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子监的学宫有不少人均出身于势要之家,他们自视高贵,风气不正。有位直讲(品位较低的教员),很善于讲授礼学,但他的相貌比较丑陋,其他学官就轻视他,排斥他。在规定的中午集体用餐时,都远远地躲着他。韩愈获悉这一情况后,在用餐时吩咐一名吏员说:“你去把直讲请来,我要与他共同进餐。”韩愈以自己的行动提高了这位直讲的身价,教育了其他学官。此后,再没有欺侮这位直讲了。
韩愈担任国子监祭酒作了不少工作,使国子监的面貌发生较大变化。
韩愈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七月,被耀任兵部待郎。在此之前,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被其部将王庭凑杀死,王庭凑要求朝廷承认他为节度使,但遭到朝廷的拒绝,于是河北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李朔心听到田弘正遇害的消息,准备派深州刺史牛元翼统兵进讨王庭凑,王庭凑反而纵兵将深州包围。深州告急之后,朝廷把闲置已久的裴度请出来,让他率军三面援救深州,因粮草不足未能征服王庭凑。朝廷出于无奈,只得于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委任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与此同时,派韩愈充当宣慰使,前往镇州安抚王庭凑。对这危险的使命传开后,不少朝臣都为韩愈的处境担心。元镇上奏说:“韩愈可惜!”此时的唐穆宗也有些悔意,于是再下诏旨,要韩愈到达镇州边镜时,酌情处置,不一定冒险进入镇州。韩愈接到朝廷诏命却说:“让我进至边境相机而待,不要冒险而人,这是皇上对臣子的仁爱之心;但是为国尽忠死义,却是臣子的本分。”韩愈决心身入虎穴,表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可贵精神。他在到达官军驻地后,写给裴度的两首诗:“日驰三百自嫌迟”,“恨不身先去鸟飞”,“风霜满面无人识”。
韩愈到达镇州,径人叛军大营。王庭凑如临大敌,剑拔弩张。韩愈入庭就座后,狡诈的王庭凑对韩愈说:“事情所以搞到如此地步,全是士卒闹的,不是我王庭凑的本意。”韩愈当即驳斥,喝道:“朝廷以为你有将帅之才,才授你以节度使之职,想不到你竟不能与士卒讲话安抚,听任他们胡来妄为!”韩愈刚说到此,一些兵士拥上来狂呼乱叫,说:“我们承德军的先太师(指承德军原首领。王庭凑之父王武俊)曾为朝廷赶走朱滔,征战血衣至今仍在。我们这支军队有什么对不起朝廷?朝廷为何把我们当成寇贼?”韩愈面对气势汹汹的士卒,镇静自若,侃侃而谈。他列举了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等背叛朝廷的军阀,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还贻害子孙,以及田弘正等归顺朝廷之后,子孙富贵荣华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教育引导士卒忠于国家。但士卒却反驳韩愈说:“田弘正刻薄我们,所以我们才造了他的反!”韩愈机智地对士兵说:“你们说得也有道理,不过你们不是已经杀了他,并且杀害了他的全家吗?既然如此,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众兵士都觉得韩愈说得在理,情绪逐渐缓和下来。王庭凑担心韩愈继续鼓动士卒,于己不利,立即驱散士卒,哭着问韩愈来镇州的使命和真实意图。韩愈问:“你把牛元翼包围这么久到底想干什么?”王庭凑答应立即解围。韩愈一看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对他说:“如果真能解围,那你就没有事了。”后来牛元翼之围解脱,韩愈就怀着不辱君命的兴奋心情回京复命了。韩愈只身抚叛活动,表明他是一位既长于诗书道理,又具有胆略识见的难得人才。是他暮年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做出的杰出贡献,
韩愈因镇州抚叛之功,又被朝廷耀为吏部侍郎。他在担任吏部侍郎九个月中对吏部某些不合理的旧制进行过整顿。韩愈长庆三年(823年)六月,又由吏部侍郎调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所管辖的主要地区是京城长安,这是皇戚贵族、权臣势要云集的地方,大批皇家的侍卫部队禁军,依恃其特殊的地位,横行不法,为非作歹。这是历任京兆尹最感头痛的官职。56岁之高龄的韩愈出任此职后,他执法严厉,禁军士兵私下议论说:“这个人连皇帝老子崇拜的佛骨都想烧,可千万别触犯他。”他担任京兆尹时,因为遇上旱灾,长安发生粮荒,韩愈采取严厉的措施,管制粮商,治理有序。由于韩愈执法不阿,得罪某些权贵和其他一些原因,当年十月,他又被调任兵部侍郎。不久,改任吏部侍郎。
