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视霸业为己有，不肯将它交与异姓旁人的人。他深深知道，这份霸业的建立，一半属于自己，一半属于诸葛亮。十六年前，是诸葛亮慨然应自己之请，走出隆中，共创大业。十六年来，联东吴于江东，败曹兵于赤壁，经营荆州，进占益州，建立霸业，称王称帝，哪一点没有诸葛亮的心血和功劳！如今，“隆中对”的规划的全部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完成另外的一半，也要靠诸葛亮。
刘备的为难之处，是怕诸葛亮不答应。他不由联想起与之类似的两件事。
一件是他亲自经历的。那是建安十二年，刘备还寄居于荆州的时候。当荆州牧刘表病重垂危之际，也把刘备叫来，对他说：“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当时刘备听了这话，一点也不感到为难。他心里非常清楚，刘表这番话完全是虚心假意。谁不知道刘表很爱小儿子刘琮，为了传位给他，不惜把长子刘琦逼到夏口。如今刘表这样说，不过是在试探刘备对荆州有无野心。所以刘备只说了一句“诸子自贤，君其忧病”的话，应付了事。
另一件是他听别人说的。建安五年孙策遭人暗算，身负重伤。他在临终之际，对臣下张昭说：“若仲谋（指其弟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其实孙策这番话也是言不由衷。因为他曾亲口对孙权说过：“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既然孙权在保江东方面比孙策还强，怎能“不任事”呢？显然，孙策对张昭说了一句空话，意在激励他为孙吴尽忠，使他一心一意辅佐孙权而已。所以，张昭也是听听而已，并没有想想自己该不该取代孙权。
而如今刘备要把基业托付给诸葛亮，情况和上边两件事有本质的不同。刘备是真心感到儿子们不成，为了实现复兴汉室的大计，要把基业托付给诸葛亮。从建安十二年起，刘备与诸葛亮已经相识十六年了。十六年来，自己由寄人篱下，而翻然翱翔，建成霸业。十六年，占了刘备全部生命的四分之一还多。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生命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用自己艰苦创业的经历，去感受诸葛亮的才华，感受诸葛亮的智慧，感受诸葛亮的忠诚，感受他与诸葛亮情同鱼水的君臣关系。
他太了解诸葛亮了。
正因为了解诸葛亮的正直，刘备才没有必要对诸葛亮进行试探。正因为了解诸葛亮的忠诚，刘备才没有必要激励诸葛亮为蜀汉效忠。但也正是因为了解诸葛亮的正直与忠诚，刘备才对把基业托付给诸葛亮感到为难。他相信，凭着他与诸葛亮十六年的赤诚相见，他一定能体会到自己相托的真诚，因此，他决不可能听听而已，他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深人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他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做与他自己做人的原则不符而拒绝。
然而，刘备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时不我待，应该与诸葛亮好好谈谈了。
章武三年（223）二月，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书，带着刘永、刘理从成都来到永安。
见到诸葛亮，刘备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在刘备的病榻前，君臣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倾心交谈。有好几次，刘备要与诸葛亮谈以基业相托的事，但怕诸葛亮为难，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有一次，刘备决心要说了，他故意把话题拉到当前的形势上，谈了孙权，谈了曹丕，又谈了刘禅，最后他说道：“刘禅的才干远比不上孙权、曹丕，我死之后，蜀国必定面临严重的危难。”提到蜀国的危难，诸葛亮不说话了。对于蜀国面临的危难，诸葛亮有着更深切的感受。
吴、蜀围绕荆州的两次战争，蜀军主力前后至少有十万军队消耗掉了，关羽、马良、张南、冯习、傅肜、程畿、黄权、潘濬、糜芳、傅士仁、杜路、刘宁、庞林等将帅，或因荆州战争而死，或被迫投降吴、魏。这使蜀国元气大伤，要恢复过来远远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不但如此，夷陵之战的失败，意味着蜀国跨有荆、益时代的结束，从此被局限在四周环山的益州一地。荆州的丢失，不仅使蜀国地盘缩小，而且使蜀国减缩了人力、物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使蜀国的人力、物力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是相当困难的。夷陵之战后，蜀国的人才继续损失。章武二年，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先后病逝，这使蜀国的人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人才危机之外，蜀汉国内的稳定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汉嘉（治今四川名山北）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举兵反叛。第二年三月，黄元又乘诸葛亮到永安见刘备之机，肆无忌惮，率军进攻临邛县（治今四川邛崃），火烧临邛城。益州治中从事杨洪立即把黄元的动向报告给刘禅。刘禅派将军陈曶、郑绰率兵进讨黄元。在讨论陈留、郑绰二人该向何处进军时，很多人认为黄元没有前来进围成都，一定是想经越嶲（治今四川西昌东南）进据南中。而杨洪认为：“黄元素来性情凶暴，在南中没有什么恩德威信，不会向南中进发。他不过想顺长江东下，观望陛下的龙体康健与否。如果陛下健在，他就会认罪求陛下宽宥，如果陛下有意外，他就会趁乱逃往孙吴。”他当即指示陈留、郑绰二将说：“只要在南安（治今四川乐山）、峡口（在今四川乐山市东南岷江河道上）阻截就可以抓住黄元。”果然不出杨洪所料，陈曶、郑绰二人在南安峡口生擒黄元，将其押回成都正法。黄元反叛虽被平定，但诸葛亮感到动乱危机并没有过去，特别是南中地区，自从蜀汉政权建立以来，一直无暇对那里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实行。黄元叛乱的影响，会不会波及到南中地区呢？诸葛亮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在黄元之乱的前一年，南中越嶲夷酋高定就曾向新道（治今四川屏山西）进攻，被李严打退了。
