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关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酿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酿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下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日“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谓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舜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则不可乱，而势乱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檑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与无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日“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菜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译文】
慎子说：“飞龙驾云，腾蛇游雾，云消雾散，龙蛇失去依托，就和蚯蚓、蚂蚁一样了。贤人屈从于无才无德的人，是因为权轻而位卑；无才无德的人能使贤人屈从，是因为权重而位尊。唐尧如果是一介平民，他连三个人都治服不了；而夏桀是天子，就能大乱天下。我根据这一点就知道权势、地位足以依靠，而贤良、才智是不足以羡慕的。弓弩力弱而箭高，是受风力激扬所致；本身无才无德而命令得以推行，是由于众人之力。唐尧教导奴仆，而百姓并不听从；等到称王统治天下的时候，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良、才智是不足以制服众人的，而权势、地位却足以屈服贤人。”
有人反驳慎子说：“飞龙驾云，腾蛇游雾，我不是认为龙蛇不倚托云雾的势力。虽说如此，要放弃贤良而专任势力，就完全能够治理天下么？我看，不见得能行。有云雾的形势而且能够乘坐遨游，那是因为龙蛇的材质美。如今云盛而蚯蚓不能乘，雾浓而蚂蚁不能游，有盛云浓雾的形势而不能乘游，那是蚯蚓蚂蚁的材质薄。如今桀、纣以王位统治天下，以天下君主的威严造成云雾的形势，而天下不免大乱，那是桀、纣的材质薄。况且他认为以唐尧的权势治理天下，那权势和以夏桀的权势扰乱天下又有什么不同呢？按权势本身来说，不能使贤人一定使用权势，也不能使无德无才的人一定不使用权势。贤人使用它，天下就会得到治理；无德无才的人使用它，天下就会大乱。
按人的情况来说，贤人少而无德无才的人多，如果用权势帮助乱世的无德无才的人，即用势乱天下的就多了，用势治天下的就少了。就势来说，虽便于治理，但也对扰乱有利。所以《周书》上说：‘不要为虎添翼，添翼就会飞到城中，挑选人来吃。’给无德无才的人以权势，就是为虎添翼。夏桀、殷纣建高台深池耗尽民力，制作炮烙之刑来伤害百姓的身心，夏桀、殷纣之所以能恣意妄为，就是帝王的权势为虎添翼的缘故。如果桀、纣是一个普通百姓，不等他做一件事而已被砍头了。所谓势，是畜养虎狼之心的，而且助长暴乱之事，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势对于治乱，本是没有偏袒的，而有的人认为势完全可以治理天下，那么这人的知识程度过于浅薄了。宝马良车让奴婢去驾驭，就会被人嘲笑，让王良去驾驭就可以日行千里，车马并无不同，可是有的日行千里，有的被人嘲笑，这样的巧拙相差太远了。现在把国家作为车，把势作为马，把号令作为辔头，把刑罚作为鞭策，让唐尧、虞舜驾驭，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让桀、纣驾驭，就会大乱，这样贤与不肖相差太远了。
要想追速致远而不知道任用王良，要想得利除害而不知道任用贤能，这就叫做不懂得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祸患。所以说唐尧、虞舜也是治理百姓的王良。”
