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方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他的到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经验丰富的传教士
两千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一共有两次，一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扎根，并最终被改造成在中国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之一。第二次就是在明清之交，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大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天学”，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
利玛窦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旺族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成为天主的忠实仆人。十六岁的时候，他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仍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里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兴趣广泛，又学习了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多种知识。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处在迅速上升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处都是一派崭新的景象。欧洲的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都积极的组织远东传教团到远东传教，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自愿加入传教团体，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受命前往印度传教：在葡萄矛候船期间，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至此，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知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月，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同年九月中旬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了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又改派他到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地。当时中国还是从未有过西方文人涉足过的处女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年底，利玛窦从果阿出发，经历了长时间的航行终于到达了当时被葡萄牙占据的中国澳门地区。
初获成功
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因为中国的极度自闭，仍然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但终其一生，足迹也仅到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没能跨上大陆本土。直到利玛窦来到后，才开始稍稍打开僵局。他们有时可以获准随着在澳门居住的商人的船只到岸上小住，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利玛窦和另一个神父罗明坚获得批准一起来到广东肇庆，着手建立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根据地。尽管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但当地士绅百姓的抵触情绪仍然非常大，常常有人会突然闯进他们居住的院落，随意砸烂东西。虽然地方官也出面制止，抓了一些为首的人，但是成效还是不大。
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神父们采取了缓和矛盾的办法，尽可能的研习中国文化，将基督教的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选取有关“帝”的条目，将之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天主，这样可以使中国人更加容易接受。为了吸引中国人的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这些在西方原本十分普通的物品，在那时的中国却成了极为贵重的东西，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这些物品都表现的爱不释手，于是有时为了传教的需要，利玛窦就把这些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中国官员，每一个接受礼物的人都很感激，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适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都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渐渐的，利玛窦的住宅变得门庭若市，许多知名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员都慕名找上门来。他还利用在国内的所学知识，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者。他也学会了与中国士绅相处的技巧，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敲门砖”，敲开了贵族、官员的大门。他们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南昌传教成功
但是，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中西方两种文化对抗激烈，以至于利马窦等人无法继续在肇庆立足，当地官员因害怕惹祸上身放弃了对传教士的支持。利玛窦不得不放弃这个基地，另外挑选了一个繁荣的小城市韶州，在粤北建立了又一个传教中心。利玛窦的办法是彻底的中国化，他穿儒服，兴建中国式的教堂，但是韶州的反传教士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利马窦又想到南京谋求发展。但一个外国人除非进贡，根本无法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个都城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玛窦离开南京。利玛窦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的概念。
他深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旁观儒生的祭孔活动，与达官贵人关系良好，惟一的改变是他开始在受邀参加官员、文人的集会上公开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的风俗习惯，分发彩绘圣像，每当这时常常会引起激烈的辩论。一部分较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中国文人也开始对新的宗教哲学感兴趣，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第二次向北京进发，在经历了太监马堂的恶意阻挠之后，他们终于通过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努力，获得了万历皇帝的允许，直接到皇宫晋见皇帝本人。
北京传教
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为了使自鸣钟能够正常无误的运行，皇帝破例允许神父们在北京长期居住，一旦自鸣钟发生故障时就可以迅速进宫修理。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利玛窦从此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传教活动，他们的足迹上至达官贵人的府邸，下至穷乡僻壤，大量发行教义的宣传物。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时，耶稣会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礼入教。
三年后，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专门命人在北京拨出一块墓地安葬利玛窦，他至今依旧长眠于北京阜成门外。利玛窦之死并没有停止传教士们传教的步伐，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水利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利玛窦本人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书，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文化也借由传教士之笔传到欧洲，影响所及使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文化大师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断，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灿烂的一页，直到清初乾隆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