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张伯行考中进士，经康熙帝面试后，授予内阁中书职务，不久又调中书科任中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行政长官，张伯行上任时，正值当年闹饥荒，百姓穷困潦倒，无法生计。张伯行立即把自己家里的钱粮运到灾区，并赶制许多棉衣，救济灾民。康熙帝下了分道救灾的命令，张伯行分管汶上（今属山东）、阳谷（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两县。他给灾民发放了22600多石救济粮。为此，布政使责备张伯行擅自作主，并提出罢免张伯行职务的弹劾奏章。张伯行对布政使的错误行径进行了严厉驳斥，使弹劾风波得以平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南下巡视，赐给张伯行“布泽安流”的金榜，不久，提升张伯行为按察使。
次年，康熙帝再次南下到苏州巡视，他对随从大臣们说：“朕听说张伯行为官十分清正廉洁，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啊！”当时就命令苏州所在地的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是这位督抚却没有推荐张伯行。康熙帝于是召张伯行说：“我早就了解你，他们不举荐，我自己来举荐。以后，你居官而善，天下的人就会明白朕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给他“廉惠宣猷”的金榜。
张伯行德才兼备，为官清正廉明。他在救灾中，能够为灾民着想，独自作主发放了大量救济粮，这本是件大好事，却遭到布政使的弹劾。他刚正不阿，毫不畏惧，可谓有胆有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贤能之才，却得不到他的上司苏州督抚的举荐。如果不是康熙帝具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慧眼，那么，张伯行这个人才也就只好被埋没了。
康熙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明君。他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善于从考察中发现人才，并能大胆起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为加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善于“相面”的曾国藩
曾国藩看人，不重履历，看重这个人的潜力和前途。他亲自为李鸿章挑选了部下，这些人不但为李鸿章打开了局面，还保全了曾国藩的后路。
世人传言曾国藩善相人，预卜终身，虽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有一次，李鸿章的淮军收罗了不少猛将，想让曾国藩给他们“相相面”，看看他们的潜力。
这些将领来到安庆集中后，第二天曾国藩就亲自接见，以表示重视。当时大概共有十余名将领，其中张树声个子最高领头，刘铭传身材短小殿后，鱼贯而入进了曾国藩的议事厅，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曾国藩在屏风后面来回踱步，就是不出来。结果张树声最有耐心，而刘铭传则暴跳如雷，口中骂声不绝。曾国藩在幕后观察的结果，对这两个人尤为满意，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还有一种说法，一天傍晚，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悄悄来到淮军的营地，看到淮军的将弁们，有的赌酒猜拳，有的倚案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默坐无言。其中“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持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曾国藩在回来的路上对李鸿章说：众位将领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就是那个裸腹读书人。此人即是后来成为淮军名将的刘铭传。
曾国藩去世后，刘铭传又多次担任要职，他是中国近代提议兴修铁路的第一个政府高级官员，说明他是有远见的。而他在中法战争和保卫台湾中所做的贡献，也的确证明了曾国藩对他的鉴别和期待。
曾国藩看人，不重履历，看重这个人的潜力和前途。他亲自为李鸿章挑选了部下，这些人不但为李鸿章打开了局面，还保全了曾国藩的后路。
曾国藩言谈识陈兰彬、刘锡鸿
