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二○年，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此后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焘实现了统一，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在南方，约一百七十年间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政权的更替，但因多在上层间进行，并没有使南方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而文化相对宽松开放的格局，倒促进了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在北方，北魏后期也发生了东魏、西魏的分裂，和北齐对东魏、北周对西魏的取代，最终由产生于北周政权基础上的隋王朝实现了全国统一。自晋室南渡以来，北方地区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下，由于大量文士的南下和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学繁兴的程度一度远逊于南方。但经过长期的孕育和南北文化交流，北方文学也逐渐获得了可观的成就并形成与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而伴随着政治统一的步伐，南北文学最终走向了融会的道路。
一、南北朝与隋代文学思潮
南朝文学的唯美倾向与“新变”要求在克服了玄学思潮对文学过度的侵蚀以后，南朝文学再度接续了自建安以来文人文学注重华美的传统，并将之推向唯美化的程度。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越来越明确，文学与政教的关系进一步分离，而美被普遍认可为文学的基本特质。重视文学的美质，首先表现为注重强烈的抒情性。钟蝾《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官；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志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在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强调能够“感荡心灵”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
南朝文人试图通过“文”与“笔”区分来分判文学与非文学类型，刘勰《文心雕龙》说当时的“常言”即一般意见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而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则提出一种更清晰的标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地毂纷披，宫徽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这里萧绎要求于“文”的是三点：辞采之美、声调音律之美、能够撼动心灵的强烈抒情性。这种看法较前人更直接地把握住了文学的本质。
《文心雕龙》与《诗品》南朝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对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理论和批评著作《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此略作介绍。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文学批评著作，写成于齐代。作者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少时家贫，曾依随沙门僧十余年。梁初出仕，曾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为萧统所赏爱。后出家，法名慧地。
《文心雕龙》所讨论的是广义的文章，既包括文学性的诗、赋等类，也包括非文学性的诸子、论说、诏策等类。因为刘勰认为“古来文章，以雕缛为体”，即所有的文章都是讲究美饰的，所以可以用同样的规则来讨论。这种认识的弊病是容易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但当时的现状是不仅文学作品，连实用文章也力求写得美丽，刘勰有这样的认识也是自然的。而书中特别注重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仍是怎样达到文学的美。
开始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试图为广义的“文”确立基本原则。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带有很多折中牵合的成分。如《原道》提出文章的根源在于“道”，这里所说的道乃是自然的“天道”，而不是指儒家的伦理之道。“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道有美丽的显象，文章原于道，追求美真正是“天经地义”，这显然是六朝美文学风气的反映。但刘勰接下去却把自然之道与儒道相互捏合，认为儒家圣人的经书最能“原道心以敷章”，而且“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一般人不能够深刻体悟道的神奥，所以要“征圣”——向圣人学习，要“宗经”——效仿经书的榜样。这实际是玄学中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理论在文学中的运用。
如果严格按照“征圣”、“宗经”的原则来要求文学，本来很容易回到汉儒的立场上去。好在刘勰并没有这样做。如在谈到楚辞的时候，他指出其一系列特点，诸如“朗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瑰诡而慧巧”、“标放言之致”等等，其实都不怎么符合上述原则，但作者却大加赞美，并且在评价其他作家时也常用这样的态度。可见他觉得文章写得美很重要，原则马虎一点也不要紧。
在具体讨论文学创作时，《文心雕龙》更是有许多精彩而富于创造性的论述。如“风骨”这一范畴的提出。这里所谓“风”指作品对读者的感动力，所谓“骨”是指作品在文辞与结构方面的力度；而这两者均是源于作者的生命力。优秀的作品必然是有风骨的，但风骨还须与文采结合：光有风骨而无文采，犹如凶猛却难看的鸷鸟；光有文采而无风骨，则犹如五彩缤纷而飞不动的野鸡。从以上简单的概括中，我们也能察觉刘勰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美感的认识，较前人深入了许多。
钟嵘（约468—518）字仲伟，初仕于齐，梁时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即后之筒文帝）记室。《诗品》作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已是作者的晚年。
《诗品》专论五言诗。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正文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显优劣，叙源流，指出各家利病。《诗品》讨论的对象比较单纯，理论上也不像《文心雕龙》考虑得那么细致稳妥，但却也有明朗清晰的长处。尤其是它几乎完全不受儒家思想的束缚。《诗品》序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而后就是本章开头引用过的那段文字。依钟嵘的看法，诗歌完全是由个人经验、生活遭遇而发生的情感的产物。作为论诗的专门著作，《诗品》对汉儒《毛诗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说视若无闻。后面解释赋、比、兴，也完全当作抒情的手法，与历来儒者解经之说不同。
对于诗歌的评价，钟嵘主要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而明朗的风格。他对曹植最为推崇，概括其诗歌特点，说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高度赞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这跟刘勰强调风骨与文采的结合，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有一点与刘勰也与当时整个文坛风气不同的地方，就是反对用事和声律。
二、刘宋诗文