韩愈长庆四年(824年)六月,病倒,获准休假百日,在长安城南村内的一所庄园中静养。他的学生、挚友张籍来此相伴两个月,贾岛也不时地前来探望。张籍在《祭退之》一文中,详细地描写过韩愈养病的生活情况:有时他们移船入南溪,荡舟起清波,鸥驾围着小舟飞翔,引来农夫村童聚岸观看;有时他们垂钓板亭,吟诗唱和,心情欢畅,忘却许多世俗烦恼;有时他们乘月登高滩,观赏着满天星斗,兴致盎然,经常是露沾衣衫,深夜方归;有时他们遇上老农,品尝他们送来的时鲜瓜果,深为他们的质朴所感动。但韩愈毕竟是患病的老人,他自己也深深感觉到身体状况的恶化,有时竟到了“足弱不能步”的程度。八月十六日夜,张籍应邀再度入韩宅。他们在一起赏月畅谈,兴致颇浓。为了助兴,还特地命两名歌妓“合弹琵琶筝”,丝竹之声在微凉的秋风中回荡。大概由于此晚夜深风冷,韩愈的病情加重,此后张籍天天到韩宅视疾。57岁的一代文学大师韩愈当年十二月二日去逝。对家人说:“获终牖下,幸不致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他辞世时,神色不变,仪态安详,张籍由此而称他为旷达之士。韩愈的遗体第二年归葬于河南河阳先人墓地。后来朝廷追赠韩愈为礼部尚书,溢号为“文”,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重视教育,敢为人师,韩愈之家族是一个文学世家,又是一个官宦世家。其父辈兄辈,“才名振耀”,“文章冠世”,“道德文章优一世”,“立词为世轨式”。韩愈正是在这种家庭教育、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深知“正心”、“修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中的重要作用,更清楚教育在重要作用。韩愈自从步人仕途后,曾四次国子监之门,他三为博士,一为祭酒,专门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达八年左右。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和提倡儒学的使命感,使他分外看重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韩愈志存高远,每每以振兴儒学自许,他深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场扭转潮流的宏伟事业。重视教育,提倡师道既是培养队伍的有效途径,又是韩愈要实现政治抱负的必然要求。唐朝中叶以来,一部分把持朝政的士大夫仍然沿袭了魏晋门阀制度的弊风,将门第家世视为入仕的捷径。他们轻视学校,“耻学于师”,使尊师重教之风日衰。韩愈“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坎坷经历,使他对钻营之风日盛、重教之风渐衰的认识更加深刻。韩愈在崇学重教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教育理论。
《旧唐书·韩愈传》中说:韩愈“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韩愈一生学生很多,凡是经过韩愈指导教诲过的士人,都以“韩门弟子”自喜。在汴州时期,韩愈就结识了两位学生。一是比韩愈小四岁的陇西人李翱,他偶尔从徐州来到汴州,开始与韩愈有了接触。当李翱听到韩愈“讲文析道”之后,大为叹服。从此他一直追随韩愈,不久又娶韩愈堂兄韩弇之女为妻。另一个是比李翱稍大的张籍,贞元十三年冬张籍到达对州后,韩愈派车将张籍接到家中,二人互致倾慕之情。就给张籍安排了住处,以便就近读书、交流和指导。韩愈与张籍建立了一种在封建时代很少见的师生朋友关系,张籍一方面接受韩愈的悉心教诲,尊重崇拜老师;逐渐结下终生的深厚友谊。李翱和张籍经韩愈的教导,进步很快,成为韩愈后来领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在他赋闲洛阳时,身边就聚集了像侯喜、李翊等一批后进。韩愈教导弟子,热情认真,循循善诱。他要求从学的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他要求学生脚踏实地,打好基础,要排除各种干扰。由于韩愈的教育目的比较明确,所以,凡是诚心求教的后学,他都以诚相待。他曾热情地接待过一个狂生,事后此生又以信陵君礼贤下士之风要求并责难韩愈,韩愈非但不怪,反而复信给以解释和安慰,表现了他奖掖后进的殷殷之心。韩愈憎恶那些为谋取官职才去读书。习文的官迷和禄蠢。他曾严厉地回绝过一个姓陈的不肖子弟,此人向韩愈请教人仕的捷径,韩愈告诉他:向我求取做官的诀窍,就像向盲人问路一样。
韩愈不仅热心地教导弟子,也积极地为他们谋求出路。贞元十八年礼部考试时,韩愈向有关官员推荐侯喜、李翊等十名优秀青年。10人当中还有5人也在以后的考试中被录取。有4人当年进士及第。
