及这位学识渊博的喇嘛曾经一度离开寺院，从事了看似世俗生活的轶事，如他与一个叫做永孔玛的女子同居，经常不出席庙里的经会，不穿僧人服装，用白色毛巾卷起头，抽着烟拿着烟袋在寺院里转悠等等的轶事（Chogtu1999：409），但实际上这些趣闻不但不是说他是不合格的喇嘛，而且表现阿格旺丹达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非凡的喇嘛，因为他精通佛教密宗，常常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他的第二个“地位”是世俗学者。在今天的阿拉善，人们常突出他的世俗界的学术贡献。1996年，阿拉善左旗第二中学庆祝建校四十周年之际，在校园中央树立阿格旺丹达尔雕塑，将他作为学问和知识领域的典范再现给青年学生和社会公众。阿拉善左旗政府部门2006年在巴彦浩特组织召开全国第一界阿格旺丹达尔学术讨论会，让世人关注阿拉善地区杰出学人在蒙古语文、文化以及翻译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阿拉善地区在所造今日蒙古族认同和地区形象时所利用的历史人物阿格旺丹达尔，在被重新解释和再现时，从今天的需要出发，挖掘和赋予这位历史人物新和含义和光彩，使清代历史记忆为今天的民族认同发挥重要作用。
三、作为历史记忆的家谱
根据巴尔特的族群边界理论，族群（民族）成员在构建他们集体认同时，认定某种文化内涵，以此来划定他们集体认同的边界。上述历史记忆在构建蒙古族认同过程，实际上就是扮演一种文化内涵的角色。在当今内蒙古现实生活中，民族认同具有多种内涵和多种边界。这些不同的边界在不同的社会生活语境中得以确立，给成员提供一种特定的具体认同感。如，除上述的特定地区历史、方言，地区风俗习惯之外，还有血统、家谱也发挥着“文化含义”的作用。这在具体的个人行为中尤为明显。
我们曾提到现在内蒙古蒙古族人口增长中的非自然因素，即一部分原来登记为汉族的人改变了民族身份，其中当然包括原本蒙古族后裔因各种原因隐姓埋名（改变民族身份）的人恢复自己的蒙古族身份的一部分人，但恐怕更多的是那些为了得到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照顾的地地道道的一部分汉族。对这些新“蒙古族”原来的民族身份和现在改变民族身份的意图，周围的蒙古族当然非常清楚，但决定这些人是什么民族的权在于国家公安机构，而不在于蒙古族群众。对此，蒙古族民间当中，流传各种言论，包括“某某是新蒙古”，和“某某是86（或88等）级蒙古人”等含有讥讽和不满情绪的说法。对于那些蒙汉两个民族通婚的家庭子女，有时也有“一半蒙古人”等叫法。这种言论和意识就是一种构建民族边界的社会行为，其意图在划出一个能够表明“真正”的蒙古人的边界。那么，划出这一边界的标准或文化含义的，分明是血统观念。
可以断定，在中国民族之间的边界，有不同的划分法，其中由政府部门进行的官方“识别”当然占有主导地位，但民间自发的划分行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尤其基于血统观念的构建边界现象更为普遍。蒙古族家庭以口传或书面的形式将家族历史或家谱传授给下一代，以便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是谁”。当然，家谱或家族历史所提供的不仅是确立民族认同的意义，同时也有树立家族观念、个体自我意识等作用。
近年来，蒙古族中兴起修家谱、村（嘎查）史的文化风气。有的将撰写的家族史或家谱分发给家族成员，有的则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向公众发行。这里我们分别选择内蒙古到目前为止保留传统文化最多的乌珠穆沁的一份家谱文本和现已失去传统文化并从事农业生产的土默特旗的一份家谱文本，以了解当代内蒙古家族和血统观念的延续情况。
乌珠穆沁民间文化团体组织撰写《乌珠穆沁家谱》一书，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内容包括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的约一千家庭的较为简要的家谱。下面我们摘译其中一家的内容：
阿拉哈巴特尔
现住址：洞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巴达拉呼嘎查
原所属部：西乌珠穆沁旗克列部敖呼特苏木
姓氏：包尔只斤
世系：
始祖：陶布钦
高祖：肖玛尔
曾祖：加木苏（属猴）→额尔德尼（1906—1981），乌日图那苏特，敖其尔和德穆楚格。
