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较之大臣更容易干政，而权臣才是皇帝在朝中真正的政敌。权臣的权力大到能够废立皇帝的时候，皇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髦见权力掌于司马昭之手，不胜其忿，召大臣王沉、王经、王业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认为应讲策略，王沉、王业却奔走向司马昭告密。曹髦拔剑升辇，率殿中的人鼓噪而出。追随司马昭的大臣贾充毫不迟疑地率众护军，在南阙下迎战皇帝的小队人马。司马昭的亲信成济问贾充：“事情紧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问什么！”成济便一马当先，抽戈刺向皇帝，20岁的曹髦死于车下。皇帝死后，司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杀了成济，然而从本质上说，杀害皇帝的正是司马昭。同年，被权臣孙琳废为会稽王的吴国皇帝孙亮突然死去，年仅18岁。
权臣废掉皇帝之后，能否与废帝共在一个苍天之下，安然无事？为了防止时有可能发生的不测，权臣定会用或明或暗的手段将废帝除掉。例如东汉董卓废少帝刘辩之后，又派人给他送去一壶毒酒；南朝宋少帝刘义符被权臣徐羡之等人废为营阳王，一个月后死于徐羡之派来的特使之手；南齐15岁的萧昭文只做了三个月的傀儡皇帝，被废后仍免不了一死。北魏后期权臣尔朱兆连续废杀了两个皇帝，继尔朱氏掌权的高欢紧接着又废杀了两个皇帝，北魏的最后一位皇帝被权臣宇文泰鸩杀。北周的五位皇帝中，有两位被权臣宇文护所杀。
权臣之所以能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凭借的是智谋和勇力，这种本领远胜于昏狂无知的少年皇帝。欲图篡位的权臣经常使用的伎俩是，先废杀在位的成年皇帝，然后拥立幼主，再图禅位。例如唐代就落入这样一种结局：同样以军事起家的朱全忠杀了38岁的唐昭宗，另立其13岁的幼子，三年后朱全忠禅位为帝，幼帝被毒死，谥为哀帝。
臣属之间的博弈实质上和君臣博弈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封建人治的政治环境中，上级官员对于下级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小皇帝。虽然这种关系也是错综复杂，虽然归结起来也依然是权力的纷争，但是权力的邪恶在于，它的背后是一切的一切，因此，中国的封建官场上总是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权力博弈。
当然，中国历史中的博弈并不只在战争与官场中演绎，博弈的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伸进了历史的每一个空间。
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使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总是纷繁迭起，几个最主要的有：君王与属臣之间的博弈，君王与其人民之间的博弈，官吏之间的博弈，官吏与平民之间的博弈，平民之间的博弈。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有官场上的博弈，战场上的博弈，商场上的博弈等等，不一而足。
博弈并不是单纯的对抗，虽然在很多的情况下，博弈双方的目标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又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合作因素。正如上面的那场皇帝和权臣的博弈，虽然冲突迭起，但最后达成的结果还是要合作。我们研读历史中的博弈，不是为了学习如何与人冲突，而是要探寻怎么与人合作。当然这是需要智慧的。
吕夷简的妙计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怎样突破博弈均衡带来的困境呢？办法是有的：通过改变博弈的参与者的收益来达到改变均衡状态的目的。当然改变后的博弈并不是没有均衡，打破了原来的均衡，产生的是另一个新的均衡。
博弈均衡带来的困境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人都有自私的本性。只要博弈的参与者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困境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困境牢不可破。在很多的时候，只要改变博弈的条件，均衡就可能随之改变，当然也就走出了困境。
例如，在囚徒博弈中，如果允许两个囚犯可以互相沟通，那么两个囚犯完全可以达成一个攻守同盟，约定都不背叛。当然仅凭口头约定还是不行的，因为囚犯是理性的自私的人，在审讯的时候，甲可能会这样想：“乙是否会遵守我们的约定呢？如果不遵守，那我不背叛岂不是很吃亏？如果他遵守了约定，那么我背叛能获得更多的收益。”于是聪明的甲会倾向于背叛。同样的，乙也会这么想，于是两个人最终还是背叛了。但是若两个人在约定的时候，还定下了惩罚措施，如规定谁要是背叛，在将来出狱以后将遭到报复，而且这种报复是很现实地存在的，那么显然原来的纳什均衡就被打破了。
之所以出现囚徒困境是因为博弈的第三者施加了影响。警察是精明的，他把两个囚犯关押在不同的囚室并且进行分别审讯，这样实际上已经把两个囚徒放进了一个非常单纯的博弈之中。警察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知道条件改变，博弈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而博弈的结果可能就难以达到自己的要求了。
