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起，科学就成了中国的权威。在中国这样的以风筝闻名的国度，人们看到比空气还重的铁家伙竟然能够飞起来，就感到神秘和敬畏。但人们不知道，飞机来自于早年间疯子一般的狂想。在西方，未来的许多科学奇迹，都来自于过去的荒诞臆构。
在中国，人们对于科学非常尊敬，但对于狂想则很鄙夷。中国有许多科学卫道士在进行着不懈的反狂想工作。他们的口头禅是“不可能”。
在某起老中医“辟谷”事件中，有人便口口声声“不可能”，理由是科学证明人几天不吃饭就会死。还有人的“不可能”则更多一些，甚至连科幻作家，也被他列入黑名单。比如称科幻作家王晋康的未来幻想违反了现在的生物学原理，于是在媒体上大加讨伐。后来，这位先生被一家科学刊物邀请做专栏作家，看见同时写专栏的还有王晋康，便耻而拒绝。
这些人其实都是很值得尊敬的人物，因为中国的科盲的确太多，他在反伪科学上，的确也作出过卓越贡献。但是，硬币也有另一面。以前就有过类似的故事。早在1976年，叶永烈便幻想中国科学家可以从恐龙蛋中复活恐龙。那时候，叶永烈还不太清楚什么是DNA，《侏罗纪公园》也还没有拍出来，北大生命科学院更没有从恐龙蛋中获取据说是恐龙的基因片断。因此叶永烈笔下的科学家基本上采取的是孵鸡的办法，孵出了一条活恐龙。
有一位忧国忧民的恐龙专家随即在中央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说叶永烈你这是“伪科学”的标本啊。由此引发了一场波及面甚广的地震。叶永烈等一批作家有关未来的奇思妙想便接二连三受到批判，“这直接导致了我退出科幻文坛”，叶永烈回忆说。那场全国性的揭批运动之后，不少中国人再也不敢擅自想象未来的奇迹，20世纪80年代前期，连科幻小说也基本上在中国绝迹了，中国的发明家和未来学家不少都改行卖牛仔裤去了。
总之，本来很好的事情，弄到后来却走了样，什么东西都要被拉到“科学法庭”上去“过堂”，科学理论被用来裁判一切的得失，这本身对科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它应该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事实上，依照批判叶永烈的恐龙专家的逻辑，头一个要被揪出来的伪科学散布者应该是凡尔纳。他第一个幻想人可以登月，但人怎么能用大炮打到月球上去呢？即便有作者设计的“水力减震装置”，大炮发射的瞬间，旅行家们仍然要粉身碎骨。时间机器的提出者威尔斯也定会落网：人吃了药就能隐身，就能长到数丈高，这是哪门子科学？
但在西方，这些狂人受到了科学界的尊敬。一个显眼的现实是：在真正的科学圈子里，已被证明的真理能够畅行，作为异见的假说也能够并存——并不在于胡思乱想在将来一定就能成为现实，而在于它仅仅是异见和假说。
通讯卫星理论的提出者克拉克曾说：“当著名的老科学家声明某一事物可能对，他一般总是对的；而当他声称某一事物不可能对，他却往往可能错了。”《新民晚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幻想的衰退》，说：“科学由幻想来推动，可是科学反过来总要窒息幻想。”在中国，的确出现过许多大胆的关于未来的想象和假设，但因为害怕“不科学”，就都藏在肚子里烂掉了，中国的未来因此便少了几分色彩。但可怕的是，中国的“老科学家”并不安心仅仅待在科学圈子里。
当年，把科学和民主同时书写于一面旗帜上，并不曾想过要制造新的话语垄断，但这种危险越来越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