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历史的理解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任太史令之职。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父亲到长安，曾师从经学名家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以后又因奉使外出、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各地。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在这过程中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搜集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父亲去世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也继承了父亲著述历史的遗愿。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是古代第一部通史，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生平和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以便查检；“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在汉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大初年间，空间则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实际上就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说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既意味着以宏大的眼界全面地总结历史，也意味着以个人的思考深刻地理解历史。
《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司马迁的个性和他写作《史记》的心态，首先决定了这部史书的文学性。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罹祸，本也是一场由性格导致的悲剧。总之，司马迁其实是有着诗人气质的。而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种“发愤著书”之说不一定完全符合那些古人著述的实情，却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他把写作《史记》当作宣泄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向现实作抗争的手段，因而在书中处处渗透了自己的感情。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正是从这一特点而言的。与此相应，司马迁对历史的关注，一个中心的内容是对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物命运的关注；而描述历史人物的事迹，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和这些人物的对话。举例来说，司马迁在受刑之后是“隐忍苟活”的，这虽有最充足的理由，也仍然刺痛着他的心。他无疑有着死亡的欲望，而《史记》中也一再写到壮丽的死亡：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这种悲剧场面不仅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史记》的人物传记，极少有后代正史中常见的排比人物履历的写法；作为历史著作，特别是在记载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时，它不能避免某些必要的交代，但传记的核心部分，通常是一系列经过精心选择并精心描绘出来的具体生动的事件，有些并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如《项羽本纪》中从诛宋义、救巨鹿、鸿门宴直到垓下之围、乌江自刎，均非平淡的叙述。文学叙事的特点，就是要构造鲜活的场景，令读者获得如临其境的真实感，这和历史所追求的真实是不同的。《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在重要史实方面严格推究，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再现历史的“现场”和人物的活动，必然要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如《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念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苟卿学帝王之术。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但不仅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而且从逻辑上推断，其真实性也十分可疑：李斯上厕所，谁看见了呢？然而作为文学性的传记，这种细节却是展现人物性格及其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史记》中用许多这样的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避免了抽象的人物评述。
《史记》的叙事手段也非常丰富。譬如说司马迁很喜欢描写戏剧性的场景，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能够营造逼真的场景与氛围；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造成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人物彼此对照，性格愈显鲜明。在关于鸿门宴的不算很长的描写中，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
《史记》的语言也历来被尊为典范。司马迁极少运用当时文人惯用的铺张排比手法，淳朴简洁、疏宕从容、流畅而富于变化，是《史记》基本的散文风格；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注人情感的，他的文字很自然地形成了与情给相适应的节奏感。在写人物对话时，《史记》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史记》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从《史记》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性的叙事散文。在这以前的历史著作，当然都属于叙事散文，并且多少不等地包含了文学成分，但它们本身还不能够称作是“文学性”的。这种文学性叙事散文的成立，最直接的影响首先在传记文学方面。自《汉书》始，历代史书大多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从中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而史传以外的各种类型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统有渊源关系。另一种重要影响则是在小说方面。虽然小说的性质与史传不同，但在把叙事与塑造人物形象紧密结合这一点上，两者仍有很大的共同基础。从唐传奇开始，文人创作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大体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由于司马迁喜欢突出人物的某种主要性格特征，使得一部分人物形象具有类型化的意味，从而有可能为后世的虚构性文学创作提供原型。譬如项羽的勇猛粗率，张良的文弱善谋，都在后来的文学中投下了影子。至于《史记》中的人物故事被后代的小说、戏剧用作素材的情况，更是多见。
《史记》对其他散文也有影响。由于东汉以后散文渐趋骄偶，至魏晋南北朝及初唐骄文盛行，《史记》的影响尚不是很明显；至中唐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起，直到明、清的古文家，多将《史记》推崇为与骄文相对的“古文”的典范，规模其文章者甚多。只是其间的得失较复杂，需要分别研究。
班固与《汉书》《史记》纪事止于武帝大和年间，其西汉部分是不完全的。其后不少人做过续补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纪西汉一代史事的《汉书》，成为古代第一部断代史。大体武帝以前部分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体例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汉书》向与《史记》并称“史、汉”，声誉很高。但实际上它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要论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汉书》自然远逊于《史记》。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叙事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有不少出色的部分。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但通过具体事实、人物言行的描写，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轼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写苏轼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不可屈的情景，凛然有生气；写李陵以五千兵力敌匈奴八万大军，转战至汉边塞百余里处仍无援军，在绝境中被迫投降，直至因全家被杀，欲归而不能，整个过程和李陵这一悲剧人物的复杂心清都表现得相当深细，可以看出作者对他是有同情心的。李陵与苏轼告别的一幕写在苏传中，情景颇为动人。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息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城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隋，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大致可以说，《汉书》中精彩的部分，还是深得《史记》精髓的。它写人物有时也选用虽无甚史学价值但故事性较强、比较有趣味的细节，这继承了《史记》的文学精神；但总体上《汉书》提供的史料更为详赡，这又是史学的需要。从长期趋势来看，史学将与文学分离，恐怕是不可免的。
《汉书》的语言工整凝练，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崇尚典雅，与《史记》风格不同。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的变化趋势。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