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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无“信”不立——从钱庄票号到商业银行 (1)

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

曾经获得央视收视率第一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刻画了一代晋商乔致庸的故事。在中国民族商业发展史上,“晋商”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沉甸甸的名字,那些古老的当铺、钱庄、票号、商号,就是晋商留在历史上的符号和印记。“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乔致庸就是山西商人中的优秀代表。他一生追逐“汇通天下”的商业梦想,开创了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在康熙、乾隆时期,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对于这种经济盛况,清人刘献廷曾做过描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从这段描述文字当中,我们就能发现,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这就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商品经济新的发展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这种局面也需要汇兑更加专业化。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应对经济形势新的发展要求呢?

清朝道光年间,大批的山西商人在山西和京城之间做生意,这样常会有整车整车的黄金白银在北京和山西之间频繁运转。但是北京到山西路途遥远,路上多有盗贼出没,因此商人们运送金银时必须花钱请镖局保镖护送,既不安全,成本又高。山西的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设有分庄,总经理雷履泰想出了个妙招:要把钱送回山西的商人,可以先把现银交给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庄,分庄就给商人开出一张票,同时写信给山西西裕成颜料庄,商人到山西后凭票到西裕成支取现银。一时间,前来请山西西裕成颜料庄帮忙的人络绎不绝。雷履泰发现这是个生财之道,就放弃了颜料庄的生意,改行创办“日升昌”票号,专门做汇兑的买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很快,“日升昌”又开始做吸收现金并发放贷款的生意,这已经近似于今天的银行了。

“票号”就是应运这种经济形势而产生的。山西商人首创的山西票号,随着票号业的发展,逐渐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同时,由于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山西商人成为当时国内商业和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现代银行在中国出现并逐渐发展。而与清王朝建立了千丝万缕联系的山西票号,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与灭亡,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切源于信用

1596年,荷兰的一个船长和17名水手,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了北极圈的一个地方。8个月漫长的冬季,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丝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运输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冰冻时节结束了,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荷兰人有充分的理由权变,他们可以先打开托运箱,把能吃的东西吃了,等到了目的地,可以加倍偿还托运者。任何人都会同意这种人道的做法。但是,荷兰人没有这样做。他们把商业信用看得比一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住信用,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荷兰只是个100多万人口的小国,却因为商誉卓著,而成为海运贸易的强国,福荫世世代代的荷兰人。

很明显,这则故事显现了“信用”二字的重要性。对于“信用”二字的理解,很多人都只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的层次。那“信用”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信用是指我们过去的履行承诺的正面记录,它还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一种人人可以尝试与自我管理的行为管理模式。这个定义是从个人的行为上来进行阐述的。在生活当中,“信用”更多的是与经济行为牵扯在了一起。在《新帕格雷夫经济大辞典》中,对信用的解释是:“提供信贷(Credit)意味着把对某物(如一笔钱)的财产权给以让度,以交换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时刻对另外的物品(如另外一部分钱)的所有权。”而《牛津法律大辞典》对它的解释是:“信用(Credit),指在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付给报酬的做法。”《货币银行学》对信用也做出了解释:“信用这个范畴是指借贷行为。这种经济行为的特点是以收回为条件的付出,或以归还为义务的取得;而且贷者之所以贷出,是因为有权取得利息,后者之所以可能借入,是因为承担了支付利息的义务。”

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借”和“贷”的关系。信用实际上是指“在一段限定的时间内获得一笔钱的预期”。你借得一笔钱、一批货物(赊销),实际上就相当于你得到了对方的一个“有期限的信用额度”,你之所以能够得到对方的这个“有期限的信用额度”,大部分是因为对方对你的信任,有时也可能是因为战略考虑和其他的因素不得已而为之。

在信用创造学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信用创造货币;信用形成资本。这是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待“信用”二字的。

