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乏英雄气概，但他也有让步的时候。他迎献帝定都许昌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他当时还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反，曹操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而曹操这时的力量并不强，与袁绍等人相比，更处于弱势。因此曹操采取后发制人的方略，将袁绍打败。
曹操得势后，袁绍摆出盟主的架势，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旁迁到鄄城，因鄄城离袁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可是曹操在重大问题上不让步，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说：“你地大兵多，而专门树立自己的势力，没看见你出师勤王，只看见你同别人互相攻伐。”袁绍无奈，只得上书表白一番。
曹操见袁绍不敢公开抗拒朝廷，便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太尉虽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将军(不常设)之下。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十分不满，大怒道：“曹操几次失败，都是我救了他，现在竟然挟天子命令我来了。”拒不接受任命。
曹操感到这时的实力还不如袁绍，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翻，决定暂时向他让步，便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只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着朝政。
与此同时，曹操安排和提升一些官员。以程昱为尚书，又以他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巩固这一最早的根据地；以董昭为洛阳令，控制好新旧都城；以夏侯渊、曹洪、曹仁、乐进、李典、吕虔、于禁、徐晃、典韦等分别为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等，牢牢控制军队。
曹操表现得很谦恭。杨奉荐举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曹操连上《上书让封》、《上书让费宁侯》、《谢袭费亭侯表》等，表明他“有功不居”。
曹操深知自己还是弱者，因此对袁绍的要求尽量满足，对朝廷的封赠表现出“力所不及”的谦恭。等到羽毛一丰满，他就大张挞伐了。
官渡一战，曹操彻底打败了袁绍。
在前进中，双方对峙势均力敌的时候，干耗着不是出路。当有一方出现异常而后退时，他的目的很明显：打破僵局，争取最大的冲击力。同样，生活和学习也一样，在走进犄角而不能摆脱时，我们把问题放下，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在经过一段的放弃和精神松弛后，原本复杂的难题此时也许会变得非常简单，这就是以撤为进，调换思维的结果。
走为上计
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时，不要死挺硬扛，以走为上，刹住与对方继续纠缠的可能。
“急刹车”常与“走为上”联系在一起。所谓“走为上”是指做事者在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对手的力量时，不要和对手硬拼，以卵击石，自取失败，应该采取“走”的策略，避开是非，争取另开新路。
1990年，安德斯·通斯特罗姆被瑞典乒乓球队聘为主教练。由于通斯特罗姆平时对运动员指导有方，又加上其战略战术比较高明，所以瑞典乒乓球队连年凯歌高奏。在1991年世乒赛上，他率领的瑞典男队赢得了所有项目的冠军。在1992年夏季奥运会上，他们又夺得男子单打金牌，这块金牌也是瑞典在这届奥运会上获得的惟一一枚金牌。
然而，正当瑞典国民向通斯特罗姆投以更热切期望的时候，他却突然宣布将于1993年5月世乒赛结束后辞职。通斯特罗姆的业绩如此辉煌，瑞典乒乓球联合会已向他表示：“非常愿望”延长其雇用合同，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春风得意时突然提出辞职呢？许多人对此感到迷惑。
其实，正是通斯特罗姆连年的成功促使他做出了辞职的决定，通斯特罗姆说，自他担任主教练以来，瑞典乒乓球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是“现在我已感到很难激发我自己和运动员去争取新的引人注目的胜利。瑞典乒乓球队需要更新，需要一个新人来领导。”
在这里，主教练通斯特罗姆用的正是“走为上”的计策。在体育赛场上，没有永远不败的常胜将军。通斯特罗姆在感到很难再去“争取新的引人注目的胜利”之际，果断地退下来，无疑是明智之举。这样，既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声望，又可以使瑞典队得以更新。如果等到瑞典队大败而归时再退下来，通斯特罗姆恐怕只能捧回一束残花。
晋公子重耳由于国王昏庸，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自杀，因而出走流亡在外，这样他既避免了骊姬的迫害，又能留得余生待国有转机时回朝主持朝政。在他流亡期间，也渐渐变得成熟干练，而且他也充分利用“走”来寻找他的同盟者。这样他就在“走”的同时来促使晋国内外发生有利的变化，最后，他终于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归晋，众多人欢迎重耳回国。
这是滞留与走的一个鲜明对比：留则无生路，走后得王位。这虽是一个治国之君的经历，但这个道理在我们平时为人处世时也是大有作用的。走是为了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不得为了躲避困难，寻求安逸。
不沾上是非最典型的莫过于“走为上”计。我们知道，“走”不是消极逃跑，而真正目的在于重新打开自己的人生局面。是的，任何是非都会让你受累，而如何彻底摆脱它，则是做人的真学问。
要学会含而不露
在办事过程中，要注意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保留，学会含而不露，才能做到圆滑办事，滴水不漏。
