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事占据陇东，董福祥利用其父与“哥老会”的关系，与张俊、李双良组织团练，保卫地方安宁，一时追随者络绎不绝，势力不断壮大。安化县把总王蔼臣不愿意看到董福祥坐大，于是将他捕获，押入囚笼，对他施以开水烫顶酷刑，狱卒不忍心，谎报董福祥已死，弃尸荒郊，侥幸的是他被一老妪救回家中医伤。董福祥大难不死，遂重整旗鼓，与官兵对抗。这样，董福祥开始由服从清朝的团练转变与清军对抗的“匪”。此后，他率领的“匪军”为清军金顺部所败，退至陕北三边。董福祥由团变“匪”就在这一时期。其究竟何时与官府决裂难以考究，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不会是突发的。研究者指出，最早记载董福祥为“匪”的是陕西巡抚刘蓉同治五年（1866）五月的奏折。奏折称，据同知鄢太愚、总兵段登云察称“四月二十日探报甘省逆回董福祥、高万锰、叛卉曾得胜等聚众万余，窜踞安化属之枣子碥、王家坳、范家坳、黑老虎山一带地方”，清军两次攻击，俘获“协从”以千计。几乎同时，该年四月庆防统领张在山亦报告：“土匪苏存鸿勾同伍彩臣等溃勇屯踞西沟一带，围攻民堡，肆行抢杀”。
同治中期，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兵西北，董福祥在三边被湘军统领刘松山部打败，同治七年（1868）遂投降刘松山。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他仕途的开始。他的军事才能被刘松山所赏识，委任为前敌总指挥。董福祥所部选精壮三千多人，编为董字三营，董福祥为指挥自领中营，张俊领左营，李双良领右营，随松山出花马池（今宁夏盐池），攻克灵武，直逼回军据点金积堡。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为回军所伤阵亡，由其侄刘锦棠统军，冬季攻克金积堡。董福祥因作战有功，擢升都司，受命镇守金积堡。
同治十一年（1872），董福祥以参将率部随刘锦棠进军河州，打败甘肃回军马占鳌部，迫使马占鳌投降，陕西回军白彦虎部败入新疆。董福祥因镇压回军“有功”，官至提督，镇守河西。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率部出关追击白彦虎残部，反击阿古柏侵略势力。董字三营为刘锦棠部先锋。西进途中，大风骤起，沙尘蔽日，清军皆不能进。惟董字三营久处西北，不避风沙，冲锋在前，相继收复乌鲁木齐，攻克玛纳斯城，首战告捷。光绪三年（1877）四月，左宗棠令全军三路并进，直取南疆，董福祥率部翻越天山，急行军一千二百多里，攻克南疆门户达坂城。接着马步兼程，收复托克逊城，俘敌二万余众。五月，敌酋阿古柏为部下所杀，白彦虎败入俄境，投降沙俄。八月，清军追歼南疆残敌，接连攻克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随后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以及和阗四城。至此，新疆全部收复，捍卫了祖国领土完整。董福祥在西征中“元役不从，战功威重久为诸将之冠”。以军功赏穿黄马褂，世袭云骑尉，任阿克苏总兵，驻防哈城。光绪十六年（1890）擢升喀什噶尔提督，十七年调任乌鲁木齐提督，二十年晋尚书衔。董福祥西征和驻守新疆计十九年，御敌戍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发展农业，朝野赞颂他“名重边陲，功留瀚海”。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为董福祥和其甘军的进一步崛起提供了契机。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京师震动，董福祥奉命率甘军进京，屯兵驻蓟州一带，护卫京师。第二年，河州、湟中等地又爆发回族、撒拉族人民反清斗争，清政府任命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率部剿灭，河湟的反清斗争平息后，董福祥因功晋升太子少保。
光绪二十三年（1897），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次年戊戌变法，董福祥奉命率甘军进京，甘军编入北洋军武卫军，任武卫军统领，驻防直隶、山西。其时，外国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京津一带爆发义和团起义。在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推动下，载漪、董福祥等主战派官吏亦奋起抗击侵略者。二十五年（1899），董福祥再任甘肃提督。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命率部进入北京，驻守永安门。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明目张胆，乘车出迎八国联军，董福祥令营官将其刺杀；五月十八日下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带领水兵在东单牌楼附近向巡逻的清军挑衅，董福祥下令其部将其击毙。并配合义和团打退入侵廊坊东站的侵略军，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七月十九日，八国联军自通州逼近京师，董福祥率甘军在广渠门英勇拼杀，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与侵略者血战，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击伤其将军。时人称赞“最为奋勇者，唯董福祥一军”。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西逃，董福祥担任随护大臣。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后，董福祥被侵略者指控为“首凶”，强令清政府将其诛杀，慈禧因其护驾有功，素有劳绩，着即革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董福祥由西安回到金积堡，耕田隐居。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初九卒于宁灵厅（今金积堡），终年六十九岁，遗嘱将他多年储银40万两上缴国库，以充军饷。九月，他的遗体安葬于固原南乡十里墩官山。同时，在南乡官道竖立“董少保故里碑”一座。
可以说，清末人物中，董福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董福祥由团练到“匪”至最终变为清末宫廷重臣，他传奇的发迹史就成为一个永远需要开掘的谜。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战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其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两人更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交恶，乃至绝交。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两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同为湖南同乡，自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左宗棠负非常之才气，出自幕府，不二载而封疆圻，骄纵一世。