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本人内山完造是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与鲁迅有过长达10年的交往。内山书店是鲁迅经常光顾之地，也成为鲁迅与当时文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场所。鲁迅对内山完造极有好感，他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
鲁迅平时的言论
现在，我打算就记忆之所及，把先生平日的谈论之片段记录在下面。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
听着这十分愉快的漫谈，还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
听见我这么说着，先生就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老板，如果想要晓得自由人的标本的话，那只要知道帝王的生活就行。那才十分自由呢！”
“老板，今天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呢。我曾在商务印书馆的西书部预定德文书。昨天来了通知，说是预定的书籍已来，可以带四块五角钱去领取。我以为那大概是运费，加上书钱，总要五六十元。刚才我就准备了这些钱去领取。伙计把预定的书拿出来了，要我付四块五角钱。我问他这是什么钱。他说，这就是书钱。于是，我就对他说：没有那样的事情，这书无论如何也要四十多块钱，请你再细查一番。但他还是说：不，四块五角就够了。我又对他说：的确不对，这是四十马克的书籍，我想中国钱无论如何也要四五十元左右，所以还是请你査査看。但那位伙计先生却说是：麻烦透了！你可以不必那么罗嗦！你如果要，就付四块五角钱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
“我自然是因为必要，才去预定的。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经‘万事休矣’。我就付了四块五角钱把它拿回来了。商务印书馆赚不了钱，乃是当然的事情哩“跟这相同的事体到处都可以看到。无论在邮政局，在火车上，在轮船公司里，在商店里，在旅馆里都可以看到。我也曾在各处碰到过好几回。”
“老板，你也晓得的那位爱罗先珂曾经说得好：日本人很听从遵守上头的人所说的话语，官吏尤是这样。所以，是一个最便于施行政治的国度。中国人却恰好相反，
对于人家说的话语，首先就加以怀疑。尤其是官吏所说的话，是颇为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乃是个最难于施行政治的国度。”
我也觉得，这是实在的情形。
例如长官对一个警察说：这是一个恶人（对于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个罪人，
只要被警察署叫去审问过一回，似乎就已经决定他是一个罪人；因此，一个给警察捉去了的人，那就光是这一点，也已经可以完全决定他是一个坏人）。那么，警察的自我意识就完全不会活动。不，应该说是：他不会是自我意识活动起来去研究那个人。他只是跟长官所说的一般地把这个人决定为坏人而加以处理。这似乎是在把长官的话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
在中国，则完全相反。虽然长官说这是个罪人，是个极坏的人，但人家决不会相信他的说话。虽然因为是长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当做罪人来处理；但他一定会让自我意识活动起来；一定有着别的看法。
他一定会有着自己的见解，譬如：这个人为什么是个罪人？为什么是个极坏的人？这总不像是一个罪人，也不能把他认作一个坏人之类。
这就是日本易于完成其统一，中国却难于统一的大原因。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把母乳给他吃的吗？”
我说：“不，也许因地而异；但据我所知：最先是把叫做‘五香’的东西给他吃，然后再让他吃母乳。”“啊，原来如此。”“五香”是什么，我可不晓得。但那种习惯却跟我的故乡（浙江，绍兴）的习惯很相像呢。在绍兴，小孩子生下来，在吃奶以前，要先让他尝五种东西。第一是醋，第二是盐，第三是黄连，第四是钩藤，第五是糖。是从第一种开始，照次序叫他尝下去的。醋是酸味，盐是咸味，黄连是苦味，钩藤乃是人生的刺（荆棘），即是痛苦；最后才给他尝尝人生的甜味。
中国人处理小孩子的顺序，从这件事情看来，也就很可以了解了吧。
把人生的甜味摆到最后，这大概就是跟日本人的处理方法的相异之点了吧。
这是一个普通的习惯和形式，但却含有教训的意义。
“老板，你以为胡XX到不到南京来？”
“我不晓得。政治家的动向，对于我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还没有想过哩。”
