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嘉庆从“不豫”到驾崩，仅有四十八小时；而其从“大渐”到驾崩，仅在三四个小时之内。这一点无论是实录，还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所说的“变出仓促”、“事出仓促”，都毫无置疑地证明了嘉庆帝是猝然而亡。故传闻中有关他被雷电劈死之说，虽无从证实，似乎也印证了突发性这一特点。与嘉庆帝一生的身体“素健”相比，他的死实在来得过于突然，实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于死后梓宫还尚“无合制良材”。可见，嘉庆帝并未想过身后事，而突然的暴逝也没有给予他从容述写遗诏的时间，这一点道光帝本人也承认所谓“遗诏”为枢臣代拟；而且从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的相互佐证来看，嘉庆帝甚至连传位密诏所放何处都未及交待。
与嘉庆帝以前的诸帝相比，顺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将部分遗诏内容过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遗诏是在辞世五年前就已拟好基本内容，而乾隆帝更有训政三年的时间来从容考虑他的遗诏，及至嘉庆帝遗诏，纯属军机大臣代笔，这一点实录亦毫不讳言，从而也给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谓“遗诏风波”。关于秘密立储的传位诏，雍正帝在创立此制度后，将密诏一式两份，一份暗存自己身边，一份明存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他死后，两份密诏先后找到启封。嘉庆帝本人得以继统的传位诏是由众臣恭取于正大光明匾后，由乾隆帝亲自主持宣示的。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密写传位诏书。立皇二子旻宁为皇太子，但这份密诏似乎从未置于正大光明匾后，而是二十余年随身携带。嘉庆帝本人对传位诏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没有想到的是会来不及交待而猝然辞世。
正因为先帝没有交待后事，特别是传位诏书放在何处，影响了新君的迅速入统，造成了皇位的一时真空，所以“从官多失措”。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内臣拣御筐十数事”，仍无所收获。时间很快进入了七月二十六日。亲贵重臣一方面派人驰报京师，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举措。《清宣宗实录》上记载有：二十六日“命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及“是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这一则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则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即位诏的情况，要求在大内及圆明园里找寻传位诏。
同时，国不可一日无君，亲贵重臣也为暂时的皇位空虚召开了紧急会议。睿亲王淳颖之子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功，当即位”。尽管以前有种种迹象表明旻宁极有可能就是嘉庆帝生前嘱意的继承人，禧恩的“建议”不无道理，而且他指出了旻宁的重要功绩，即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的紫禁城定乱之功。
紫禁城之乱是指嘉庆十八年九月发生的天理教农民大起义，在京城近郊的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攻城掠地，闹得天翻地覆。由林清率领的北路义军竟然图谋京城，攻入紫禁城内，直接震撼了清廷的统治，史书称之为“禁门之变”。因为这年是癸酉年，又称为“癸酉之变”。九月十九日，嘉庆回京。见顺利“平叛”，龙心大悦，盛赞旻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可嘉之处，达到了“笔木能宣”的程度。遂发恩旨，封旻宁为智亲王，每年增加俸银一万二千两，并命名旻宁所用鸟枪为“威烈”。从此，旻宁的地位已与其他皇子明显地拉开了距离。
但在没有找到足以作为法律依据的传位密诏以前，多数大臣未与妄加推断，作为中枢臣首的托津、戴均元更显得镇定与谨慎。史载“枢臣托津、戴等犹豫。禧恩之论，众不能夺”。这时，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名内侍从身上取出一个上锁的小金盒，没有钥匙。托津当众用力拧断金锁，打开金盒，里面正是嘉庆帝密书的传诏书。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托津、戴均元、禧恩等“奉今上即大位”，“随瑞邸成礼”。这也正如《清史稿·禧恩传》上所载的“会得秘匾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传位密诏的发现，使旻宁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新君，消除了承德诸臣由于皇位空虚而产生的“皇邃”。