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和规律性的文字，是对过去事件的叙述，对已认知的、研究过的事件的叙述。然而，历史都是真实的吗？
中国是世界上用文字记载历史的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春秋》到《清史稿》，洋洋洒洒成千上万卷，其真实的成分又有几分呢？
从春秋时期孔子修《春秋》开始，中国人就要求做史官的要做“良史”、“信史”，对历史事件秉笔直书是做史官的基本要求，但两千多年来，又有几部历史是客观真实的记载呢？
《三国志》里就有多处故意歪曲事实、为统治者说话的地方；《宋史》里还有许多浮夸吹捧、故意为某些人张扬饰功的情节；至于被称为“秽史”的《魏书》，那就更不用说了。
刘知几曾揭露那些歪曲历史的史官，说他们在史书中凭空捏造事实，编造子虚乌有的言辞，或把他人的美德，加在自己恩人身上，或把他人的恶行，加在自己的仇家身上。魏收作《魏书》，胡乱引述诏书；陆机作《晋史》，随意夸大个人能耐，班固收到钱以后才将人写入史书，陈寿受贿之后才给人立传，这样写出的史书只能是满纸谎言，要真实，反是大怪特怪了。所以，刘知几痛骂这帮写历史的家伙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史记》曾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中国史书中，一向被认为写得最真实、最客观，千百年来，它一直是修史者们学习的典范，对司马迁的写作态度，人们赞美有加，说“不虚美，不隐恶”。
但就在这样的一部典范之作中，也还是有许多不真实之处。
首先，《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只有目录而无内容。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写作中坚持真理，秉笔直书，揭露了汉朝的阴暗面，揭开了当时那些圣君贤相们的种种隐私，于是引起了汉武帝的愤怒。据《西京杂记》中记载：司马迁作了《景帝本纪》，说尽了景帝的坏处，也提到了汉武帝的过错。武帝愤怒之下，将司马迁削职，而且后来抓住他为降将李陵辩解的口实，施以宫刑。而且，他还把《景帝本纪》连同司马迁为他所作的《今上本纪》弄得踪影全无，让后人只见其目而不见内容。这仅有目录的历史，是被掩盖的谎言，不过它的责任不在司马迁，而在于汉武帝。
其次，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首先是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喜怒好恶，他在记述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如李广时，难免夸大其词。其实，李广在当时并没有建立什么了不起的战功，但司马迁喜欢他，就为他作了言过其实的列传，使其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颂。
其实仔细琢磨就可以知道，记录历史的人谁能保证在记录敌人的历史或自己以及先祖的历史时不带偏见？谁又忍心把先人不光彩的一面向后人展示？又怎么甘心美化一个世仇？由此可见，历史并不总是公允。《涧上闲谈》中说：“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词，岂可尽信！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者耳。”可见，前人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前人对历史的评价。一个叫崔浩的古人评价古人时说：“古人有虚有实，妄言者多，真正者少。”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在介绍“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他在阐释对“实在”的理解的时候，用了两个比喻：一是把“实在”比做很服从的女孩子；一是把“实在”比做由人雕刻的大理石。虽然他讲的是哲学问题，但这样的比喻用在历史身上却很贴切。
因为历史这个客观存在在被描述的时候，往往会被描述者加以浓重的主观色彩，那就是对历史的“打扮”。历史在被描述的时候是无语的，的确像个很服从的小姑娘，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就曾这样描述过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你看，同样的一段历史，不是既可以被写成“仁义道德”，也可以被写成“吃人”吗？这不就是对历史这个“小姑娘”的“打扮”吗？
胜者为王败者寇
事是由人做的，话是由人说的。
历史从某方面来说，就是群体的历史，而群体却由少数的伪善者操纵。
历史只认赢家，因为赢者掌控着宣传的工具。为什么历史上短命的王朝多暴君、昏君？也许他们确实是暴君、昏君，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君主来不及组织写作班子，塑造他们的英雄形象。而长命王朝有充分的时间，一边记录前朝的丑闻，一边美化自己。谎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
由此，成功者的阴谋变成了谋略；失败者的计策被说成了诡计；己方的忠臣义士，在敌方笔下属于死不悔改之人，而敌方的变节者，则成了弃暗投明的有识之士。可见书写历史的人，所持的立场不同，对人的评价也就截然不同。
我们都知道“文景之治”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显示出汉文帝和景帝清明德政，人们对此倍加称颂。然而曾经出土的数万具汉代缺胳膊断腿的尸骨，对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的德政记载提出了疑问。
史书说文帝掌权的时候，“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禁罔疏阔，刑罚大台”。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吕后掌权的时期吏不安其官，民不乐其业，少数人控制朝政，刑罚很滥也很严。为了证明汉文帝的政绩，还拉出个女孩子做样板。那个女孩子叫缇萦，其父因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被告至官府，官府判他“肉刑”（即脸上刺字、割鼻、剁足），她为了救自己的父亲，便陪着父亲上京城，给皇上写了一封信，说肉刑太残酷了，愿为官府为奴为婢来替父亲赎罪。文帝读了这封信大受感动，因此废除了肉刑。缇萦救父的故事便流传了下来，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文帝的仁厚。