夷陵新败，元气大伤，黄元叛乱，南中不安，这只是蜀国的内忧。此外，蜀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外患，这就是吴、蜀联盟的破裂。
外结孙吴以抗强曹，可以说在诸葛亮“隆中对”总方针中占有重要位置，只是在荆州丢失后，刘备、诸葛亮认为“隆中对”的总方针有落空的危险，才和孙吴彻底闹翻的。可以说，刘备、诸葛亮既尝过吴、蜀联盟的甜头，也吃过联盟破裂的苦头。特别是夷陵之战，蜀军既要进攻孙吴，又要防备曹魏，真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而狡猾的曹丕却抓住了这个空子，充分地利用了吴、蜀之间的裂痕。他扬言援助孙吴，却对蜀汉采取引而不发的方针。当臣下劝他趁蜀汉进攻孙吴，之机出兵攻吴，他也不予采纳。曹丕心里很明白，此时对吴、蜀任何一方动武，都会促使双方再次联合。因此，他对谁也不真帮真打，而是隔岸观火，坐视双方裂痕越来越大，争斗越来越凶，待双方消耗得差不多后，他好取渔翁之利。
对于曹丕的险恶用心，诸葛亮何尝不明白！他认为吴、蜀双方的敌对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改善与吴国的关系谈何容易！它一需要时间，二需要诚意。这两个条件又互相纠缠，互相影响。要取得吴国的信任，需要表现出自己的诚意，而这诚意又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诚意的大小又决定着与吴国改善关系所用时间的长短。总之，与吴国改善关系需要一个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一天不完结，蜀国就一天不能摆脱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
望着沉思中的诸葛亮，刘备又一次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了。他觉得夷陵之战以后，特别是自己生病以后，蜀汉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压在诸葛亮一人身上。收拾这个残局，也够难为他的，怎么能再给他增加压力呢！
章武三年四月下旬的一天，诸葛亮接到手下人的报告：“陛下不行了！”他急忙赶到永安宫刘备的病榻前，只见刘备已经奄奄一息了。听到诸葛亮急切的呼唤，刘备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看见诸葛亮，知道这是自己举国托孤的最后机会了，便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是刘备心中考虑许久所要说的话，也是他考虑许久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他没有直接了当说让诸葛亮继承基业，因为那样会使诸葛亮难以从命。“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就给了诸葛亮更大的选择余地：如果刘禅扶不起来，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最终目标，诸葛亮可以独揽大权，让刘禅处以虚位；也可以废黜刘禅，另选刘备其他子嗣；甚至可以直接继承基业。
刘备这番话，把基业和子嗣全都交给诸葛亮了。
刘备这番话，表明了自己的真诚，同时也表明了对诸葛亮的无限信任。
刘备这番话，使诸葛亮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隆中初见，诸葛亮就感受到刘备的真诚和信任。这是始终如一的真诚和信任。这是至死不渝的真诚和信任。诸葛亮感到，刘备的托付是不能完全接受的，但他的真诚和信任是无法推辞的。他流着热泪对刘备说：“陛下对我如此信任，为臣怎敢不竭尽全力当好辅佐大臣，怎敢不以忠贞的节操乃至生命来报效陛下的信任！”
诸葛亮的回答也是真诚的，他仅仅答应了自己以毕生精力做好辅佐大臣，这是他对刘备给予权力的极致选择。他只能答应自己所能办到的事，决不虚应自己不愿做、不想做的事，哪怕是面对一个弥留之际的人的真诚请求！
刘备不再说什么了，他了解诸葛亮，面对诸葛亮的挚诚，他觉得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用一生中最后的精力，为太子刘禅写下了这样的遗诏：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写完这段话，刘备感到还不够，又加了一句话：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走了。他走得虽然有些遗憾，但却很坦然，因为他把未竟的事业和希望托付给了自己所信赖的人。
诸葛亮手捧刘备遗诏，感觉到了别人无法体会到的分量。这是一副担子，一副需要用毕生精力和心血才能承担起来的担子。
西晋着名史家陈寿论刘备托孤之事说：“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种对君臣永别之际肝胆相照的高度赞扬，不仅启诲着后来的明君贤相，也感动着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