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南方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候，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北方悄悄揭开了帷幕。
那是1910年10月下旬的早晨，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的张姓木铺后院里，突然响起一声女人凄厉的尖叫声，瞬间划破了早饭前的静谧。
张掌故连忙从前头跑过来，咋咋呼呼地喊道：“屋里的，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只见他媳妇跌倒在房门口，面无人色，浑身抖德跟筛糠似的，上下牙齿咔咔作响，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显然她是遇到了极可怕的事。
张掌故心里“咯噔”一声：难道有客人死在店里？
在清末民初之前，交通工具落后，卫生条件恶劣，长途跋涉向来是一件危险性十足的活动。那时候，人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是很好，加上路途颠簸劳累、饮食粗劣不干净、气候变化影响、住宿条件简陋、医疗水平低下……在旅途中生病死亡是很常见的事，几乎每个开客栈的都会遇到。
每次客栈老板遇到这种事，心里都会暗叫一声“晦气”。死过人的客栈，短期内自然没有顾客上门，而且店里死的人还需要掌柜来料理后事，比如请保甲衙役过来验尸，比如买一口薄皮棺材收殓，比如把棺材送到庙里寄存，这些可都要花钱！张掌柜心情不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店里头起早洗漱的人也听到了掌柜媳妇的尖叫，都纷纷围了过来。
张掌柜仗着胆子，上前推开虚掩的房门，让早晨的阳光斜照进屋子里。饶是他胆大如拳，看到屋里的场景也忍不住后撤一步：
只见屋里墙上、炕上、地下全都涂满了血迹，门一敞开，血腥味就扑面而来。两个壮年男子僵仆在冰冷的地上一动不动，想来已经死去多时。他们浑身发紫，却不着片缕，生前必定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在炕上还有两个人，身上衣物也被扯开，正在艰难地喘息着，不时吐出一大口鲜血，血水顺着土炕的缝隙蜿蜒留下，在凹凸不平的地上积成了紫色的小水洼。
围观的人看见都情不自禁惊呼一声。
张掌柜定定神，对诸人抱拳说道：“店里出了大事，等会儿有失礼之处，还望海涵。”说罢，扯起在地上发抖的婆娘骂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请保长和郎中！”
婆娘这才醒过神来，哆哆嗦嗦地请人去了。
郎中请来之后，对炕上垂死挣扎的两个人也束手无策，很快他们两人也撒手人寰。尽管如此，事情真相却弄明白了：
先前死去的两人是伐木工人，原先在俄国大乌拉尔干活。半个月前，工棚里突然有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他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6天前，他们来到满洲里，在张姓木铺住了下来。
至于后来死的两人，则是和他们一起睡大通铺的房客，莫名其妙受了池鱼之殃。
既然是病死，掌柜、保甲都松了口气。这年头，哪里不死人？自己生病死的，能怪着谁？当然，边陲小城死的几个人，更不会引起从中枢到省府的更多关注。尸体经过一番检查后，就这样被草草收殓。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就此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
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历1910年10月25日。
事实上，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谁知道，病毒最后居然辗转传染到了中国劳工身上。对于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老毛子可不会讲什么温良恭俭让，直接就把他们驱逐回国。劳工们万般无奈，只有带着病毒，沿着铁道一路南下。
鼠疫，又叫黑死病，曾在历史上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公造成2500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一。如果清朝官员知道眼下正在东北流行的疫病，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不知他们还能继续保持蛋定不？
不过大清官员显然对于传染病的危害认识不足，事实上，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医疗知识都约等于空白。所以在鼠疫零星爆发的时候，政府部门根本没有过多关注，导致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很快传播开来。
等到11月初，病死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上此时东三省已经沦陷。河北、山东也先后发生疫情，处于包围圈中的北京一时间变得岌岌可危。直到这时候，疫情才正式出现政府的公文里。
北京官场也对鼠疫畏之如虎，但只停留在书面上和闲谈中。真说到对烈性传染病维护的认识，却没一个人能比得上经历过03年非典之役的孙元起。得知东北鼠疫爆发后，孙元起顾不上是否越俎代庖，再次主动给军机处上折子，对疫情提出七点建议：病死者遗体火化；感染者封闭治疗；接触者隔离观察；普通人定期消毒；医护者做好防护；实验室分析病毒；衙门等查杀根源。
