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大量出售所谓的“赦罪卷”，僧侣们声称，购买赦罪卷之钱投人钱柜之时就是灵魂升天之日。这种明目张胆的搜刮，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路德把大家的意见写成《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腾堡大教堂的门口，引起了一场关于赦罪卷的辩论。路德指出人的灵魂的得救不需要僧侣为中介，也不能靠向教会购买赦罪卷，而要靠自己虔诚的信仰。《论纲》问世后，德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也被推到前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恩格斯描述说：“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人了运动了。”
路德的思想并非前后一致，开始他只想纠正教会的滥用职权和不当行为，并无整套宗教改革的计划，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和事态的扩大，他不得不对以前的思想加以修改。他从原来主张人民对国家抱绝对服从的态度改为人民自卫的思想，认为人民在暴君的压迫和躁躏下，为了自卫和自存可以采取反抗的行动。他当众烧毁教皇的敕令，提出教会的土地应当收归国有，号召组织一个脱离罗马教皇的德国教会。他主张用政教分离来取代政教合一，认为教权不可以凌驾于政权之上。在他看来，国家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人总要为恶的，所以不可没有国家。他强调基督徒在宗教上的自由外，又要求基督徒服从世俗的权力。他这种国家至上的思想后来为黑格尔所发展，希特勒也曾利用国家的神话来推行法西斯主义。
路德主张人人有权读《圣经》，人人都可直接和上帝沟通，用《圣经》来反对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路德强调《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基督徒是自由这一原则。他认为，对基督徒来说，自由是上帝最神圣的话，是基督的福音，这种福音的意义就是所有基督徒“不只是一切人的王和一切人中最自由的人，并且也永远是祭司，一种比王位更高的地位”。《圣经》代表着理性，代表着思想自由。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农民和平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海涅认为，这种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最重要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就是德国哲学。
路德尤其反对出卖赦罪卷。他认为，每一个基督徒只要认真悔改，即使没有赦罪卷也完全有权免除惩罚和罪恶。他主张《圣经》中的“因信称义”说法，认为只有信仰和实行上帝的话才能带来拯救，灵魂听了上帝的话就是给灵魂以慰勉，使它兔罪，使它自由，并且拯救它。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人，国内爆发了农民起义，福音运动就有了社会运动的特点，农民和平民的要求远远超出市民改革运动的目的；加上反动统治者的镇压，路德于是倒向温和派一边，反过来指责农民的暴力。他不同情农民的平等思想，认为在政治社会中不平等的等级存在是必要的。这充分反映了他宗教改革的局限性。人们最终抛弃了他，用石子打他，在他门上涂焦油，斥他为“诸侯的家奴”。马克思认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中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恩格斯也认为他最后“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
加尔文（Jgan Calvin，1509~1564年）是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先后在奥尔良大学和巴黎大学攻读神学和法律，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律师，因而能为宗教改革运动建立一整套合乎逻辑、概念明确的理论体系。他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原理》和《信仰指南》。1541年他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并自任首领，成为日内瓦政教合一的地方共和国领导人。
他对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进行了扬弃，吸收其革新的部分，剔除其反映封建贵族意志的消极成分，创立了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新宗教。他关于有秩序的共和国的观念、关于由教民选举长老的观念、关于教区议会的观念，对后来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都有深远影响。
加尔文对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和路德的“因信称义”论以新的解释，将预定论作为他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他强调宿命论思想从为宇宙无一事不是上帝所预定的。在他看来，人的不同命运，都是上帝的拣选，不依个人的善恶功过而转移，谁得到拯救也是上帝预定好的，是无条件的赐予，不受条件的影响。作为一个基督徒，只能靠上帝的恩典而免人地狱，因为上帝早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预定好谁是他的选民而得救，谁是他的弃民而遭永罚。这种上帝永恒的判决称之为预定。但是，他不是要人们去消极地等待判决。在他看来，尘世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且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被挑选的基督徒在现世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其所能尊从上帝的诚律，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会方面要有所成就，因为上帝希望社会生活按照他的旨意组织起来。按照这样的逻辑，人在社会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只要合乎上帝的目的和善，就是得救的客观根据。
加尔文非常重视人们的经济活动。他认为社会必须有资本，有信用业，有金融活动，依靠经营和投资所得的利润、利息与工资所得一样都是正当的。财富并非罪恶。《圣经》里的阿伯拉罕就是一个有牛羊、有钱财、有子女、有一切的大富翁。凡是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各种美德都是新教的生活基础。这就是宗教个人主义。加尔文的这番解释合乎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发家致富、扩大积累的要求，一反中世纪基督教轻视财富的观念。恩格斯就指出：“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与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和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
加尔文深受《摩西法典》的影响，他把一种法治的观念和有秩序的理性贯彻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中。他的目的是要把思想和意志、教会和国家、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置于法律的管辖之下。他对教会组织采取了一种具有民主平等精神的共和制形态，这对后来西方的政治起到促进民主和自由的作用。他赞成贵族式的政治制度，要求国家有强有力的统治者；人民要服从政府，遵守法律，人民的日常生活要受清教徒主义所制定的制度和纪律的严密管制。他将日内瓦城市委员会设计成政教合一的“上帝之城”，政府和教会的权力在神圣的戒规的指导下共同发挥作用。关于教会组织，他反对教皇制，主张用共和制原则来改革教会，主张基督教堂由信徒选出的长老管理，教区议会由各教堂长老和牧师各一人组成，神职人员之间和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必须保持平等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加尔文的新教组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恩格斯还认为，加尔文新教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外衣，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从属于君王、教主和领主吗？宗教改革的社会作用就在于为资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
二、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思想
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