事实上要改变博弈的均衡主要方法也就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激励，另一种是惩罚，也可以说是奖励和报复。两种方法的区别也就仅仅在于手段不同，但是影响均衡的途径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改变博弈的参与者的收益来达到改变均衡状态的目的。当然改变后的博弈并不是没有均衡，打破了原来的均衡，产生的是另一个新的均衡。
我们还是用例子来说明吧。
宋仁宗康定年间，西夏国主元昊率兵入侵延州（今陕西延安），大将刘平、石元孙等合兵抵抗，打了两次大胜仗。后来由于担任监军的宦官黄德和不懂装懂，多方钳制，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阵亡。
消息传到朝廷，朝中舆论认为宋军之所以大败这是因为朝廷委派宦官作监军，主帅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指挥才能所致。大臣们早就对宦官任监军十分反感，于是借机要求宋仁宗废除各主帅军中的监军，仁宗下令诛杀宦官黄德和。
在军中设监军从宋太祖时就开始，以后一直延续下来，这是因为宋朝皇帝害怕各将领拥兵自重、威胁皇室。现在要求废除祖制，宋仁宗有些举棋不定，于是向吕夷简征求意见。吕夷简回答说：“不必撤掉，只需选择为人忠厚谨慎的宦官去担任监军就可以了。”仁宗委派吕夷简去选择。吕夷简又回答说：“我作为一名带罪宰相不应当与宦官有私下交往，这又怎么知道他们是否贤良呢？希望皇上命令宦官总管去推举，如果他们所推举的监军不能胜任职务的话，与监军同样治罪。”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意见。
诏命下达的第二天，宦官总监们怕受到连累，于是就在仁宗面前叩头，请求撤掉各监军的宦官。朝中大臣们都称赞吕夷简有谋略。杀一个监军，其他监军依然存在。全部撤掉了他们，以后军中再有过失时，他们就会为不该撤掉他们找到口实，所以让他们自己请求撤掉最好。
这是用惩罚和报复的手段来改变博弈的典型案例。
故事中，宋朝皇帝最怕武将了，担心手握兵权的将军们不听话，因而要派几个自己人在军中监视各军队元帅。皇帝的自己人当然就只有那些宫中圈养的家奴了，这些宦官们总比那些成天在外面领兵的将领让自己放心。而那些宦官们呢，去监视将军，这自然是个好差事，比宫中快活，而且有权势。因而自宋初以来，宦官在军中不懂装懂，尽瞎指挥。而皇帝在家里也比较安心，想着这些将领都有人在管着，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就是一个稳定的均衡。
遇到吕夷简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他借刘平事件向皇帝建议以后要实行责任制了。宦官们本来就没什么能耐，这一实行责任制，他们没那么好活了。在军中管事吧，出了问题还要惩罚加株连；不管事，出了问题也要惩罚加株连。这一下原来的均衡就打破了，宦官们发现设监军他们的收益会很小，于是理性权衡一下，觉得还是不设的好，所以主动向皇帝提意见了。皇帝正在犹豫的头上，现在家奴都有意见了，那就撤了吧。于是，旧的均衡被打破，新的均衡建立了。
封官不能一步到位
这是个讲激励改变均衡的故事。郡缉对封建官场中的升官应该说是洞察得很是深刻，如此理性地分析，得出的结果总是让我们感到寒心的。
南宋初年，面对金朝女真族的大举入侵，当时号称名将的刘光世、张浚等人只会一味地避敌逃跑，不敢奋起反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天生患有软骨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官职已经达到了顶点，以为即使是立了大功，也没有更大的升迁，他们便安于现状，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占什么地位。
当时岳飞入伍不久，虽然已崭露头角，毕竟还没有太大的名望和地位，只有他在和金人进行着殊死搏斗。当时有个叫郡缉的人上书朝廷推荐岳飞，那封推荐书写得很有意思，大意是：
“如今这些大将都是深享富贵荣华，他们不再肯为朝廷出力，有的人甚至手握强兵威胁控制朝廷，很是专横跋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再重用呢？”“驾驭这些人就好像饲养猎鹰一样，饿着它，它便会为你搏取猎物；喂饱了，它就飞掉了。如今这些大将都是还未出猎就早已被鲜美肥肉喂得饱饱的，因此派他们去迎敌，他们都掉头就跑。”
“至于岳飞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拥有数万兵众，但他的官爵低下，朝廷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宠，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军官，这正像饥饿的雄鹰准备振翅高飞的时候。如果让他去立某一功，然后赏他某一级官爵，完成某一件事，给他某一等级的荣誉，就好像猎鹰那样，抓住一只兔子，便喂它一只老鼠，抓住一只狐狸，就喂它一只家禽。以这种手法去驾驭他，使他不会满足，总有贪敌求战之意，这样他必然会为国家一再立功。”
后来宋高宗大约是听进了这位郡缉的话，接连提拔了岳飞。
这是个讲激励改变均衡的故事。故事中的这个叫郡缉的人说的一番道理精辟透彻，只不过这一番话要是传到岳飞耳中，不知我们的民族英雄将做何感想。郡缉对封建官场中的升官应该说是洞察得很是深刻，如此理性地分析，得出的结果总是让我们感到寒心的。
在这个故事中，郡缉向我们揭露了封官到位所造成的一个恶性的均衡。为了改变这种均衡，郡缉向皇帝提出了两个策略，第一个就是封官要慢慢地封，要始终都让下属尝到甜头，但都不会让他满足以丧失进取心。另外封官最好是永远都不到位，官封到位了，他就不会再有努力的动力了。如果把这两个策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让下属永远都有努力的动力。对于下属来说，只要努力进取带给自己的收益比停滞不前要高，他们自然选择前者。如此一来，让人困惑的恶性均衡就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