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唐王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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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唐太宗兼听纳谏

“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肯于兼听纳谏有密切关系。

不让宫里的阴气过剩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盛,也会招致天灾。”唐太宗接受了李百药的建议,下令释放宫女,前后放出三千多人。

不征少年当兵

武德九年,太宗派使臣征兵,封德彝建议中:男虽********,身强力壮的也可当兵。唐太宗批准了他的建议,已经写好了诏令。但是魏征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太宗很生气,对他大加指责。魏征回答说:“竭泽而渔,暂时虽然有鱼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鱼都捞尽了,以后就无鱼可捕。同样道理,假若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得来不少野兽,但是将来就永远打不到野兽了。如果叫全国的男子都去当兵,那么租调徭役由什么人负担呢?况且兵不在多,全在统帅得当,何必拿幼小的人凑数呢?”唐太宗一想,魏征说的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建议。

自比商纣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打算到洛阳巡游,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因巡游东都,先修宫室,这不是当前的急务。当年平定王世充时,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取得了人民的拥护。现在还不到十年,又建豪华的宫殿,为什么以前的坏事,又去学呢?关中是全国的要地,应千方百计设法使其保持稳定。目前民生凋弊,陛下这样做,就是走隋炀帝的老路,那弊害恐怕比隋炀帝时还甚。”

唐太宗回答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商纣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这项工程不停,将来的命运和商纣同样可悲。”

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建议,说:“这是我考虑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魏征放过县令

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当地的有关官吏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李靖住。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很生气说:“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让这些人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都是朝廷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后,陛下也要向大臣询问民间疾苦。官舍应作为接待朝廷官员之处,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宫人他们除了办理生活小事以外,根本不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因此惩罚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不再查办县令了。

择善而从

唐太宗纳谏的事例很多。他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太宗登基不久,上朝时态度十分严肃,弄得大臣们战战兢兢,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作风,自己有意识找大臣交谈,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给予赏赐。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元律师判处死刑,当时孙伏伽不以为然,批评太宗说:“元律师没犯重罪,陛下判刑过严,实际这是滥加酷刑。”

他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议论说:“赏赐得过分优厚了。”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其次,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

另一方面,唐太宗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叫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一是令文臣武将写书面材料;二是太宗自己先提出具体问题,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三是组织大臣进行辩论,择善而从。例如,贞观九年(公元631年),太宗令文武大臣写书面材料评论朝政。当时有个叫马周的人,在中郎将常何家作客。常何本人目不识丁,于是请马周代笔,写出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送来的意见,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嘉奖了他。常何面红耳赤地说:“臣下不会写字,这些意见是我的客人马周代笔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和他谈了一席话以后,提拔他任监察御史,后来马周还当了宰相。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兼听纳谏,不怕批评,择善而从的精神,在历史上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