很显然，军机处对孙元起的奏折不屑一顾，认为只是书生之论，朱批“知道了”之后再无下文。还能怎么办，总不能自己孤身一人去东北救灾吧？纵使孙元起有千般妙计，此时也只能化作一声长叹。
对于东北的疫情，清政府的措施就是饬令各地地方官严格做好防疫工作。至于究竟怎么做，自己琢磨去吧！但疫情却越来越严重，死的人也越来越多。到12月初，外务部收到俄、日两国的照会，它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分别要求独立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事宜。
不说俄国、日本这个要求的内容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光是要求本身，就已经戳到了清政府的G点。清政府就像受了惊的猫咪，立马浑身的毛都炸开了：谁说我们无力控制疫情？谁说我们需要外国帮忙？
受此一激，清政府对于东北的防疫事务明显上心许多。按照以往惯例，办理这种事务朝廷都会派出钦差大臣专门统筹负责。一般来说，钦差大臣都是肥差，就是复查案件、视察河工，也能捞到不少油水，许多人都趋之如骛。如今听说是防疫的钦差大臣，却都有些畏缩不前了：水火无情，疠疫更无情！水火到跟前，还有侍卫挡着，疠疫怎么挡？钱财虽好，可也得有命享受才行。
军机处考虑半天，也没想到合适的人选。正纠结时，那桐忽然说道：“之前貌似有人上过奏折，还提出对防疫的几点意见。既然很有想法，那钦差大臣就他吧！”
其他几个人纷纷点头赞成：“好帖！”“顶！”“支持！”
很快，军机章京和笔帖式们就在旧档中翻出了孙元起一个月前的奏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圣旨：“学部左侍郎孙元起，著授为钦差大臣，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凡有疫情诸省抚道以下，均归节制。该员需迅速认真经理，毋任传染。俾得早日消除，以卫民生。钦此！”
孙元起得到圣旨之后非常惊讶，但没想到过推辞。自己既然有能力又有机会降低感染捋，减少死亡人数，为什么不去做呢？反倒是他周围的人，从薇拉、莉莉丝到老赵夫妇，从老大人府上的叔伯兄弟到张元济、罗振玉，前后十来拨来劝谏孙元起婉拒这个差事。向来好说话的孙元起，这次却想王八吃秤砣——铁了心，非要拦下这个脏活累活。
杨度对孙元起的态度却大加赞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百熙此番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不愧为大丈夫！”
孙元起惊疑不定地看着杨度：“皙子，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杨度洋洋得意：“自然是夸你。百熙做事，向来是不温不火。时间久了，难免会被人视为平庸。如今你站出来力挽狂澜，让世人知道你除了学究天人外，在处理政务上也同样卓尔不凡，岂不是更好？‘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
“再说了，富贵险中求。此次你能想到担任钦差大臣，确实是招妙棋。在学部熬着，什么时候能熬到尚书？又什么时候才能捞到外放的机会？此番出京只要表现出色，回来肯定升为正二品，以后升迁尚书、督抚的机会就大多了！”
孙元起心里哀叹道：大哥，你又想岔了，这活儿可不是我主动招揽的！
孙元起也不是莽撞之辈，接到圣旨后，便把防疫分成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仔细琢磨其中的要害，需要向朝廷提什么条件。
等考虑成熟，孙元起把幕僚们找来，口述大意，请他们看看是否有违碍之处：“既然我们摊上了这档子事儿，就要做好万全准备，不打无把握之战。主要措施还是按照上一封折子来，关键部分还需要朝廷出面。首先是政策支持，比如对所有可能的感染者，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要封闭隔离；对于病死者，一律采用深埋或焚烧，鉴于现在东北天寒地冻，挖坑不易，建议以焚烧为主；如果可能，还希望朝廷允许科研人员解剖几具尸体，以便尽早研制抗病药物。”
话音刚落，刘师培便插话道：“将可能的感染者隔离，合情合理，应该没问题；但焚烧、解剖遗体，朝廷不会同意的。我国历来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如此残毁先人遗体，不仅死者家属难以接受，《大清律》上也严厉禁止。
“律法明文规定，即便是家属遵从尊长遗言，将尸体烧化，也要杖一百；若是他人残毁尚未殡葬的尸体，需要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家属已经将遗体草草掩埋，再挖出来焚烧，最低也是绞监候！”
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对于祖先遗体的保护意识可谓深入骨髓。挖人祖坟，绝对是比杀父、夺妻还深的仇恨。这也经世大学为什么没有成立西医系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此孙元起也无可奈何：“遗体不深埋、不焚烧，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病毒传染源。我们不加以处理，即便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是徒劳无功。如果不解剖遗体，又如何尽快研究出药物来治病呢？”(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