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贤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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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房玄龄(4)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时代,君权与相权是贯穿始终的一对矛盾。因此,即使一些杰出的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等,在其守成时期,也有过诛戮、废黜功臣的举措。像唐太宗、房玄龄这样结下终生情谊的并不多见。在创业时期,李世民视房玄龄为心腹谋主;房玄龄也“密竭心力,知尤不为”。在守成阶段,唐太宗长期置房玄龄于相位,凡军国要政多由房玄龄统摄;房玄龄也“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为使房玄龄能独当一面,尽忠国事,唐太宗不信谮言,多次保护支持处于不利地位的房玄龄。贞观初年,监察御史陈师合卜《拔士论》,指责房玄龄、杜如晦等“思虑有限”。对房等一人“总知数职”大为不满,企图排斥房。杜的宰相事权。唐太宗当即表示,他任房、杜,“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他严厉指出陈师合“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于是,将陈师合流贬于岭外。从而维护了房玄龄等人的声誉,使他们得以安心朝政,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

贞观十七年(645年),唐太宗亲自率师远征高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师。让他筹集“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给房以“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的特殊权力。临行前,唐太宗又对房玄龄寄予厚望,表示房玄龄此职“当萧何之任”,他自己虽然远征在外,但有房玄龄留守京师,也就“无西顾之忧”了。不料,在此期间竟有一男子“诣留台称有密”。房玄龄问他“密谋所在”那男子也直言不讳地说:“我要告的就是你!”房玄龄听罢,没有滥用“便宜从事”的特权,他专门派人将告状者送赴唐太宗的行营。当唐太宗召见告状人并获知要状告宰相房玄龄以后,勃然动怒,下令将那男子立即“腰斩”。为此,他还手诏房玄龄,一方面责怪房玄龄不能自信;一方面再次强调“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在这一事件中,房玄龄心底坦然,相信唐太宗会做出公断;唐太宗则用人不疑,用这一行动进一步向房玄龄表示了君恩君德。从而使房玄龄得以集中精力去完成支援前方战事的重要任务。

几十年来,房玄龄在关键时期和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不俗的建树。因此,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意见均十分重视,以至于房玄龄略有暗示,唐太宗马上就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并能采取断然措施。有一次,正在外地翠微宫巡幸的唐太宗,简拔司农卿李纬担任了民部尚书一职。后来有人从京师来到翠微宫,唐太宗很想听一听房玄龄对李纬出任民部尚书的意见。于是,他问来人说:“房玄龄听说李纬担任民部尚书后说了些什么?”来人回答道:“房玄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只是不褒不贬地称赞李纬长了一脸好胡须。除此而外没发任何其他议论。”唐太宗闻听此言后,十分清楚房玄龄的态度和用意,立即免去李纬的民部尚书,改任太子詹事。君臣二人相知相通竞能如此默契,堪称一时佳话。

房玄龄年长唐太宗整整20岁,其晚年体衰多病。唐太宗对这位忠贞不贰的老臣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照。当房玄龄母亲病逝后,太宗“特敕赐以昭陵葬地”。由皇帝亲赐墓地,且地处皇陵,这在封建时代是元比的宠荣。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驾幸玉华宫,恰在此时,房玄龄旧病复发。唐太宗特许房玄龄留京师凋养,不必伴驾随行。当听说房玄龄病情加重后,太宗又派人将他接到玉华宫,并给了房玄龄以“乘檐舆人殿,将至御座乃下”的殊遇。面对这位年近七十的老臣,出生人死的一代雄主唐太宗,又忆起房玄龄一生的不朽劳绩,不禁为之潜然流涕。太宗的真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房玄龄,使这位饱经忧患、宠辱不惊的老人也一失常态,悲“咽不能自胜”。唐太宗一方面派御医妙手为房玄龄诊治救疗,一方面每日供赐御膳。看到房玄龄病情稍有缓解,太宗皇帝就“喜见颜色”;听说房玄龄病情加重,太宗皇帝“便为改容凄怆”。在垂危的暮年,房玄龄不改初衷,依然惦记着社稷的祸福和朝廷的安危。他对诸子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人地。”于是,他在衰老病危中又抗颜进表,劝阻唐太宗对高丽的征讨。在洋洋千余言的进表中,房玄龄剖肝沥胆,表现出一位老臣对国家、对李唐江山的赤胆忠心,使唐太宗大发感慨。他情不自禁地对房玄龄的儿媳、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说,这位老人病危到如此程度,还念念不忘国家。给了房玄龄以极高的评价。

在房玄龄病危弥留之际,为方便往来和传递消息,唐太宗特命在苑墙凿开便门,不断地派遣中使探病问候。最后唐太宗屈驾亲临房玄龄的病榻之前,与这位为李唐王朝作出特殊贡献,跟自己有着非同寻常情谊的老部下“握手叙别,悲不自胜”。他还特地让皇太子为房玄龄送行,“与之诀’别。为了在临终前安慰房玄龄,唐太宗当着即将谢世的房玄龄的面,立即授予其子房遗爱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中散大夫等荣职。在这种荣耀和殊遇中,房玄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结束了与唐太宗的君臣之谊。在后事的安排上,唐太宗也极为重视。他下诏“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日:‘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房玄龄身后之荣是一般文臣所不曾享受的。

《新唐书·房玄龄传》的赞评中,在谈到唐太宗与房玄龄的君臣之谊时说:“方君明臣良,志叶议从,相资以成,固千载之遇,萧、曹之勋,不足进焉。”

六惟谨惟诺恭让一生

唐太宗虽然开明从谏,但是,由于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掌握着独断朝纲的权力;还由于他威武严明,凛然难犯。所以,满朝文武对他敬畏有加,上言处事分外小心。房玄龄尽管宠荣长期不衰,但他遇事也十分恭让。正如《旧唐书》所说:房玄龄为相,“虔恭夙夜”,“闻人有善,若已有之”。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莫不重其崇让”。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流传着许多“功成身退”、“自惧盈满”和“以退为进”的典故。房玄龄在其事业取得成功,地位日益尊贵的时刻,也多有此类举动。

贞观三年(629年),已任中书令的房玄龄又被加上“太子少师”的头衔。对此,房玄龄谦让再三,“固辞不受”。结果却被授予“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的事权。第二年又取代长孙无忌,登上尚书左仆射的高位。时隔1O年之后,唐太宗再次诏命房玄龄为“太子少师”。富有阅历的房玄龄深感自己久居相位,身兼数职,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利。所以,他在接受“太子少师”任命的同时,主动要求太宗解除自己担任多年的尚书左仆射一职。唐太宗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又拒绝了他的请求,其任职依旧不变。对此,房玄龄极为清醒,他没有因此而高枕无忧,其后的处事态度更加谨慎小心。由于房玄龄已被拜为太子少师,所以“皇太子将行拜礼,备仪以待之”。但房却“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房玄龄这种“知进能退”和“崇让”的精神赢得同僚们的赞许。

房玄龄不仅长期官居要职,而且又与皇家结亲联姻。后来,其长女许配给太宗之于韩王为妃,其次子房遗爱又娶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为妻,房玄龄由此与唐太宗结为儿女亲家。作为首辅兼皇亲国戚的房玄龄,其地位与境遇已今非昔比,是许多朝臣可望而不可即的。房玄龄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善鉴止足”,常常“向惧盈满”。为向唐太宗表示这种心迹,他又“频表辞位”,但唐太宗依旧是“优诏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