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有智慧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虽然有才华学识，但看上去却像个呆子，不自作聪明；虽然能言善辩，但好像不会讲话一样。这就是说，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锋芒不可毕露。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成丰帝的号召，办团练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众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为清王朝出山了。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防，受人暗算，连成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成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成丰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录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曾国藩当时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承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为，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人为处世方面固执已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面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认为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老子曾告诫孔子说：“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这里的“盛德”是指“卓越的才能”，整句话的意思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外表上看与愚鲁笨拙的普通人毫无差别。无论是谦虚还是谨慎，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是消极被动的生活态度。实际上，倘若一个人能够谦虚诚恳地待人，便会赢得别人的好感；若能谨言慎行，更会赢得人们的尊重。有了才华固然很好，但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被或少被人忌，避免功高盖主，才算是最巧妙的。
老子还告诫世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一个不自我表现的人，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出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而与此相反的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无长。”而如果一个人锋芒毕露，一定会遭到别人的嫉恨和非议，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不要敏感过度
察言观色的功夫当然是要有的，但不能过于敏感，敏感过度往往会给自己套上枷锁，对办事和处世是没有半点益处的。
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心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卑感在作怪。他们总希望自己是生活的强者，是别人心目中的优秀分子，可往往事与愿违，想象与现实之间有距离，这种距离促使他们更加敏感紧张，随时捕捉任何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信号。结果很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心理循环：你越紧张兮兮的神经质，就越容易成为别人的话柄或笑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你的猜疑与敌意，这样就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
小莫到多年不见面的同事家去探望。这位同事已是商界的实图例物，每天造访他的人很多，十分疲劳。因此，对来家的客人，只要是一般关系的，一律不冷不热待之。
小莫以为自己会受到热情款待，不料到那里后，发现同事对他不冷不热，心里顿时有一种被轻慢的感觉，认为此人太不够朋友，小坐片刻便借故离去。他愤愤然，决心再不与之交往。后来才知道，这是此人在家待客的方针，并非针对哪个人的。他再一想，自己并未与人家有过深交。自感冷落，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于是又改变了心态和想法，并采取主动姿态与之交往，反而加深了了解，促进了友谊。
“北大怪侠”孔庆东在《47楼207》中曾写过这样一件趣事：
上中学时，几位同学在一起边走边玩儿，忽然间走到前边的一位姓马的同学转过头来，愤怒地叫道：“你们叫谁马寡妇？”其实大家谈论的话题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这样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人们常说做贼心虚，他们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心里却常发虚，他们过分发地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态度的微小变化，其实别人并没有拿他们怎么着，但他总会以为大家在同他过不去。
在准备求人之前，自以为对方会给以热情接待，可是到场却发觉，对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低调。这时，心里就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其实，这是自己对彼此关系估计过度，期望太大而形成的。
要先留退路
不论办什么事都难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没有成功的绝对把握时，应该先给自己留点余地，以便进退自如。
在做事情时，既要考虑到成功的一面，也要考虑到有失败的可能，两者兼顾，方能周全。在欲进未进之时，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万一不成怎么办？及早地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清朝乾隆年间纪晓岚在任左都御史时，员外郎海升的妻子吴雅氏死于非命，海升的内弟贵宁，状告海升将他姐姐殴打致死。海升却说吴雅氏是自缢而亡。案子越闹越大，难以做出决断。步军统领衙门处理不了，又交到了刑部。经刑部审理，仍没有结果。原因是吴雅氏之弟贵宁，以姐姐并非自缢，不肯画供。
经刑部奏请皇上，特派大员复检。
这个案子本来事并不大，但由于海升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审理官员怕得罪阿桂，有意包庇，判吴雅氏为自缢，给海升开脱罪责。没想到贵宁不依不饶，不断上告，惊动了皇上。皇上派左都御史纪晓岚，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带同御史崇泰、郑徵和东刑部资深已久、熟悉刑名的庆兴等人，前去开棺检验。
纪晓岚接了这桩案子，也感到很头痛。不是他没有断案的能力，而是因为牵扯到阿桂和砷。他俩都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并且两人有矛盾，长期明争暗斗。这海升是阿桂的亲戚，原判又逢迎阿桂，纪晓岚敢推翻吗？而贵宁这边，告不赢不肯罢休，何以有如此胆量，实际是得到了和坤的暗中支持。和坤的目的何在？是想借机整掉位居他上头的军机首席大臣阿桂。而和坤与纪晓岚积怨又深，纪晓岚若是断案向着阿桂，和坤能不借机一块儿整他一下吗？
打开棺材，纪晓岚等人一同验看。看来看去，纪晓岚看死尸并无缢死的痕迹，心中明白，口中不说，他要先看看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