启蒙运动通常是指十七、十八世纪的那一次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起源于西方民族对思想自由的要求，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民族的成熟。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引起，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成功发展所引发的自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类理性的崇拜。启蒙运动的理论表现是理性主义，是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具体化。此时人们已从对人的崇拜，进到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完美地了解整个世界。就宗教的角度来看，人们开始厌恶各种宗教长期分裂的状况，企图在人类共同的理性中找到某种统一和和谐的原则。于是，有人在各种不同的宗教中寻找共同点，终于找到了一种纯理性的宗教，也就是自然神论。西方启蒙运动从英、法两国开始，然后扩展到德国和荷兰等诸多国家，涌现了许多思想家。他们都以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思想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主义，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这些启蒙学者一般都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反对宗教迷信，提倡科学，或者本人就是科学家，力图把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每个部门都世俗化主张开辟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他们比较重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希望向人们展示一条通向科学和理性的道路，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为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欧洲带来光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是“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伟大人物。这些思想家在英国有洛克、休漠、霍布斯等，在法国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还有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等。本节将着重介绍吏具代表性的法国思想家的思想。
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
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中，作为启蒙运动的对立面，还有浪漫主义的思想的兴起。浪漫主义思想运动起自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中叶，但它的影响直到今日尚未消失。从历史的观点而论，浪漫主义起自对过分强调理性和普遍概念的启蒙运动的反动。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与浪漫主义之间有许多对立，同时也有许多相互间的影响。浪漫主义推崇情感，主张想象力的创造性发挥，坚持美感第一的美学标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其中，康德和黑格尔对历史演变的见地和费尔巴哈对人性的理解，都在他们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带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浪漫主义是多姿多彩的，其共同点就是用丰富的生命哲学来取代理性与概念。就此而言，不少哲学家应视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某种形式的结合。如康德、黑格尔就是把理性在某些方面加以浪漫主义膨胀，从而使他的观点成为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罗素认为，浪漫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东西，一种是过分强调理性以及虔诚的希望的浪漫理性主义，一种是表现为对理性的低估的非理性主义，后来的尼采就属于后者。因此，浪漫主义不是什么严格的思想体系，往往是人们用来指思想家、哲学家的某种倾向或表现。在历史哲学中我们可以见到从浪漫主义发展为历史主义的轨迹。黑格尔哲学把任何历史形式都纳人绝对观念发展过程的必然地位之中，这样历史形式就有了超时间的有效性，历史事实的独特性被取消了，历史的自由和不可归约性也被否认了，成为一种思辨的历史主义。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则不同意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忽视历史特点的观点，他不把历史看作是人性的普遍特征的表现，而强调历史在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去研究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
这些变化说明在思想史中不同思潮的互相补充和迭起是合乎规律的。任何时候，人类的思想发展都不是铁板一块。有理性主义的发展，就有浪漫主义的补充；有浪漫主义的挥洒，就有历史主义的规范。具体思想家的思想则更复杂，更需作具体分析。
伏尔泰的社会思想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在一所法科学校毕业后，先后担任过法国驻外使团的秘书和法庭书记。他喜欢文学创作，经常以锋利的语言批评封建等级制度和教会的腐败，他因讽刺贵族以及和贵族发生冲突而两度人狱。后来他流亡英国，在那里他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学习了洛克的唯物主义和牛顿的物理学。他的重要著作《哲学通信》就是在英国的学习心得。著作出版后就遭到查禁，巴黎最高法院下令逮捕他，他不得不逃到乡下。他还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如《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等。他去世时，人们在他的灵枢上写上这样一句话：“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这是人民对他最好的评价。
伏尔泰关于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是他在当时法国最具有启蒙意义的东西。他有一句名言：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颈子上带着轭，而贵族的儿子生下来在腿上就带着踢马刺吗？对他来说，平等意味着反对等级和封建特权。他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他说：“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然而，他并没有将这种平等的原则贯彻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他的平等主要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是机会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他出于资产阶级的本能，认为社会中不可能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富人阶级，一个是穷人阶级，他嘲笑那些主张财产平等的人是“掠夺富人的穷光蛋哲学”。这样他自己就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境地之中。在他为《百科全书》所写的“平等”的辞条中，他说：“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所以，他所说的平等就是后来资产阶级视为天经地义的机会平等和人的自然能力的平等。正如他所说的，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不能向下等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一样。此外，他还从人性的自私自利本性出发，认为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平等的，因为人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喜欢统治、财富和欢乐，愿意得到他人的金钱和妻女，愿意奴役别人，因此出现不平等是必然的，平等只能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愿理解为在财产私有权面前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