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为宋亡前的作品，写秋时客居临安的愁绪。词中能感受到人生失意的哀怨，但尽可能写得含蓄委婉，主要通过景物来映衬。与姜夔词相比，它的层次显然不够曲折丰富，像上阕的写景，虽然很漂亮，但只是在单一层面上延展。宋亡以后的词作，则较多表现了亡国之恨，情绪要显得浓厚一些，内涵也比较清楚，《一萼红》：“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不过这种感慨不是化为激情喷涌而出，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伤感。
张炎（1248—？）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其家世代名宦，早年过着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宋亡后不仕，漂泊四方，潦倒而终。
张炎作有《词源》，为词学名著。他论词推重姜夔，标榜“骚雅”、“清空”，所作也较能得姜夔之长处，善于把浅白的语言写得精巧，善于用象征的手法、在虚实不定的意境中抒发感情。他现存的词大多作于宋亡之后，因为家世的关系，写景抒情中常带有深沉的亡国之痛，情调凄凉。如《高阳台》写西湖春暮，用很传统的惜春笔调开头，而后一层层渲染出一片凄凉衰飒的气氛，终了归结于“无心再续笙歌梦”，甚至“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写出很深的哀痛。而《解连环·孤雁》则是以咏物为象征的写法：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这形单影只、惊恐交集、思慕群侣的孤雁，正是作者在时代的巨变中一种无依无靠、不知何终的心境的写照。
王沂孙（生卒年不详）字圣与，号碧山，入元后曾任庆元路学正。他的咏物词最为著名，现存词作亦以此类为最多。王氏咏物有强烈的特点，他总是将自身的情绪渗透在关于对象的描摹或有关典故的铺写中，通过暗示关系使那些片断组合成完整的意境；他所表达的情绪又很微妙复杂，所以词的结构特别地曲折，语言也特别地精细。下以《齐天乐·蝉》为例：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歔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经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漫想薰凤，柳丝千万缕。
在这词中寄托了故国之思和对个人身世的哀痛，同时融合了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由人意的沧桑感，但字面上始终不离蝉的形象和有关典故，写得时隐时显。这种笔法恐怕主要不是缘于环境的压力（元朝统治者对这类文学作品并不在意），而是缘于矛盾和忧郁的情怀。语言在诉说故国怀恩和内心的忧伤时，也成为解脱的力量。
文天祥及汪元量在南宋覆灭的日子里，文天祥作为殉国者，汪元量作为遗民，以不同的声调写下了宋诗最后的篇章。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别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岁中进士第一名，蒙古大军进逼临安时，被委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随后即至元军中谈判，被扣押。后脱险南逃，继续从事复国活动，再度因兵败被俘，押到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因不肯屈降，终于被杀。
对南宋的覆亡无可逆转这一严酷事实，文天祥是有认识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元朝，认为这在道义上也是各有所取。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鞠躬尽瘁，继之以死。这种高贵的人格精神在其相关的诗篇中有着强烈的表现，如著名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于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中将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亡之悲融为一体，交织着悲怆、哀婉、激奋、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情，给人以很深的感动。他的《正气歌》以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事迹赞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凛然气节，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气”抵御狱中种种邪气的侵袭，保持人格的完整，也成为诗史上传诵的名篇。
汪元量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灭宋后，跟随宋王室被掳至北方，后来当了道士，南归钱塘，不知所终。在这种特殊经历中，他的《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用七绝联章的形式，每一首写一事，分别记述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战乱对江南社会的破坏，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有“宋亡之诗史”（李珏《湖山类稿跋》）之称。这类诗多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却每每内涵着深重的伤痛，如《醉歌》中的一篇：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金名谢道清。
诗中据实直书谢大后屈辱地签署降书一事，而讥刺之意，悲悯之情，以及作为宋人的耻辱感，尽在其中。此外，他还有许多诗篇以怀古伤今的方式抒写了心中的悲哀，如《彭州》之感慨“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人愁肠”，《戏马台》之悲叹“欲吊英灵何处在，髑髅无数满长洲”等等。汪元量本非修养深厚的诗人，所作并不以修辞的精深见长，但诗中那种沧桑感和亡国之痛，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人是难以感受到的。
四、宋代的小说与戏曲
宋代的说话艺术与通俗小说“说话”即讲故事的伎艺在唐代就有了，而从宋代文献来看，当时说话艺术已经广泛流行于民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耐得翁《都城纪胜》都记载了宋代说话的各种分类名目，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而周密《武林旧事》记临安一地讲小说的名家就有五十二人，讲史的名家亦有二十三人。
宋代的文言小说宋代文人所作文言小说大体仍可分为志怪与传奇两类。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论唐宋文言小说之区别，谓：“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大致，想象力较弱，文字过于平实，又多寓教训之意，是宋代文言小说较普遍的弱点。论其原因，鲁迅谓是“士习拘谨”（《中国小说史略》）。如乐史所作《绿珠传》，虽是传奇之体，但故事情节相当简单，而教训的议论却不少，且如鲁迅所言态度“严冷”（同前）。
由于注重趣味，这些小说在细节的描写上每有出色之处，如《大业拾遗记》中的一节：
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骏冶多态，帝宠爱之特厚。时虞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谓世南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岂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应诏为绝句曰：“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弹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上大悦。
如鲁迅所评，这种描写堪称文笔明丽而情致绰约（见《中国小说史略》）。
从总体上说，上述几篇小说跟民间“讲史”的兴盛应有密切的关系。后来的《隋唐志传》、《隋唐演义》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增饰而成的。
宋代的戏曲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成熟的戏曲文学要到元代才出现，但在整个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过程中，宋代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