曾国藩以言谈识人，居然说中十之八九。陈兰彬、刘锡鸿的未来果然被他说中。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将陈兰彬与刘锡鸿推荐给他，认为他们颇善文藻，能下笔千言，而且对天下大事都颇有见解。曾氏随即接见了这两个人，相谈已毕，曾氏对推荐他们的人说：刘锡鸿这个人看起来一脸抑郁不平之气，将来很可能不得善终。陈兰彬这个人看起来气息沉着一些，将来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阶，不过也不会有大作为。
后来，刘锡鸿一次随郭嵩焘出使西洋，担任副使之职，但是二人的意见却常常不合，互相攻讦。刘锡鸿私下写信回来，奏郭带妾出国，并且与外国人来往密切，实在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郭信也汇报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者李鸿章偏袒同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并且以后再不设立“副使”之职。刘受到这样的处罚感到十分窝火，竞向朝廷上疏说李鸿章当杀，其罪名有十多条之多。当时李鸿章权倾一时，大清国所有外交事务多要倚重李公，怎会理会刘的“一派胡言”？于是，刘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发的命运。这样一来，刘更加气愤难平，口无遮拦，逢人便讲李鸿章的坏话，弄得所有故交旧友也不敢再和他来往。每次设宴请客，往往无人登门，不久即抑郁而死。
陈兰彬的经历也正在曾氏预卜的不差分毫。陈后来虽经许伟推荐来到曾氏幕下，但因为过于正直不肯随俗，且为人处事勇气不足而终无大的建树。
曾国藩识鲍超之勇
鲍超为湘军猛将，曾国藩格外倚重。曾国藩曾对慈禧太后极言鲍超之勇。国有缓急，随时可以征调。果然，到了光绪六年，中俄伊犁之争再起，俄军多次起衅，鲍超被任命为湖南提督，在湘招兵一万，赶赴天津，护卫京师，国中上下莫不称颂。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流落湖南时以善游水，投入湘军水师，充当哨长，后以作战勇猛，为胡林翼赏识，调入陆军，升为营官。鲍超遂又以行军迅速，神出鬼没，连建奇功。曾国藩遂乃命之统率3000人，专为游击之用，军中俱以虎将称之。
鲍超聪明多思，他自创多套操法、战法，甚为曾氏看重。曾氏赞曰：“湘军平时多不操枪矛，鲍军则多大操队伍。扎营打仗，须学鲍军规矩。”还说过：“鲍军临阵，队伍整齐，逢山过山，逢水凫水，实为群贼所惮，有非楚勇淮军所能及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门。”又训淮军云：“如鲍之两层大，一字阵，打进步连环，皆宜深思而善学之。”
鲍超的军旗中间为一“鲍”字，四周涂墨，成一墨旗，众人皆识。传说，太平军中的陈玉成虽然双眼近视，却也识得此旗，一见此旗，便自遁逃。甚至曾国藩也对手下军兵说：在适当的时候，不妨可以大呼“鲍军来了”，可以起到吓退敌人的作用。以左宗棠那样的英明神勇，有时因为兵力不足，也会扯起鲍军的墨旗子，吓退敌人。可见鲍超的悍勇神威、急中生智、世人皆惧，其名闻于天下。百年之下，犹可想见。
有一次，鲍超被敌军重重围困，情势危急。如果让文书准备加急信件，外出求救，则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鲍超急中生智，‘取一小纸片，上面写上“鲍”字，围绕着画三圈，命一勇士冲营而出，送去大营。湘军大营的诸人拿到这张纸片，但见一“鲍”字，外围三圈，并不会意，此时曾氏赶到，一见纸片，遂大呼：鲍超危矣，速发兵救之，鲍超之围始解。帅将之默契尽现其间。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丰城之捷，曾国藩奏云：“记名提督鲍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积劳最久，立功最大。”同年，铅山之捷，曾国藩奏云：“鲍超骁勇罕匹，转战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所向克捷。是年正月，破黄文金大股于洋塘；四月，破刘琳大股于安庆，厥功甚伟。此次克复铅山县城，连解抚州广信两郡重围，当此口粮久缺之候，行烈日骤雨之中，竭力奔驰，不得少休，未满两月，将江西腹地各城，一律扫除，全省肃清，实属劳苦功多，恳请补授提督实缺。”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破北京，咸丰皇帝出走热河，清廷无兵可调，由军机处诏谕曾国藩，指名要调鲍军入京，护收京师。这时曾国藩以江皖战事吃紧，鲍超万不可调，如果一定要调，乞将臣与胡林翼择一调之。曾国藩之重视鲍超，自此可见。可是鲍超认为曾国藩有意扼之，阻其前途，大为不满，几至决裂，胡林翼闻之，驰函婉劝，始勉强从之。
后来，太平天国被剿灭后，鲍超与刘铭传争执起来，后来竟聚讼于朝。当时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因与刘铭传宿交之故，刻意袒护，鲍超则只能大叫其屈。这时也是曾氏出面，全力为鲍昭雪。鲍超又对曾氏感激不尽。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因事陛见慈禧太后，慈禧问及卧病的鲍超。曾国藩则极言鲍超之勇，国有缓急，随时可以征调。果然，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之争再起，俄军多次起衅，鲍超被任命为湖南提督，在湘招兵一万，赶赴天津，护卫京师，国中上下莫不称颂。