关于两晋至刘宋的文学演变，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简明的描述，大致是由西晋以潘陆为代表的典雅华美之风转为东晋因玄风大盛而造成的枯淡，至刘来则以谢灵运和颜延之为代表，接续了西晋的文风，“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从题材来说，刘宋文学的突出现象，是继承东晋后期文学的趋势，掀起了山水诗的新潮。《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这方面的代表是谢灵运。
大体在南朝一般的评价中，是把颜、谢作为刘宋文学的代表。但实际上出身于庶族的鲍照也是一位极富于创造力的作家，其成就足以与谢并驾而远出于颜之上。
谢灵运与山水诗的兴盛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属于最显赫的世族家庭，且天资过人，所以为人性格十分高傲。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反而因不遵规度而屡受打击，只当过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远离政治中枢的内外官，而最后以谋反罪名被杀。谢灵运所任职的永嘉、临川及隐居地家乡始宁均多山水胜景，他便将郁闷孤独之绪寄托于自然，经常带领僮仆、门生四出探奇寻胜。游历的经过，便用诗来纪述。其作“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名动京师”（《宋书》本传），故导致了山水诗的兴盛。
谢灵运的山水诗通常是记一次完整的游历过程，这从诗题上就明白显示出来，如《游赤石进帆海》、《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之类。在这种诗中，自然景物随着诗人视线的转移和时间的流动而变化，表现出类似游记的特点。下以《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为例：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檐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经，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以前的诗歌写景，大抵是平列的画面，缺乏时空的变化。谢灵运的写法运用了细致的观察，所以既能写出各处山水的不同特点，每首诗中的景物也丰富多彩。不足的是诗中“此中有真意”式的玄理未能彻底转化为形象的喻指，而多在结尾处以抽象议论来归纳，难免损伤了诗歌的意境。
正如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蕴含着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一样，谢灵运笔下的山水也是人格化的。如果说陶诗的冲淡常表现出人与自然达成和谐的境界，那么谢诗的意境则每有幽深或孤峭的特征，让人感觉到当他企图通过对山水的欣赏来忘却现实的压迫时，那种高傲和褊躁的个性、贤者不能为世所用的孤独和苦闷，仍旧顽强表现出来。现在一般对陶渊明的评价要高于谢灵运。但应该注意到两点：一是谢诗更富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其个人生精神也较为强烈；二是在艺术技巧方面，它为后人提供了可以学习、效仿的经验。所以，要论对南北朝到唐代诗歌的实际影响，谢灵运比陶渊明大得多。
除谢灵运外，谢氏宗族中谢惠连、谢庄也是当日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他们也有诗名，而以两篇工于写景状物的小赋最负盛誉。谢惠连的《雪赋》假托司马相如与梁孝王的对话描摹雪景，谢庄的《月赋》假托王粲与曹植的对话以描摹月色。两篇均是精美的骈文，其句式工整，声调和谐，选辞精当，描写细致，总之在唯美化的程度上是超出了前人的。下面是《月赋》的一小节：
若夫气雾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褥，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写月中世界，如此晶莹剔透、空明澄虚。语言之工丽已是竭尽所能。这类辞赋与正在兴起的山水诗有相互呼应之效。它们所表现的自然景物的美，归根结底是高雅脱俗的贵族理想人格的美。
鲍照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郡治在今山东苍山县南）人，出身寒微，在任临海王刘子顼参军时，因刘举兵叛乱而死于乱军中。鲍照的人生道路，是向着士族门阀制度抗争的，同时又是郁郁不得志和悲剧性的。他是一个性格和人生欲望都非常强烈的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荣华、建功立业等种种目标的追求，并且认为以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这一切。老庄哲学中一切消极遁世、委顺求全的东西，都与他的思想格格不人。而当他的努力受到社会现实的压制时，心灵中就激起冲腾不息的波澜，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其作品的独特风格也就在这一基础上形成。
鲍照诗歌更显著的成就在乐府体。这类诗用辞警醒，色泽浓郁，节奏奔放，显示出感情的冲动、激荡与紧张，极少有松弛平缓之笔，造成前所未有的。富于刺激性的总观。梁代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到鲍体诗的特点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主要指鲍照的乐府诗而言，尽管语带贬义，概括还是较为准确。
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代表，鲍照还创造了一种以七言句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的诗型，如其六：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碟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以前只有整齐的七言诗，而且佳作甚少。鲍照新创的这种杂言式七言歌行音节错综变化，大体隔句用韵，雄恣奔放，尤其适宜表达激荡不平的感情。所以唐代李白等个性强烈的诗人，尤其喜好使用它进行创作。
鲍照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这些诗从创作意识来说，主要是通过边塞风光与军旅生活这一特殊题材，追求紧张而雄壮有力的诗情。他的边塞诗涉及的方面已颇为广泛。如《代出自蓟北门行》，着重写将士为国捐躯的壮烈情怀。“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四句，写沙场景象，雄峻有力，渲染出悲壮的情调。《代苦热行》则着重写战争的艰苦，“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忻”，“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等诗句以奇峭、夸张的笔法写南方景物，有惊心动魄之感。此外，《拟行路难》之十三、十四写远离故土的将士对家乡、妻子的怀念，《代东武吟》写军中的不平等，都有生动感人的效果。后世边塞之作大要不离以上几种的基本范围。
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辞赋与骈文作者。他的《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盛传不衰的杰作。
《登大雷岸与妹书》是一封骈体文的家书，其中有大量的对所见自然景色的描写，色彩瑰丽，用辞雄健有力，而写景之生动，尤为稀见：
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褥。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绎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画面阔大，气象万千，群山众水，均呈动势，光色耀目，令人应接不暇。
总体而言，鲍照诗文在诸多方面表现了新的创造，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贵族文学注重典雅而造成的褊狭面貌，为南朝直至唐代诗歌开辟了新的路径。所以，尽管他如《诗品》所说“取湮当代”，却越来越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齐梁诗文
齐立国仅二十余年，许多著名文人身处齐、梁两代；两代的文学风气与创作现象亦一脉相承，故向有“齐梁文学”、“齐梁体”的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