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当时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可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交恶？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曾国藩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不和是一种假象，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曾国藩、左宗棠合力制造的，为保全汉地主利益，缓和满汉矛盾的计谋。它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有了善终，迷惑了满清贵族，为以后汉人逐步掌握清中央实权打下了基础。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清朝是由满人建立起来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清军入关之后，一方面他们需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对汉官僚、士大夫、地主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害怕他们会挤垮自己的统治。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央的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六部尚书等虽然规定满、汉各半，但实权完全操在满官手中，汉官多是副职，形同虚设。而在镇压太平军问题上同样如此，把满族官僚率领的嫡系部队集中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其如意算盘是，只要各省团练在外围击溃太平军主力，江南、江北大营便可就近攻取天京，建立首功，保持清中央的威信。
曾国藩是汉人，掌握着湘军，清政府当然不会放松对他的戒心。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奉诏率军出湘，咸丰担心这支由汉人统帅的水陆俱全、装备优良、力量雄厚的军队将来有尾大不掉之患，“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名为协助，实为监视。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态度，也时刻提防着，尽量消除他们的猜疑。在建湘军的时候，重用塔齐布；在处理团勇与绿营矛盾时，委曲求全；对于清廷的封赏，有时会推辞，以免出现“功高震主”的现象。
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接近过去绿营兵力。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而当时全国只有十八省，出身湘军系统的督抚就占了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是罕见的。再加上清朝是满人建立的，这种形势对清统治者极为不利，如强令湘军裁军，恐引发湘军造反，怎么办？清廷希望从湘军内部寻找突破口，强令其裁军还不如分化湘军，以使他们内部相互牵制。曾国藩很快就洞察了这一切，他一面主动提出裁军；另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选择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与自己确有意见分歧，这一点不至于使清廷产生怀疑。
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两人于是就联手演绎了一段“失和”好戏。
此外，还有许多的史实足以证明“失和”非真实。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说出了曾国藩对左宗棠是有“知人”之恩的，既有此恩又怎么会失和？失和又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挽联呢？对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左宗棠也照顾得如同自己的儿子，显见他和曾国藩的失和与寻常不一样。曾国藩的女婿聂仲芳本“坦运不佳”，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其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升到江苏巡抚。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左宗棠之间并无仇恨。
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二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戏……至今令学界迷惑。
左宗棠“谋位”
长时间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而湘淮大将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
清廷上层为互谋皇位而生死拼杀，可以说是常有之事。而长期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这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其中，湘军的另一个头面人物左宗棠，亦有谋位之想、之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其谋位的事情也更加诡秘，其过程可谓曲折而漫长。
研究者称，左宗棠先有谋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广西，太平军挥师北进，势如破竹。当其兵锋抵达湖南时，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有过一番深思，认为天下大乱，首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其原因自然不在起义的民众，而是“官逼民反”，“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另外，左氏作为环境封闭的湖南传统知识分子，对清廷的统治政策一直不满，曾经存有“扶明灭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其科举道路与洪秀全相似，极不顺利。这段历史因太过隐秘，故而也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笔记、演义传闻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绝非空穴来风。
太平军攻抵长沙期间，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共谋大计。左氏曾劝其“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称：“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洪秀全不听，左宗棠夜间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晌《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类似记述。至于野史中的描述，则更为绘声绘色，但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