“那末，X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
“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那我们就不能赌输贏啦。”
“这且不去说他，这样的时候，中国的大众是很担心的。因为吸饱了血液的臭虫，肚子巳经膨胀着，再也不会吸得很多了，所以，稍为能够放心。但，
新的臭虫，却还没有吸血，是个空肚子的家伙。这空肚子的家伙一跑出来，那最后的吸血是很厉害的，哈哈哈……”
这是多么奇妙的譬喻呀！
“老板，在同样的吸血的家伙当中，我最讨厌蚊虫。嗡嗡……的噪闹着，真讨厌！臭虫像这家伙就颇为可爱。一声不响地吮吸着，肚子吃胀了就连动也不能够动地滚来滚去。这些地方，却很有点滑稽味呢！”
有一天。那是当先生卧病了三个多月的很凉快的时候。先生用很大的声音叫着“老板”这种过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是病后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一步。”
“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因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就问先生：那末，你是怎样回复他的呢？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我们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讲完了这段话时的眉目的跃动。
“老板，你看了报吧？报上载着：xxx五十六岁的诞辰，祝贺的钱竟收到十余万之多。恐怕没有人把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议或是发生怀疑的吧？”
我觉得很伤心。原来在中国，庆祝寿辰，每十年一回：如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或/V十岁……；跟这个人一样地庆祝五十六岁的习惯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寿，并且，每一次祝寿，也一定可以收到这么一笔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诞辰都可以收到十万块钱，这真是厉害！“从前的受贿，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则贿赂似乎大抵都变成公然的了。”
到现在，我都还可以想起先生当时的脸孔之变得非常阴郁。当我去探问卧病中的先生的时候，先生还对我讲过这么几句话：
“老板，《海上述林》的校样还没有拿来吗？已经是十月了，他们究竟在干I在民国遇见鲁迅着什么事？”
“五月间就约定要打纸版的呀，真是马马虎虎，没有办法。我已经写信去了。”
“我说：‘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世了，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候着读者的死亡的吗？’但，并没有回信。”
曾经作过这种叹息的先生，仅仅看到了上卷，终于还没有看见下卷的完成就长逝了。这恐怕也是遗憾之一吧。可是，下卷已经拿去印刷了，我想，最近总可以完成了吧。
先生真是一个不肯马虎的人物。跟人家约定了碰头的时间，一定会准时来到。xt方如果迟到了半个钟头，他就常常会说：马马虎虎，真不好办。
有人曾经把先生秘藏的外国书借去，并且送回来了。可是，多么暴乱哟！书页弄得皱得不成样子，美丽的插画，也通通弄脏了。
看看先生当时的悲苦的脸孔的我，也觉得十分不安。先生并不是在悲叹书籍的被弄脏，而是无论何时都在悲叹着那把书弄脏了的人心的污浊。
每当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时常为崇高之感所打动。
“老板，你晓得‘黄河之水天上来’吗？治理黄河的方法并不是疏浚河床，而是把两岸的堤防渐渐地加高的。河床年年为泥沙堆高，因此两岸的堤防也渐渐地局了起来。大水一来，尚筑的堤防在什么地方一溃决，水就会跟爆布一般地流下来。于是：黄河之水就从天上来。中国实有把这种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
从先生嘴里说出来的许多话语，简直是千古的金言。不幸由于我的头脑很坏，并且人又疏懒，没有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实在可惜！
“老板，道路这东西，并非从开头就有着，都是由人去走成的。”
先生曾经这样说。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明了，他决不妥协。
在政治的，生理的，和反对者的三重压迫下面，不屈不挠地战斗过来的足迹，我觉得，决不能让杂草将它覆蔽了的！
让那足迹变成大道：难道这样还不是后来者的责任吗？
（1948年，《鲁迅手册》）