七月二十七日，旻宁的新君身分“谕内阁，朕继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同时，“又谕：“著派吉伦泰带领太监二名驰驿回京至圆明园。著苏楞额、阿克当阿传知总管太监，奏明皇太后”。令吉伦泰面叩请安，这是承德方面第二次派人“驰驿回京”，这次显然是告知北京，传位诏已找到，旻宁已顺利承统。而从时间上计算，此时的北京刚刚收到来自承德的第一份驰报，开始于大内和圆明园里查寻密诏。经过一天的紧张查寻，在京的大臣们一无所获。孝和皇太后此时果断地决断，认定皇二子旻宁就是先帝的继承人，并为此专门以懿旨的形式令留京王大臣飞速驰寄承德的旻宁，令其“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综上所述，嘉庆帝猝死无疑，道光帝的入统有惊无险。《清实录》关于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终属虚构。戴均元墓志铭，与《清史稿·禧恩传》相互佐证，可以为信，并与实录中关于太后懿旨的记载吻合起来，为我们揭示出了嘉庆猝死、道光即位的真相。
咸丰即位
据说道光就由谁来继承大统的问题上，在四子和六子之间曾多有犹豫，道光驾崩后，枢臣们公启锦匣宣示御书，四子即位即为咸丰帝。然而，咸丰能即位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咸丰师父的精巧设计，有咸丰的忠厚等，也有至今未解的因素。
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初九，时已夜半，圆明园内湛静斋全贵妃钮祜禄氏的寝宫内，忽然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声，道光帝的第四位皇子降生了。
消息传到养心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喜出望外，当即含泪赐名奕詝。道光帝的喜悦欢欣不是没有理由的。此前道光帝本来已有三个皇子。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亡，皇长子奕纬，最受道光帝的宠爱，长至十三岁，已经落落成人。一日，奕纬的师傅太史强逼其背诵经书，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帝”。奕纬终究是个孩子，不耐烦地顶撞道：“我将来作了皇上，先杀了你”。此事为道光帝所知，当即召见大阿哥奕纬。奕纬刚刚跪下请安，道光就气愤地踢了他一脚，正好伤及下部，没过几天就死了。三皇子的相继死去，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悲痛万分，对于皇朝未来的继统大事隐怀不祥之兆。惟一令道光帝稍感欣慰的是，皇长子过世时，全贵妃钮祜禄氏和祥贵人均已身怀六甲，如能生得男婴，亦堪来日大用。
在道光的群妃当中，全贵妃钮祜禄氏最受宠爱，她年方二十三岁，年轻貌美，体态轻盈，楚楚动人。其父是承思公颐龄，曾仕宦苏州，钮祜禄氏随父同行，备受江南山水浸染熏陶，聪慧绝伦。道光初年入宫，后因得宠连连晋封，成为后宫中红极一时的人物。但聪明的全贵妃清楚地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姿色取得道光的宠爱只是暂时的，要想永久确立自己的地位，非走“母以子贵”这条路不可。当她得知几乎与其同时祥贵妃也怀上胎妊这一消息时，全贵妃面部的笑容顿时消失，急命小太监偷偷查阅宫中召幸皇妃密档。小太监偷查密档后，旋即密报全贵人，祥贵人的胎妊比她早有月余，全贵妃大失所望，她知道皇位的继承在顺序上前列是占有一定优势的。想到这里，全贵妃早生皇子的念头越发强烈了。
一天，宫中御医又来给全贵妃诊察胎儿，全贵妃见左右无人，便小声问道：“不知这腹中是女是男？”因全贵妃平素在宫中颇会笼络人心，与这御医熟识，因此，御医顺口答道：“当然是真龙天子”。全贵妃听罢，大喜，急忙又问：“此胎儿可否早降生月余？”御医听罢，大惊失色，跪地叩头，连说：“使不得使不得！”次日，全贵妃又特召御医入密室，对御医说道：“我想让皇子早点降生，来日若能得继大统，我必重赏，你究竟有何办法？”御医答道：“奴才并无妙法，只有从今日起服用奴才祖传的保胎速生药，便可提前降生，只是……”令贵妃明白御医的意思，笑着连声说道：“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自然不必多虑”。于是，从这日起，全贵妃每日遵医嘱服下保胎速生药物，经过一番“苦斗”，终于生下了皇四子，道光帝备加喜爱。
清代以前，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实行的基本上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在诸多皇子中，立嫡不立长，在嫡系子孙中立长不立贤。这种制度的建立及实行，尽管保证了政权的平稳交接，但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弊端：嫡长子在诸皇子中并不都是才智出众者，一些智力低下、昏庸无能之辈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有的给当朝的统治留下了深深的祸患。