识人也需要气度
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国藩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旱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斑虎一吼，是人都要为之三抖。
曾国藩最早编练的湘军，只有三营团勇，分由罗泽南、王珍、邹寿璋统管，罗统中营，王统左营，邹统右营，一营三百六十人，三营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的时候，并无王珍的编制，但是王一来湘军即光芒大显。王珍著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矩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
湘军军纪极严，而最严者，当首推王珍一军，欧阳昱所著见闻琐录，言王珍军纪，“士兵怀银十两者斩”，人多不解其故，实则王军中士兵饷银，皆由营部直接拨交其家，兵士身怀十两，不是抢劫，便是赌博，故杀之也。其他还有吃饭不给钱，买物不给钱，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劾，即以此也。
曾国藩素来讨厌夸大之人，王珍一日谓曾国藩曰：“招兵三千，即可灭此（指太平军）大敌！”曾国藩闻之大骇，曾至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为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可是这样的信，对于王珍，并没有发生效力，曾国藩至骆秉章书：“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之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间，业已闹翻。
但是尽管如此，曾氏仍然对王报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氏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时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积劳成积，暴死军中，世人无不痛惜。
曾国藩收服陈国瑞
陈国瑞这样的人物虽然无多才干，偏有勇力，曾国藩能待之以诚苦用心思，收服此人，为己之用，实在是因为有惜才之心。
陈国瑞是湘军以蛮悍著称的“刺头”，平时即是除曾氏外无人能管的人物。他原为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大将，不仅从未读过书，不知礼仪道德，而且满口污言秽语。不过此人有一个好处，除了骁勇强蛮外，想做的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15岁投太平军，再降清军，几经辗转归入僧格林沁部下，传说骁勇异常，于炮弹如雨中端坐营外喝酒，炮弹击碎他手中酒杯，他则返向敌阵高呼：向我开炮！手下都十分敬畏他。
知道僧格林沁的人都知道他的粗蛮无礼，动辄殴击，无人可以在他手下而不畏之如虎，难以忍受。但是独独这个陈国瑞在僧手下时，不仅不怕僧格林沁，而且十分敬佩他，引为同道。
曾国藩接替僧格林沁剿捻，便接手了陈国瑞这个“刺头”。不久，陈国瑞与刘铭传各率属军发生械斗。曾氏深明此人，知道惟有设法使陈国瑞真正臣服于己，将来才可为己所用。曾国藩主意已定，先以凛然不可侵犯之阳刚正气震慑陈之嚣张，继而历数陈的劣迹暴行，使其明白自己的过错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陈始变作一副垂头丧气相，急欲偃旗息鼓。而曾氏话锋一转，始而表扬其勇敢无畏，不好色贪财，未来前途无量等等，不过，如果他只因为一时莽撞就毁了自己的前途，就太可惜了。这时，陈又振奋起来，移座到曾氏面前，静听教导。曾氏接下就与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之章约法，一时间陈国瑞心服口服，再不争辩。
但陈国瑞劣性难改，后来又拒受曾氏的命令，曾氏只好对之施硬，马上请来圣旨，撤去陈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带罪立功，以观后效。并言明，如果陈再不服命则立即撤职查办，发配边地。陈哪里能够忍受得了那种枯燥无味、无权又无酒的生活？遂即表示愿听将令，再不违抗。
陈国瑞这样的人物虽然无多才干，偏有勇力，曾国藩能待之以诚苦用心思，收服此人，为己之用，实在是因为有惜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