然而请问：慎到认为利用势就完全可以理事用人。而你却说“一定要有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么说就不对了。要说势，它的名字是一个，而它的变化用就无穷了。势，若一定要根据自然形势来说，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了；而我所说的势，是人为的势，即人所设的势。今天说的“唐尧、虞舜得势就能治理天下，桀、纣得势就能扰乱天下”，我不是说尧、舜不是这样。尽管如此，这并不是一个人就能设立的。如果尧、舜生下来就在上位，即使有十个桀、纣也无法扰乱，那是用势在治理天下；桀、纣生下来也在上位，即使有十个尧、舜也无法治理天下，那是用势在扰乱天下。所以说：“势治就无法扰乱，而势乱就无法治理。”这是自然之势，不是人为的即人所设的势。我说的，是人为的势即人所设的势；而你所说的是人所得到的势罢了。贤又有什么作用呢！怎样才能证明这个道理呢？有人说：“有个卖矛和盾牌的人，赞美他的盾牌之坚：‘没有能穿透它的。’不大一会儿又赞美他的矛说：‘我的矛锐利，没有刺不透的。’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牌，怎么样？’那人便无话可答。”认为没有能穿透的盾和没有刺不透的矛，作为判断来说是不可同时存在的。作为贤人来说，他所守的道，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而作为势来说，则令行禁止，用不可禁的贤和无不禁的势来比，这是矛盾的说法。由此看来，贤与势是不相容的，非常明显。
况且尧、舜、桀、纣本是一千代才出现一次，就以为是摩肩接踵而生了；然而世代治理天下不断出现的却是中等之才，我所以要说的势，就是为了中等之才。所谓中等之才，对上不如尧、舜，对下也不作桀、纣。秉法依势就能治理天下，背法离势就会扰乱天下。如今废势背法而等待尧、舜，尧、舜出现天下才能太平，这就要一千世大乱而只有一代得到治理；秉法依势而等待桀、纣，桀、纣出现之后才会大乱，这就是一千世天下大治而只有一世大乱。由此看来，天下大治一千世而只有一世大乱，和天下大治只有一世而大乱千世，这就如同骑上千里马背道而驰，相距越来越远了。如果废弃矫正木材的工具，离开规矩尺度，让奚仲造车，他连一个车轮也造不出来。
没有奖赏作鼓励，没有刑罚的威严，弃势废法，即使让尧、舜去挨家挨户劝说，一个个去辩解，也无法治理三家。由此看来，势是完全够用的了，也是非常明显，反而说什么“一定要等待贤人”，这就不对了。况且一百天不吃饭去等待细粮大肉，挨饿的人就活不成；如今要等待尧、舜的贤明来治理当代的百姓，就如同等待细粮大肉去救挨饿的人的说法一样。还说“宝马良车，让奴婢去驾驭就会被人嘲笑，王良驾驭就会日行千里”，我是不以为然的。等待越地擅长在海里游泳的来救中原被淹的人，越人虽擅长游泳，可是被淹的却活不成。这就如同等待古时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这与让越人救中原被淹者同样，其行不通，是明摆着。如果是宝马良车，五十里设置一个驿站，让中等的人才驾驭，是可以追速致远的，即使是一千里一天也能赶到，何必去等待古时的王良呢？而且驾驭不是使用王良，就必定要让奴婢把它毁坏；治理天下不是使用尧、舜，就必定要使用桀、纣让天下大乱。这就等于吃的不是饴糖蜜果，就必定得是苦菜葶苈。如果这样辩论下去，积累说辞，背离道理，失去法度，纯属钻牛角尖之谈，怎么可以难倒合道人理的言论呢！你的争论不及此论高明。
问辩
【原文】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译文】
有人问：“争辩是怎样产生的呢？”
答：“是由于君主不明才产生的。”
问的人说：“君主不明，因而发生争辩，这是什么缘故呢？”
答：“在英明君主的国家，君令，是最为贵重的言词；国法，是最为适宜的行事依据。讲话不能双方都贵重，国法不能双方都适宜，所以言行不符合法令的一定要禁止。如果没有法令依据，又能应付巧诈机变，产生利益而又能推断事理的，君主若一定采纳这种意见就得责求实效，讲的正确就有重赏，不正确的就有重罪，以此愚昧的人畏罪而不敢讲话，明智的人也没有必要争辩。这就是没有争辩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发布命令，而百姓就用儒家的经典来诽谤；官府颁发法令，而百姓就用自己的行动来违反，人君反倒收回法令而尊重儒者的智行，因此世上儒者增多。所谓言行，是以功用为目的的。磨利打猎的箭头而随便发射，那箭头所中未尝不是细微之处；然而不能称之为善射，是因为没有固定的目标。设置一个五寸的目标，拉开十步远的距离，不是羿、逢蒙就不能全部射中，这是因为有固定的目标。所以有固定的目标则羿、逢蒙以射中五寸箭靶的靶心为巧，无固定目标，胡乱发射而射中秋毫为拙。如今听言观行不用功用作为衡量的标准，话尽管讲得非常精明，行为尽管非常坚定，也是随意妄发的一类。因此乱世的君主听言，以高深莫测为高明，以广通典籍、言辞华丽为善辩；观察人们的行为，以脱离人群为圣贤，以抗上为清高。君主喜欢能言善辩的言论，尊重清高抗上的行为，所以创制权术的人制定行为的规范，辨别争论的是非，然而没有人给予肯定。于是穿着儒服而佩戴刀剑的人多而耕田参战的人少，‘坚白’、‘无厚’的言论显荣，则君主的宪章法令却销声匿迹。所以说：君主不明争辩就产生了。”
问田
【原文】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成义渠，明将也，而措于毛伯一；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毛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盼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