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的建安年代（196—220），曹操实际掌握了朝政大权，魏都邺（在今河北临漳）不仅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文学活动的中心，所以通常魏晋文学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算起的。
自东汉后期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便处于不断瓦解的过程中；至汉末大乱而三国鼎立，中国开始进入约有四百年之久的多个政权并存的历史阶段。魏晋时代纷乱而多彩，文人对社会与人生的体验显得格外深刻且丰富，文学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魏晋社会思潮与文学意识
士族的兴起与专制制度的削弱自东汉后期开始，所谓高门大族的力量越来越突出。这种家族既是地方性的势力，同时又参与国家权力机器的运作。在汉末大乱中，高门大族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他们拥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任何统治者都不敢忽视。到了曹丕正式建立魏朝时，更采用有利于地方大姓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这标志了作为特殊社会阶层的士族（或称“世族”、“势族”）——中国中古时代的贵族——已正式形成。经过魏晋禅代，两晋兴亡，逐渐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士族享有世袭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除了特殊的例外，士族与庶族之间是不通婚的。这种士族门阀制度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前。
思想的多元化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首先，也是从东汉后期开始，儒家学说的神圣地位逐渐被打破。一方面，经学的繁琐和迷信化，使得思想学术界对之产生了厌倦和排拒的心理；另一方面，随着中央集权的瓦解和地方势力的抬头，这一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为根本宗旨的官方学说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当孔子的后裔孔融也在倡导“非孝”时，可见儒学所遇到的挑战是多么严峻了。到了曹操掌握汉末大权，出于实际需要，他就敢于一再下达“唯才是举”、连“不仁不孝”之徒也不可排斥的命令。儒学当然并非就此彻底衰微，由于其有利于建立和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特点，它甚至仍然屡屡得到帝王不同程度的提倡。但不仅儒学本身也顺应时代而发生了变化，而且，直到唐代也没有能够重建儒学的独尊地位。在魏晋以后很长的历史年代中，儒学只是作为各种学术思想的一种而存在。
老庄哲学自东汉中后期始就越来越为读书人所爱好，进入魏晋时代，以此为核心的“玄学”成为流行的思潮。玄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类知性的重视。由于玄学表面上不牵涉现实问题，又被称为“清谈”。但实际上这种玄学清谈包含着一些深刻的内容。如“名教”与“自然”的异同问题是清谈的重要名目，它就关系到尊重人为的社会规则与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孰为先后、如何协调的问题；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所要得到的是更大的精神自由，是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世说新语》载，阮籍不顾“礼”的规制，与嫂面别，为人所讥，阮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他或许不否认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价值，却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有权任性情而越礼。
二、建安诗文
建安文学是沿着东汉后期文学固有的方向推进的，但这种发展同时带有飞跃性质。它的最显著的进步，一是个性特征的凸显，二是情感表现的强烈，三是对艺术形式美的有意识追求。
人们常常用“建安风骨”这一概念称誉建安文学尤其是诗歌。这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与简练刚健的语言表达的完美结合。
曹操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州市）人。他既是建安时期北中国的政治领袖，也是当时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人物。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于，《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言“莫能审其出生本末”，他原来的出身无疑是很微贱的。这一家庭虽也曾显赫，但完全没有经学传统，再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曹操一生行事很少受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史书记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讲求实效。他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娱乐性的乐府“相和歌辞”。这种类型的歌辞过去大抵采自民间，文士通常是不参与写作的。但这种惯例对曹操而言毫无意义。他写诗也不一定遵循乐府题意，甚至可以与之毫无关系，只是套用了某一支乐曲而已，譬如他可以用《秋胡行》这样的题目来写游仙。总之曹操的乐府创作非常自由，一切都为己所用。这给乐府的面貌带来很大改变。过去的俗乐歌辞是一种社会性的创作，包括仅有的几篇留有署名的文人作品，也完全看不出纯属作者自身的印记。而曹操的诗作大多有十分鲜明的个人情感特征和与之相应的艺术风格。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所作诗喜从大处落笔，视野开阔，气势宏伟，有一种所谓“王者之气”；诗歌的结构则不求精细，语言亦古朴少修饬。如《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一章：
东临竭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一篇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山水诗。从一开头登碣石山一览沧海的身姿，从诗中展现出的大海吐纳万有的宏阔景象，人们能够感受到作者的胸襟。
建安七子及其他作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斡、阮瑀、应埸、刘桢，称为“七子”。除孔融因反对曹操而被杀，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大多明显年长于曹丕、曹植兄弟而与之有密切的交往，形成集团性的文学活动，对建安文学的成长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以王粲最为著名。
王粲（177—217）字仲宣，前人常把他与曹植并称为“曹王”。但王粲的文学活动要比曹植早得多，他的某些新的创作特点在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他诗歌代表作《七哀》两首之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进患。复弃中国去，远身运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据考证约作于初平三年（192）王粲离长安赴荆州避战乱时，时作者仅十六岁。全篇组织完整，并已初步呈现意象密集、进展迅速的特点，与“古诗”的平缓重沓的语言表现有了明显的区别。所以诗能够将社会的混乱、自身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写得内涵丰富，感情深切。《七哀》之二作于作者寄寓荆州时，主要借自然景色叙写思乡怀归的愁绪和孤独苦闷的心清。像“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猿猴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一节，显然是汲取了辞赋尤其纪行赋的特点。这些写景诗句基本上都是对仗的，它预示着古典诗歌将要发生的意味深长的变化。
