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在加强作品的形象性方面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指铺陈，除了一般的陈述，《诗经》中有的作品还用大量铺陈的场面来造成强烈的气氛。“比”就是比喻，《诗经》中比喻的手法富于变化，尤其是常用日常生活中的景象来比喻较为抽象的事物，使之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调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等。“兴”则更为独特一些。“兴”字的本义是“起”，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井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逮”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问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天天，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爱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二、楚辞
《诗经》收录作品最晚至春秋中期。这以后，北方当然仍不断有新的歌谣产生，只是未能得到编理和流传。在《诗经》编成后差不多三百多年，南方楚国以屈原为首的一群诗人运用另一种诗体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对此西汉的刘向所编《楚辞》一书保存最为完整。汉代文献中所见这种诗体通用的名称有两种：一曰“赋”，如司马迁《史记》中说屈原“作《怀沙》之赋”，班固《汉书·艺文志》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另一种就是“楚辞”。为了避免跟汉赋混淆，现在多用后一种名称。另外，“骚体”也是自古以来很常见的别称。
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如前所述，长江流域很早就独立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楚的始祖鬻熊于西周初立国于荆山（今湖北南彰县一带），长期以来楚人被中原诸国呼为“蛮荆”。但发展至春秋时代，楚国的力量已十分壮大，它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形成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局面。至战国，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后楚为秦所灭，继而楚地的反秦武装又成为亡秦的主要力量。如此终于在汉代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文化的大融会。
楚民族很早就开始吸收中原文化。春秋战国时代，《诗》、《礼》、《乐》等北方文化典籍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从《左传》来看，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颇为熟稔。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的特征。
大体上我们可以从楚文化的一般特点来看楚辞产生的背景。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楚辞的形成的具体过程很难作出描述。通常，文学史的研究者会提到《诗经·周南》中的《汉广》可能是楚国歌谣的远祖。它产生于江汉流域，这里后来成了楚国的领地。此诗写一个男子对汉水女神的爱慕之情，在气质上与楚辞《九歌》相通。另外《孟子》中记录有一首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的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它与《诗经》中歌谣在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格式也与之相近。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许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但无法了解其详情。大概可以说，在楚地一直流传着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谣，它的句型是多变的，也可以长短不齐，不像《诗经》几乎全是整齐的四言诗；句中或句尾多用语气词“兮”字。只是这些零散资料能够说明的问题是有限的。后人看楚辞，几乎直接就面对着屈原这位伟大的作家。这种诗体在屈原之前应有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只是如今难以探究。
屈原的创作“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这一诗体的成立，当然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关于屈原的生平，最重要的记载是《史记》中关于他的传记。但司马迁掌握的材料似乎也不多，他把《楚辞·渔父》这种很可能是虚构的作品也当作史料来使用了；而且，这篇传记似乎存在错乱，有些地方不易读明白。总之，屈原的生平有一系列的问题尚待澄清。在这里我们只是根据现有材料，参照研究者中较一致的看法，对此作简单的介绍。
屈原（约前339—约前277）名平，字原，是楚王室的同姓贵族。他年纪很轻时就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通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成为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他失去了原来的要职，并受到某种处分——但具体情况《史记》中没有说得很清楚。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楚与齐的联盟被秦国设计破坏，怀王发现上当后，发兵攻秦，连遭惨败。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又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至怀王三十年，秦人邀怀王会于武关。屈原对此表示反对，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人秦，结果怀王被扣，三年后死于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无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间》、《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见关于屈原的作品汉代就存在争议。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余句，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初遭排斥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遭到流放以后。《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在《离骚》中作者对楚国的政治给以激烈的抨击，并针对此提出自己理想中的“美政”。在这方面屈原显然受到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诗人所服膺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可以看出是儒家与法家学说的混合。但另一方面，黄河流域文化中强烈要求克制自我的精神，对屈原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当他所属的社会群体对他的人格作出否定、当他意识到自己与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这固然是因为屈原坚信自己的主张在根本上更符合楚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是因为屈原完全不能够放弃他的自尊。汉代的班团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就事实而言这倒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