鲁迅先生收藏的汉代石刻数量非常多，单单上海的藏品就装了满满一大箱，留在北平住处的则更多了。他本想全部整理后拍成照片的，无奈数量实在太多，即便是拍照收集起来也很困难，一时半会儿也弄不完，这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如今也不知道这些藏品怎么样了，然而毫无疑问，这些藏品在石刻领域里都极其珍贵。我想其中肯定有很多极具参考价值的，因此才更觉得这些东西就放在那儿蒙灰实在太可惜了。
此外，先生对新兴版画（也许这样称呼不太准确，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版画相对，我把当下正流行的德国和俄国等国的版画称作新兴版画）也很感兴趣，特意大费周章从遥远的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日本（先生对日本的浮世绘感兴趣）等国家收集了许多作品。其中数德国和俄国的藏品最多，兴许是这两个国家的作品最容易收集吧。此外我还注意到德国一派的作品风格多属豪放，而俄国一派则纤细，线条优美，不同于前者给人的厚实感。我想这种差异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先生性格的两面性。
每次一有新的版画到，先生总会拿给我看。而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对版画燃起了兴趣。有一天我对先生说：“先生，我想把您收藏的版画拿给其他人瞧瞧，能把它们借给我吗？我想开一个版画展览会。”话音刚落，先生就欣然答应了，让我给点儿时间他好好选几幅，然后拿相框裱起来。我和他一拍即合，着手准备举办一个小型的世界版画展览会。
正好那阵子我在北四川路上的狄思威街角处租了上海供销合作社的二楼用来进行日语的夜校培训，于是就用这个教室做展览会会场。先生准备了德国和俄国的大大小小的版画作品共七十幅，全部用框裱好并编上号，下面用该国语言及中文标明作品对应的国家名字和作者名字，并制成目录印刷成册。展览会预期举办两天，安排在星期五和星期六。
据说在中国这是第一次有人举办版画展览会。在当时的上海，一共才四所美术学校。
终于等到展览会开幕的那一天，日本方面对这次活动评价很高，反之中国方面前来参观的人却相对较少。这其中肯定有宣传不到位的原因，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许多人连版画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不过不管怎样展览会总算成功了。
事实上，不论是先生还是我都认为版画需要的工具很简单，一把刀加上一张木板片就够了。只要有纸和墨，就会产生一种艺术。在中国，这种艺术比油画和水彩画更为普及。自古以来，也许应该说中国人骨子里就具备了鉴赏水墨画的能力，因此有人认为这种黑与白的版画同样会受到国人的追捧。可以说第一次版画展览会也是这种观点的表现。为期两日的展览会共吸引了四百多人前来参观，不管怎样都算得上是成功的。如果把这次展览会视作一颗在中国艺术界的湖面里引起波纹的石子的话，那更称得上是取得巨大的成功了。只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先生决定复制一部名为《水泥》的小说中的一组插画，特意找了商务印书馆定做了珂罗版两百册，放到我店里销售。然而几乎没什么中国人来买，买的全是日本人。先生看到这种销售情形多少有点儿沮丧，不过他仍然继续从世界各地搜集着版画作品。
在先生的影响下，渐渐地我对版画也产生了兴趣，打算举办第二次版画展览会。他自然对我的提议十分赞成，这次摆出的作品我们决定以法国小说中的插画为主。
那时候日语学习会已经移到其他地方去上了（之前长春路上的美国小学旧址），不能再用那个教室做会场了，于是我就把会场设到了老鞘子路上的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馆二楼。和先前一样，先生仍然给每一幅作品都编了号并写上国家名字和作者名字，按照这些编号及名字制成目录。在紧张的筹备后，展览会终于开幕了。然而不知道是换了场地还是有别的其他原因，前来参观的人出乎意料的少。总体而言，这次展览是失败了。
版画展览会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在中国人之间产生多么大的反响，甚至没有出现一个中国人立志从事版画创作。目睹此景的鲁迅先生十分婉惜中国的版画事业即将面临绝迹的命运，于是他联系了住在北平的郑振铎先生。两人决定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尽力保存该项世界瞩目的古老艺术。于是在克服了一系列财力物力以及其他各种困难后，他们终于完成了一部六册、集合了大约四百种优秀作品的版画集——《北平笺谱》。
在《北平笺谱》出版前夕，公开接受预约订购申请时，整个大上海据说一共只订购出了两部。由此可以想象出，版画在中国人当中是如何乏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