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19日，戴高乐按计划回到科隆贝。他在科隆贝离群索居，完全回到了过去。因为他全力投入了撰写《希望回忆录》的工作，重温1958年以来自己的历史。他计划这部回忆录要写3卷：《复兴》、《努力》、《目标》。结果只写完了第1卷《复兴》和第2卷《努力》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这部《希望回忆录》的风格和特点类似《战争回忆录》。书中仍反映出将军思维清晰，富有文学天才。但在这部未竟之作中，缺乏像《战争回忆录》里那样浪漫主义的紧张情节。只有写对外政策的那两章还流露出对法国的伟大仍怀有信心。在内政方面，他自然力证自己的作为是正确的。
《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于1970年10月由普隆出版社出版法文本，1973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其主要内容是叙述戴高乐在1958～1962年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活动，包括戴高乐是如何重新上台和当选总统，怎么解决法国的内政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怎样克服压在心头的痛苦，实行法国海外属地的“非殖民化”，并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法国为什么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书中还记述了戴高乐同苏、美、英等国首脑会谈的情况，反映了他对世界形势和苏美两霸的基本看法。
《希望回忆录》第二卷《努力》（头两章），于1971年3月由巴黎普隆出版社出版法文本，1973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一章主要写戴高乐如何通过公民投票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以此来削弱议会和政党的作用，扩大总统的权力，以及围绕着这个问题戴高乐政府同各政党的矛盾和斗争。第二章是写戴高乐政府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罢工、财政、就业、行政制度和国民教育制度等问题。
这期间，很少有客人来打搅将军。1969年12月11日安德烈·马尔罗来访。他发现，戴高乐虽不执政得到了休息，但他的情绪忧郁，令人伤感。马尔罗看着他，想道：“他多么深刻地体现了法国的过去！……”两位从1944年起关系一直亲密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畅谈了4个小时。他们都记得过去互相常说的一些含混话和玩笑。在这次动情的谈话中，将军有这样一段话：“当我走时，可能说这是年龄的影响。但是要记住，我同法兰西有契约。事情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是国家同我在一起……法国人再没有民族志向了。他们不要为法兰西再做什么了……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与我无关。这完全不是我的愿望。这不是别的……愿有一个伟大的终结。”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机场检阅部队（1961年4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位离职而被人遗忘的人的痛苦。这表明戴高乐对现实的不满和无能为力！他同马尔罗大谈过去，谈到思想、生活和死。
还是为了躲避在国内纪念“6·18”号召这个纪念日，在“6·18”号召30周年来临的前几天，1970年6月3日，戴高乐夫妇动身去西班牙旅游。其间，他们受到佛朗哥的热情接待，在西班牙13个地方度过了平静的25天，在胡阿那尔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客店”过了“6·18”这个纪念日。
1970年6月29日，将军返回科隆贝家中，继续按计划工作：撰写《希望回忆录》，准备出版《戴高乐言论集》，还计划1971年出访中国。
11月2日，将军夫妇由长女伊丽莎白和女婿陪同，去幼女安娜的墓前默哀。这时，他不止一次地说：“这就是我将来安葬的地方。”谁也不敢想像，此后不几天他的这句话竞变成了无情的现实。也许他对自己的这一天早有预感了。
1970年11月9日，夏尔·戴高乐像往常一样，很早起身。一小时后，他穿上黑色西装，戴着灰领带，走下木板楼梯，进入自己的工作室。透过塔楼的窗子，他看到外面下着蒙蒙细雨。今天，他决定整理自己的来往书信。吃早饭时，他几乎什么话也没说，戴高乐夫人也像往常一样，默默无语。屋里寒冷、潮湿。早饭后，将军回到工作室。下午2时半，租戴高乐地的那个佃户农民勒内·皮奥来访。戴高乐请他在桌子左边的转椅上坐下，然后招待他吸雪茄烟。皮奥请将军考虑，他们是否需要续签租赁合同。将军不想再把地租出去了，但他让皮奥继续耕作，并准备收获。他什么钱也不要，只要求必须注意保持土地整洁。皮奥回答说：“是，我的将军。我非常感谢您。您给了我这个礼物。”戴高乐还提出一些其他要求。然后，像平常送走部长、议员、将军等客人一样，戴高乐把皮奥送至门口。抬头看看灰色的天空，戴高乐说：“今年的秋天好像一下子就来了。”接着他补充说：“很快又到冬天了。”