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景帝刘启即位，父子俩共在位四十年，史书上称为“文景之治”。文帝废了肉刑，不是已经很不错了吗？为了证明景帝更不错，便有了文帝在世不便说的部分：“文帝虽废除了肉刑，但却改刑为打板子，犯了罪的人被打上三五百板子，多数人都会命赴黄泉。”也只有在这时候，文帝时代的另一面才得以公之于世。
景帝即位的第一年，就诏令减笞法。“自是死刑既轻，生刑又轻。”轻到什么程度？轻到了“民易犯之”的地步。
然而曾经出土的数万具缺胳膊断腿的白骨，正是文景时代的遗产。他们是些什么人？是如何死的？翻遍史籍，都找不到答案，它让我们感到，历史典籍欺骗了我们！他们杀人不少，而且手段极其残忍，但史籍上却没有记载。“死刑既轻，生刑又轻”的结论从何而来？原来写史的也认为杀那么多人不光彩，记载的都是他们的政绩，这段黑暗的历史显然被掩盖了。那个所谓的缇萦，不过是装点皇帝门面的道具而已。
倒是被推翻的前朝遗事，被发掘得充分，而那发掘却是用来为取而代之的王朝做反衬的。
唐灭了隋，隋朝的杨广也成了被人唾骂的坏蛋。杨广开运河原本是一个大手笔，运河至今仍在为两岸的人民造福，可谓千古绝唱。可是唐朝的史官们将他开运河说成是要到江南游玩，一笔抹杀他对这条经济命脉的功劳。好事也被诬为坏事，那么坏事也可以制造成好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人而异。如果这事发生在唐太宗时期，又将如何？
史籍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这些例子已足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谎言构成的历史掩盖了成功者的罪恶，抹杀了失败者的一切，也愚弄了后人！以此类推，被掩盖或被粉饰乃至被丑化的史实到底还有多少？
历史就是赢者的舞台，读胜利者的典籍，不要读之信之，不要被文字迷惑，因为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百慕大三角 虚构的奥秘
太平洋里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在半个多世纪里，它一直被冠以“神秘”的修饰词，它就是百慕大三角。关于百慕大三角的传说是这样的：一千多人以及几百条船、上百架飞机在这片海域消失了，没留下一点踪迹。
1929年，一艘叫做卡罗A-迪瑞号的船平稳地驶进位于北美的北卡罗来纳港。可是当码头工人爬上船时，没发现一个人影，而在瞭望台的火炉上正煮着一锅热气腾腾的饭！
1945年12月，海军五架轰炸机在百慕大消失，此后人们以“飞行19号”为这场事故的代号。当天，飞机起飞执行例行的巡逻使命，一个小时之后，其中一个飞行员报告出事了，听到过几次信号，之后一切归于沉寂！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现在，百慕大三角已经俨然成为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各种失踪事件的代名词。
但是这些离奇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事件真的存在吗？在没有科学依据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自从“复仇者”机群失踪以来，有关百慕大三角的报道层出不穷，热衷于此的作者不断寻找佐证，来支持这一海域神秘异常的说法。这些作者称：百慕大三角比其他海域的失踪率明显要高出很多，而且所有失踪都发生在百慕大三角范围内或与其接近的海域，船只和飞机失踪时的天气很好，船只和飞机失踪前都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事故发生后，也没有任何痕迹和线索；在三角区内有磁力使罗盘失灵。
对此《百慕大三角揭秘》的作者劳伦斯·库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天气是三角区船只、飞机失踪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三角区的支持者却偏偏对天气原因避而不谈，或者明明天气十分恶劣，不适合飞行或者海上航行，他们却故意说风和日丽，天气很好。事实上，有一半以上的失踪案发生在坏天气，失踪事件多数集中在暴风雪频繁的冬季。显然，失踪事件受到了天气的影响。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说法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神秘，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有许多失踪案是留有痕迹和线索的，包括残骸、浮油以及失踪前发出过求救信号。如美国海军1968年5月22日失踪的“蝎子”号核潜艇，已被发现沉没于大西洋亚速尔群岛以南400海里处3000米深的海底。美国海军“特里斯特”号深潜器曾到现场进行勘察，并拍摄了残骸照片。据调查人员分析，该潜艇是被自己发射的鱼雷击沉的。而在百慕大三角的神秘故事中，“蝎子”号却是另外一种结局：该艇奉命追踪外星人的“幽灵潜艇”，最终成了外星人的俘虏。艇上官兵安在，他们总有一天会被送回家。
支持“百慕大三角之谜”的作者称，这一海域是罗盘异常区，在这里，罗盘不指向磁北。而事实上，罗盘在这里既指向磁北，也指向北极。一般来说，地球的磁极和地理极是不相吻合的。而在百慕大海域，北极和磁极却是在同一直线上，即磁偏角为零。这种情况对航海是有利的，因为在这里无须校正罗盘。
但是百慕大三角的信徒似乎对失踪事件逻辑的解释毫无兴趣，他们更喜欢杜撰故事，制造悬念，歪曲事实，渲染神秘，以此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有些失踪案甚至根本就是杜撰的，如有报道说，1962年4月的一天，巴哈马群岛首府拿骚的机场控制塔接到一架双引擎飞机自30千米外发来的电讯，要求指示降落，但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飞机也神秘失踪。可是拿骚国际机场民航主任说：“在那个时段我一直在机场工作，根本没有所谓的双引擎飞机发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