清朝建立后，为避免上述弊端，有意废除了这一制度。清朝入关前两代即位的君主，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明立的太子。入关后，也未预立太子。常常是皇帝临终时，在皇子中诏命一位贤能者嗣位。雍正帝即位后，为防止诸子争立，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的皇帝对全体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选定之后，以朱笔书名，密定为储，藏之于匣，悬置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当皇帝病危时，当众开启，册立皇太子。
秘密建储制度的创立，虽然避免了皇子之间的猜疑丛生，但储位之争依然存在。咸丰皇帝即位前同其弟奕訢之间的争夺，就表现得十分激烈。
道光皇帝是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开始考虑立储的。在有竞争实力、有条件参加竞争的四皇子和六皇子之间，究竟选哪一个为皇储，道光皇帝还犹豫未决。为了考察他们的品行与能力，一年春天，道光皇帝命诸皇子去南苑狩猎。六皇子平时愿意舞刀弄枪，骑射技术高超。而四皇子临行前，去上书房向其师傅杜受田讨计。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理作过揣摩，面对即将开始的围猎较量，杜受田给了四皇子一个锦囊妙计。
到了南苑围场，皇子们带领自己手下的人分别开始了围猎。六皇子果然身手不凡，只一会儿功夫，就猎获几只鹿和野兔。而四皇子却默坐在一旁，其手下人也在身边垂手侍立。日落时分，皇子几人带着各自的战利品，回到宫中向父皇禀报战绩，并献上猎物。皇子中独四皇子一无所献，道光皇帝不解，问其缘故，四皇子答道：“儿窃以为现在正是动物繁衍孕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不忍心在这个时候杀死它们，并且我也不愿意以骑马射猎这些小的技艺，与兄弟们争个高下”。本来，道光皇帝看到四皇子一无所获，心里有些不高兴，但听到这番话，顿时眉开眼笑，连声说道：“我儿果然有君子的气度”。
经过这番围猎较量，道光皇帝初步有了意向：立四皇子为储。
道光皇帝是个办事优柔寡断的人。虽然南苑狩猎已经决定把皇位传给四皇子，但不久，他的心里又不平衡起来，因为他毕竟非常喜欢六皇子。道光皇帝看到六皇子读书能得大旨，曾亲自为其书斋题写了“乐道书屋”四字匾额，这是其他皇子都没有得到的。道光为了奖励六皇子的武功，特赐给他一柄金桃皮鞘白虹刀，准许他永远佩带，这也是其他皇子所没有享受到的殊荣。
由于对六皇子的偏爱，道光皇帝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考察一下他们的品行。一天，道光皇帝将两个盒子放到两个皇子面前。这两个盒子，一个是金的，一个是木的。金盒上雕满了姿态各异的龙，龙体闪烁着光芒；木盒上刻着麒麟，也被漆得黑亮。道光皇帝指着两个盒子说：“这两个盒子，我儿各选一个”。听了这话兄弟俩互相看了一眼。四皇子平静地说：“六弟先选吧！”六皇子听了这话，也不谦让，伸手将金盒抓在手里。
从这件小事看，道先皇帝感到，还是四子仁义憨厚，六子固然聪明，可是人品不如其兄，于是下决心把皇位传给四子。
道光帝在立储锦匣中，破例在一匣中放了两道谕旨，这充分反映了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以及封建朝廷在权力交接中斗争的复杂性。尽管传闻种种，莫衷一是，但四子毕竟登上皇位。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六日，在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次年改年咸丰，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光绪帝“密诏”
“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感“朕位几不保”，曾经颁发了密诏要求康梁等人“设法相救”，引发了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资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不容的态势。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职，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详细询问情况，并令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有要商”。所谓“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训政的事情。
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允许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光绪帝表示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却遭到严斥。因情势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绪皇帝颁布“密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