戴高乐送走客人，回到工作室坐下写《回忆录》。他着手写1963年令人惊慌的事件。然后，他到花园散步。林间小道上布满了落叶。下午5时，他到图书室喝茶。他向巴黎打电话，要求给打印一封信并送些材料来。谈话很快结束，因为他不爱多打电话。电话机设在前室楼梯下面。工作室里没有电话。后来，戴高乐重又回到工作室工作至6时半。然后，他关上灯，走向与餐厅并排的图书室。这时，女佣夏尔洛已在餐厅摆桌准备晚餐。在图书室有一台电视机放在一角。将军是位热心的电视观众，此刻他等着7时开播的当地新闻。为了消磨时间，他坐到牌桌旁的转椅上玩牌。夫人在旁边打毛线。忽然，纸牌从他的手上落下，他微微抬起身子，慌忙用手捶胸，发出嘶哑的叫声：“呀，好痛！在后背……”疼痛闪电般地如同利剑把他击中，他失去了知觉，侧身倒下，双膝发软，一只手无力地抓住转椅，眼镜掉在地板上。戴高乐夫人呼救，对女佣喊：“医生！”女佣跑去打电话。这时是晚7时零3分。
将军对妻子说，如果他不行了该怎么办。妻子记得女儿安娜死时他又是怎么办的。“拿床垫来！”——她喊。女佣夏尔洛马上把将军一个孙子的床垫和枕头拿来。她们吃力地把将军抬到床垫上……
19时零8分。将军的司机马鲁给将军解下领带，解开衣领。戴高乐夫人喊司机去请神父，司机向汽车奔去。19时22分。青年医生居·拉舍尼同天主教牧师若热同时来到。神父在一旁等候，医生扑向病人。症状明显——主动脉衰竭，在这种情况下不超过30分钟就会死亡。医生仍给打吗啡针，但将军已无任何感觉。于是，神父轻轻地走过来，在将军身体另一边跪下，从长袍里取出圣礼书和圣水瓶。他以颤抖的声调唱出最后的圣餐礼辞：“我的儿子夏尔，这里为您举行神圣的敷油仪式，主宽恕您过去的一切罪。阿门。”
戴高乐与世长辞了！
戴高乐去世的噩耗很快传遍了全国。蓬皮杜得知这一噩耗后于11月10日下午，怀着复杂的心情，做了如下广播演说：
法国的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了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法国的今天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强大的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谢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的教诲。
愿戴高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此同时，蓬皮杜还按戴高乐生前要求，公布了他在1952年写下的一份遗嘱：
戴高乐的遗嘱（1952年1月16日）
我希望在科隆贝双教堂为我举行葬礼。
如果我在他地去世，应将我的遗体运回我家，不举行任何公开仪式。
我的墓地就是已经安葬了我女儿安娜的那块墓地，我妻子将有一天也要安葬在那里。
碑文是：夏尔·戴高乐（1890—）。别的什么都不要。
仪式将由我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在我的办公室的协助下进行安排，务必使之极简单。
我不要国葬。不要总统、部长、两院各单位和行政、司法机构参加。
只有法国军队可以军队的身分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应该很少。不要音乐，不要乐队，不要吹吹打打。
在教堂里和别的地方，都不要发表讲话。
在议会里，不念悼词。
举行仪式时，
除了给我的家属，
给我的那些曾经荣获解放勋章的战友，
给科隆贝镇议会留出席位外，不留其他任何席位。
法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男女，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我的遗体护送到我的墓地，以此作为对我的纪念。
但是，我希望在安静的气氛中把我的遗体送到我的墓地。
我事先声明，拒绝接受法国或外国的勋章、晋升、称号、表彰和声明。
无论授予我什么，都是违背我的遗愿的。
夏尔·戴高乐
1970年11月12日，根据将军的意愿，戴高乐被埋葬于科隆贝的墓地。参加葬礼的只有密友和亲属。他的灵柩上面盖有一面国旗，由一辆装甲输送车从“拉布瓦塞里”运往教堂。然后，由科隆贝镇长派出的10个年龄在18～20岁的青年抬着。仪仗队是圣西尔军校的学员。
这天下午，全国各地有4万多人冒着倾盆大雨赶来为将军送行。同日中午，巴黎红衣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将军主持盛大的安灵弥撒。一时间，法国4万多个教堂钟声齐鸣。圣母院外，有50多万巴黎市民，在凄风苦雨中，从爱丽舍田园大街，经爱丽舍宫，来到凯旋门下的星形广场，伫立在26年前举行巴黎解放盛典的这个地方。与此同时，在巴黎圣母院内，除有法国总统蓬皮杜、政府成员、议会领袖参加吊唁仪式外，还有世界各地的63位国王、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前来吊唁。这一天，不仅法国全国，而且在世界各地，从华盛顿到伦敦、从莫斯科到北京、从非洲之角到加勒比海湾，都可见到降半旗的三色法兰西旗帜在寒风中为戴高乐这颗巨星殒落而痛惜。在纽约，还专为纪念戴高乐举行了联合国大会。总之，这一天，到处都对将军表达了应有的怀念。大多数法国人都认为，戴高乐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可同拿破仑相提并论，而他的作用则比克莱蒙梭大得多。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历史巨人。他的去世犹如一颗巨星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