王粲在诗以外又以擅长辞赋著称，代表作为《登楼赋》。这是王粲在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它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深刻地表现出在混乱的时代中对人生价值失落的忧惧，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其享名之盛，以至“王粲登楼”本身成了一个典故。
在建安文学中，王粲与曹操都是有开创之功的作家。但与曹操主要基于乐府诗的传统进行创新不同，王粲从辞赋文学传统中汲取了更多的养分。在这一点上，他对曹植恐怕有不小的影响。
其余诸人留存作品都较少。孔融有给曹操的两封书信，《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较有抒情色彩，《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为嘲讽曹操之作，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刘桢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有《赠从弟三首》、《杂诗》等。陈琳和阮瑀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他们的文章显示了更趋向于骈文的特征；徐斡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
除“七子”之外，建安时代还有不少文人，而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女诗人蔡琰。她字文姬，是蔡邕的女儿。汉末战乱中被董卓的军队掳走，后流落到南匈奴，滞留十二年，生有二于。建安年间曹操将她赎回，重嫁董祀。今传署名为蔡琰的几首诗都有真伪的争论，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确为她所作。
《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人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将叙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写出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以强烈的感情，真实的笔触，反映出那一可惊可怖可病可泣的社会情状，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动。如记述董卓军队掳掠平民的一节：
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见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曾不活汝！”
这里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细致的描写，深刻有力，触目惊心。又如记述自己与亲儿永别，准备回国的一节：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侧。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一面是久别的故国，一面是亲生骨肉，不能两全。这种选择，确实令人肝肠寸断。孩子一连串的责问，使诗中的感情气氛显得无比沉重。
从写作特点来说，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曹丕与植植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父亲在世时他是邺下文学交游的核心人物，后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取代汉做了魏的开国皇帝。
曹丕的文学创作以诗为主，其中乐府歌辞约占一半。他的诗喜袭用乐府和“古诗”的常见母题，善于拟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以委婉细致见长。语言较为浅俗流畅，但比一般歌谣显得精致。五言体中，《杂诗》两首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七言《燕歌行》两首尤为著名，今录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的叙述主体是拟想中的思念远行丈夫的女性。它充分利用了七言诗的长处，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取得了多种效果的统一。由于早期七言诗保存数量很少，所以此诗在诗史上很受重视。
曹丕另有一类大抵是他做太子时召集文人宴游留下的诗，如《荚蓉池作》、《于玄武陂作》等，内容以写景为主，语言风格舒缓华丽，有浓厚的贵族气质。
曹丕的散文中，两篇《与吴质书》文学性较强。如下一节回忆往日之游的文字，尤为显著：“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广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实用文体的书信正进一步文学化，文辞也愈来愈偏向精美。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他才华出众，但因为陷入与曹丕争夺继承权的漩涡并最终失败，在曹操死后一直受到曹丕的严厉管制，至明帝继位才稍获自由。一生空怀壮志，终于郁郁而死。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当时及后代文学影响最大、通常评价也最高的一个。
钟嵘《诗品》对曹植诗的评价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我们如果把这具体解释为生机勃发、情感丰沛和艺术表现的精致华美，大抵可以成为对曹植诗简要的概括。
曹植是一个任性的、颇有浪漫气质的人。他描写人生，每每以飞扬轻脱。纵情享受为理想的状态。如《名都篇》通过描绘一贵族少年奢华而放纵的生活，赞颂了人的生命力的自由舒张之美，人物形象之活跃为前所未有。当然，在曹植的生活理想中，建立不朽功业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白马篇》写游侠少年，既有与《名都篇》相似的内容，又加入了“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言。而《蛆篇》则直抒胸臆：“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广呈现出一派豪迈气概。
读曹植诗中，意象的构造十分用心。如《野田黄雀行》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两句开头，这一高旷激越的意象，暗示了作者激荡不平的心境和险象环生的处境，给全诗笼罩了一片特定的情感气氛。另外像《七哀》开头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两句，也是以迷蒙恍惚的意象，奠定了全诗哀怨的基调。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碎语》），这确实不错。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曹植把这种精心构造的意象放在诗的开头，其实也是全篇结构上的一种特殊安排。他的诗很少是平铺直叙的，从开头到中间的起伏变化，到最后的收束，通常都考虑得很仔细，即以《七哀》诗为例：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三、正始诗文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含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玄学崇尚自然，也就强调适情、适性，但是，当人们一旦把个性自由作为重要的甚至根本的生存价值时，就会发现抑制的力量无所不在。这就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人生处境的深入思考。
正始文人有著名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王戎、阮咸、向秀、刘伶。其中阮籍与嵇康文学成就最高。
阮籍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瑀之子。史称其博览群籍，尤好《老》、《庄》，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曾先后被召为曹爽、司马懿及其子师、昭的僚属。阮籍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晋书》本传），自视很高，但随着司马氏篡权图谋的显露，政治风云日趋险恶，他常常只能用醉酒作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但这种生活对英锐高傲、思想警敏的阮籍来说，实在不容易忍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