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想起北伐时鲁迅在广州，他对骑马执旗的国民党军官，唱国际歌的校工，及普罗文献学的郭沫若，一概不以为然，这里才正是有着鲁迅的真价”。本文所选的《周作人与鲁迅》是胡兰成一篇主题比较明晰的关于鲁迅的文章，他说鲁迅与周作人其实是一个人的两面，都喜欢希腊风的明快，都无法忍受当时的琐碎、苦闷、污秽，不同之处在于周作人寻味人间，躲避现实，而鲁迅挣扎活于人间。
和沈启无先生，谈起周作人，他说：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很庄严的——不是严肃，是庄严。他的生活的气氛几乎不是中国式的，却是外国式的。倘拿中国的哲理来比拟，则他毋宁与道教相近，而他所提倡的儒家精神，却其实是他所缺乏的。
又说：他的爱好明人散文，也是爱的那时代的空气的，但不知怎的，后来又把散文弄成小品文了。
那提到我写的两篇文字《周作人与路易士》和《谈谈周作人》说：你说他只想做一个平实的人，是对的。你还看出他晚年的惆怅。真的，他晚年似乎很失望，觉得中国总不能好起来。
因而慨叹说：和鲁迅分离，于他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以上一段话，虽然是在筵席上因为两人坐在一起随便说说的，简单得很，却是关于周作人的极深刻的也极素朴的话。散席后归来，我忽然想到要加以注解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的，中国人的生活变得这样琐碎、零乱、破灭。一切凶残，无聊、贪荽、秽亵，都因为活得厌倦，这厌倦又并不走到悲观，却只走到麻木，不厌世而玩世。这样，周作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庄严，所以要使人感觉不是中国式的了。倘若说是外国式的，那么，还可以更恰当地说，是希腊式的。
但希腊式的明快，有如晴朗的海水，其实是随伴着风暴的刀，风暴的愤怒与悲哀的。五四以后的周作人可是只爱其晴朗的一面，因而他的庄严只能与道教的哲理相结托了。道教与希腊式的人生，在崇拜自然，以自然的明快祛除枯寂、恐怖，与阴暗这一点上，是相近的。不过道教的是返于自然，好比“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连人都不见了，而希腊的却是生活于自然，好比清明时节漫山遍野开着嫣山红，男女踏青，有恋爱，有歌唱，也有斗殴。
道教的不是海水，也没有风暴，却如同一泓潭水，四山清绝。它的庄严，不过是链漪。因为清绝，是会寂寞的，变成不是庄严，也不是严肃，而是严冷，从道教蜕化出来的法家，就是这种没有爱，冷得很的东西。但人是不能这样生活的，所以道教的另一支，还蜕变为五斗米教，与民间的习俗迷信结合，藉此使自己热闹。
那种严冷，不是周作人喜欢的，而与民间的习俗迷信结合，也与他的科学精神冲突，所以他转到了爱好明人的散文，因为明人的生活究竟是真实的，人间味的。但这乃是仓卒的选择，因为明人生活的空气其实是不见得好的，发掘下去，便将不堪，所以只好就文字论其散文。散文这样子变成了独立存在，就跌入了小品文的命运。
依然是寂寞，于是抓住了儒家精神。周作人所喜爱的儒家精神，是比道教的哲理更人间味，比明人的生活空气更壮健的东西。但儒家精神的真实，乃是叫人相安于权力关系的既成事实，这相安，其实是心安而理不得，与周作人的哲理化的人生观还是抵触的。而所谓“畏天敬人”则是严肃而非庄严，虽然也不是严冷。
周作人是骨子里喜爱着希腊风的庄严，海水一般晴朗的一面的，因为回避庄严的另一面，风暴的力，风暴的愤怒与悲哀，所以接近了道教的严冷，而又为这严冷所惊，走到了儒家精神的严肃。近来他就有一种不分明的愿望，要想改造儒家的哲理，使它的严肃变为庄严。无论如何，这将是徒劳的。
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鲁迅也是喜爱希腊风的明快。因为希腊风的明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生活气氛，也是五四时代的气氛，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生活气氛。不过在时代的转变期，这种明快，不是表现于海水一般的平静，而是表现于风暴的力，风暴的愤怒与悲哀。这力，这愤怒与悲哀，正是一幅更明显的庄严的图画。这里照耀着鲁迅的事业，而周作人的影子却淡到不见了。
人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文字，对于人生的观点上，有许多地方周作人与鲁迅是一致的，几乎不能分辨，但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