18世纪出现的以约翰·劳为先驱、以19世纪的麦克鲁德·韩以及20世纪的熊彼特等人为代表的“信用创造学派”,是货币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这一学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约翰·劳说:“信用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信用量增加与货币量的增加有同样的效果,即它们同样能产生财富、兴盛商业。通过银行所进行的信用创造,能在一年之内比从事十年贸易所增加的货币量多得多……只要货币丰富,即能够创造一国之繁荣;只要有信用设施(他主要指银行等),即可以供应丰富之货币,给经济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能够为法国产出大量的财富。”约翰·劳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货币就是财富——货币不必是金银,而以土地、公债、股票等为保证所发行的纸币为最好——纸币是银行的一种信用——银行通过供给这种信用,就可提供丰富的货币——给经济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可以使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总之,信用即货币;货币即财富,即资本。

“无信不立”:信用是银行的生命

有这样一则关于货币、信用和经济循环的故事。

路易斯安那州有两位农夫,他们的名字分别为皮埃与沙颂。有一天,皮埃来到沙颂的农场,并赞美沙颂的马道:“这真是一匹漂亮的马,我一定要买下它。”

沙颂回答道:“皮埃,我不能卖它,我已经拥有这匹马很多年了,而且我很喜欢它。”

“我愿意付出十块钱的代价买下它,”皮埃说道。

沙颂说,“好吧,我同意。”

于是他们签下一纸合约。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沙颂来到皮埃的农场对他说,“皮埃,我一定要拿回我的马,我实在太想念它了。”

皮埃说道,“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已经花了五块钱买了一部拖车。”

“我愿意付二十块买下这匹马与拖车,”沙颂说道。皮埃默默地盘算着——15块的投资在一个星期赚5块——年度化报酬率超过1700%!所以,他说道,“就这么办。”

于是,皮埃与沙颂不断地交易这匹马、拖车与其他的附属配件。最后,他们终于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交易。所以,他们便去找当地的银行。银行家首先查明他们的信用状况,以及这匹马的价格演变历史,于是放款给他们两个人,而马匹的价格在每轮的交易中也就不断地上涨。每当完成一次交易,银行家可以回收全部的放款与利息,而皮埃与沙颂的现金流量也呈几何级数的增加。

这种情况持续进行,直到数年以后,皮埃以1500美元的价格买下马匹。然后,有一个东部佬(哈佛大学的商学硕士)听说这匹神奇的马,并做了一些精密的计算,而来到路易斯安那州,以2700美元的价格向皮埃买下这匹马。

沙颂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生气,他来到皮埃的农场大声责怪道,“皮埃!你这个笨蛋!你怎么能以2700美元的价格卖掉马匹呢!我们的生活都靠着这匹马啊!”

如果不是银行家看重皮埃和沙颂两人身上的“信用”,他也不会轻易就放款给这两个人。而如果没有筹到资金,那后面一系列的关于“借钱生钱”的精彩故事也就不会发生。因此,其中最关键的一环还是落在了“信用”二字上。

现代经济是一种具有扩张性质的经济,需要借助于负债去扩大生产规模、更新设备,也需要借助于各种信用形式去筹措资金,改进工艺、推销产品。其次,现代经济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债权债务关系,也处处体现着“信用”的关键作用。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债权债务关系。经济越发展,债权债务关系越紧密,越成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现代经济中信用货币是最基本的货币形式。各种经济活动形成各种各样的货币收支,而这些货币收支最终都是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也都体现了银行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信用关系。所以信用就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最普遍经济关系。

银行信用是由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授给企业或消费者个人的信用。在产品赊销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买方提供融资支持,并帮助卖方扩大销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货币方式授予企业信用,贷款和还贷方式的确定以企业信用水平为依据。商业银行对不符合其信用标准的企业会要求提供抵押、质押作为保证,或者由担保公司为这些企业做出担保。后一种情况实质上是担保公司向申请贷款的企业提供了信用,是信用的特殊形式。

资产管理:置身银行家的角色

早在2004年,高盛与中国工商银行就已经明确了合作意愿。业界普遍认为,有高盛作为策略伙伴,工行应该加快发展资产管理业务的脚步。在美国,商业银行更着重于个人理财服务方面。因为美国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都历史悠久,各有自己牢固的客户基础和分销网络,而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很难与这些金融机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