祖父：额尔德尼，祖母奥特很→毕力格图（1928—），巴雅尔（1938—1996），佩力吉德（1940—），尼玛（1941—），伊德莫（1943—），娜仁花
乌日图那苏特→桑布。
敖其尔→宝日呼很、阿拉哈巴特尔
德穆楚格→元登，巴特尔，巴雅尔和阿拉哈
毕力格图→铁木真，衮吉德，苏雅乐玛，乌日汗，宝乐日玛
巴雅尔→呼格吉勒图，那顺布和
父：尼玛→阿拉哈巴特尔，阿拉腾花，图雅，斯琴巴图，乌仁图雅
高都布道尔吉→伊德尔，乌阳嘎
呼格吉勒图→孟和特穆尔
阿拉哈巴特尔，乌尼尔吉日格乐→呼群
家庭成员：
户主：阿拉哈巴特尔；妻：乌尼尔吉日格乐；父：尼玛；母：娜仁其木格；叔父：伊德莫；弟：斯琴巴图；弟媳：布颜德力格尔；妹：图雅，乌仁图雅；子：呼群。
经济：1983年承包时，牲畜有256，1998年有200大畜，1994只小畜。
历史：陶布钦，牧民，从他之后，该家族世代富裕。解放以前，数最富的是敖其尔，其后为德穆楚格，第三名是额尔德尼。他们家入合作社187头牲畜股。肖玛尔的儿子达日马当时是喇嘛庙马群的掌管者，优秀套马员和猎手。民间流传有关他与土匪战斗的很多传说，他的名字也在歌颂与黑军（haracherig）战斗的英雄的好来宝中被提到。额尔德尼曾是牧民，也是优秀的训马师和套马员。毕力格图1945年当乌珠穆沁王边防卡的兵时，被喀尔喀收留，并在那里定居。尼玛曾获自治区专业摔跤运动员和国家一级运动员的称号，后回家乡，作为苏木达、局长工作，直到退休。伊德莫，牧民，曾当选为旗和苏木的优秀牧民。阿拉哈巴特尔为内蒙古第八届政协委员，乌珠穆沁文史学会副主席（N.Buhehada，P.Temur2003：1）。
以上所述阿拉哈巴特尔家谱简明扼要，除以父系为轴心的家族谱系之外，特别说明姓氏和清朝时期所属佐，简述了1980年代以来两次经济统计数据，并点评家族中杰出人士和较为特殊的事迹（如定居蒙古国等）。杰出人士中所提到的，与传统的专业（富裕牧民、猎手、训马师、战斗英雄）和现代国家有关职务、职业。可以说，这是近年来在内蒙古出现的诸多家谱中的较为典型的文本。
呼和浩特地区土默特蒙古族将家族史作为村落史的一部分来撰写，其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如《把什村史》，由专门编纂委员会组织撰写，200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土默特左旗把什村（也叫把什板申村，意为先生之屋），现已蒙汉杂居的村落，人口2700多，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生计。该书由“上卷·村史”和“下卷·部分家族史及家谱”组成。下卷包括丁、王、云、荣、三个李家、赵、康、张、董等十一个家族的历史和家谱。除张家以外，都是蒙古族。大多数家族史内容比较详尽。我们在这里以“第四章荣氏家族史”为例，它包括“第一节荣氏家族寻根”、“第二节‘厅子房’和‘老爷门子’”、“第三节宗教与荣氏土地”、“第四节敢冒风险，支援革命”、“第五节‘文革’中深受迫害”、“第六节崇尚科学教育的传统”、“第七节荣氏族坟的迁移”以及附录的家族世系图。该章叙述了荣氏祖先来把什村的经过、该家族在当地的历史地位、曾拥有的土地财产情况、参加革命的行为、“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家族中所出现的科教优秀人士等家族历史的丰富内容。
当然，作为家谱，《把什村史》所包括的家族历史都列举了他们的世系谱，以父系制原则排列各世代之间的血统关系。上述荣氏家族的世系图如下（笔者简略了原有世系谱的第三代次子到五子的下代谱系）：
上述两分家谱文本中追溯第一代祖先大都涉及清代，家谱中所提到的第一代祖先一般清朝时期来现在后代所生息的这片土地，这也是当地蒙古族与他们现在的故乡之间建立关系的开端。当然，把什村的历史叙事中，简单提及土默特蒙古人的清朝以前的历史，即俺答汗时期，当所叙事的最主要的早期“历史”都是清朝时期的。
四、为什么清代历史如此重要
蒙古族历史悠久，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约一千年之久。那么，今天的蒙古族为什么偏爱记述三百至一百年以前的清朝时期历史呢？从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历史对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认同之所以如此重要，恐怕得从以下几点做出解释。
如果从时间因素考虑的话，清朝历史虽然离今天相对近，容易被“记忆”有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如果果真如此，比清朝时期更近的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等该是被记忆最为清晰的一段历史。事实上，与民国历史有关的历史记忆在内蒙古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现象，反而比较少。所以，说离今天越近的历史，人们记忆的越清楚显然是错误的。因此，清朝时期人物和事件，与其说因离今天的时间跨度小而被记述，还不如说是因与今天的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的紧密关联而被人们经常引用。
如前所述，当今蒙古族认同往往与地域观念联系在一起。在地域认同构建过程中，方言、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民俗等地域文化扮演了加强某一地区人们感情纽带、铸造共同认同的根基的角色。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内蒙古各地这些具有明显特色的地域文化是怎么形成的问题。探究内蒙古地域文化的缘由，包括它们的名称、形态和特征的形成过程，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从清朝时期寻找答案。蒙古族降服于清朝以前，在呼伦贝尔地区居住的蒙古人是今天的科尔沁蒙古人，杜尔伯特（四子王旗）蒙古人、乌拉特蒙古人、甚至后来成为四部卫拉特蒙古人的和硕特人的先人。他们都属于成吉思汗时期哈萨尔封地臣民。可以推算，在13—15和16世纪的数世纪里，由于他们居住同一地域、接受同一统治集团的管辖，形成较为稳定的地域文化。但如果今天考察上述蒙古人的地域文化，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而且很少听到人们说起他们先人曾经一度一起生活，强调他们的贵族都是哈萨尔的后裔。所以，当代内蒙古地域认同，更直接地与现在所居住的地域相联系，与清朝以前所生活的地区的关联比较“模糊”。
蒙古族认同意识中具有“领土性”（territorility），即将民族集体的自豪感与故乡的风貌相联系起来。同时，其领土性显然与特定的故乡（地域性）也有关系。通过将历史记忆与故乡的名称和风景（山水传说）等相连，特定地域观念中融入了时间纬度，其中上述有关清代历史的记忆就成为主要内容。
需要提出的是，当代蒙古族认同构建是由蒙古族公众，包括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和国家共同倡导、参与并完成的。在利用清代历史的时候，蒙古族知识分子显然得到国家的许可、参与，甚至是支持。所以，要弄清为什么清代历史成为如此重要的问题，部分答案需要从国家方面寻找。当今中国与清朝之间的关系，比起与其他朝代的关系，具有特殊的一面。因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是从清朝继承的，今天中国境内各民族也是从清朝臣民演变而来的遗民。清朝以前的明朝显然没有给当代中国遗留这些遗产。所以，清朝历史对今天的中国国家和少数民族来说，某种程度上是共同的历史，也是最为安全的话题，因而也是最有用的历史。
蒙古族认同中的地域观念与国家对领土主权的历史由来，在这里得到很好的默契，并为清代历史的当代价值提供现实基础。
很多民族认同的构建，实际上在“过去”和“当代”之间的交接点上进行。换言之，对于“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既不是以“我们（祖先）是从那里来的”的思路回答，要不是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模式答复。蒙古族也不例外。中国蒙古族认同构建，作为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所进行的文化构建过程，显然受其环境条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引导和制约。今天的中国蒙古族的认同，既不同于过去的蒙古人，也不同于当今其他政治社会环境下的蒙古人，尽管也存在一定的相同的特点。就历史记忆的认同构建中的应用而言，与清朝时期历史以及与特定地域的紧密关联，是当代蒙古族认同的具体特点。
要从理论层面上说，“过去”与“今天”之间的看似对话的关系中，笔者认为，“今天”更为活跃、更为主动、更为主导。而“过去”虽然好像提供历史记忆内容、决定现在的趋向，但实际上受制于当代的需要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