韩愈在阳山贬所,又有区册、刘师服等投奔求教。韩愈在潮州,也不忘为当地兴办学校,聘用教师。他对潮州废学已久,百余年间没有一人在进士、明经考试中及第的现状十分不安,他特聘既通经典,又明先王之道的赵德为师,负责创办学校,教授生徒。同时,韩愈还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刚刚兴办的州学。韩愈此举,对潮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韩愈并未为此退缩,他针对“好为人师”的责难,写了着名的《师说》,赠给弟子李蟠。在这篇赠言中,他提出了恢复师道的主张,针对当时社会上严重的耻于从师的弊风,阐明了为师的任务、作用和从师的必要性;还论述了为师的标准和师生关系的准则,批判了士大夫不重视教育、不重视师道的不良社会风气。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还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师道”不存的不良现象,以雄辩的事实说明“耻于从师”只能造成“愚益愚”的可悲下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韩愈关于“圣人无常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者不必贤于弟子”的见解,比较好地把握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鼓励弟子超过老师。正由于韩愈不顾世俗的嘲笑,既招收后学,抗颜为师,又作《师说》,公开宣扬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师道。为此,他遭到“群怪”的“聚骂”。
韩愈步入朝廷的最高学府,并担任了博士和祭酒之后,他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对国子监教学和管理工作进行了整顿。他首任博士时就发现,由于“公卿子孙,耻游太学”,致使学校生员不足。他提出充实国子太学和四门学生员的建议。他担任国子祭酒时,针对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官选择轻率无章、部分贵族出身的学官骄纵无理等流弊,上书有司,提出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使国子监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之一改。
愈在《源道》一文中,为保证教学目的实现,对教学内容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德育看,包括仁。义、道、德等整套儒家的伦理;从智育看,包括《诗人《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其他还有礼、乐、刑、政等政治、社会教育等内容。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的确定,是搞好教育,培养人才的关键所在,韩愈在他的着作中曾多次阐明这个道理。在韩愈的教育思想中,他的“人才观”也是较为全面的。他首先强调德才兼备,在《进学解》中,韩愈坚持反对“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他主张智勇兼备。为挽救时弊,振兴儒学,巩固统一,他建议起用一批“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他对“舍身许国,视死如归”的大智大勇给以热情颂扬,要求选拔人才时名实兼顾,才艺兼顾。与其行事之可否为不失也”(《杂说四首》)。他在任国子祭酒时,对面貌不佳但却能说。在韩愈看来,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既要重六经,也要重六艺,凡是“名一艺者无不庸”。
韩愈在学习方法方面,特别强调勤奋刻苦,认为“业精于勤,荒于嬉”。但要在学业和诗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光有勤奋还不够,还需要具有独创的精神。韩愈在《进学解》中借学生之口谈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及心得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更要在提纲挚领方面下工夫,以把握书籍中的重点、宗旨和其中的深奥道理。
韩愈与弟子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争论、彼此批评、共同提高的平等关系,他的不少学生成为他终生相伴的挚友,成为他领导古文运动的骨干力量。韩愈尊师重教的实践和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济世安邦、振兴儒学为己任的韩愈,历史地担负起反对佛教、兴复儒学的重任。他在《原道》和《论佛骨表》中,对佛教学说及其危害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首先指责佛道耗费大量财富,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造成民“穷且盗”的严重后果。他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土农工商四民,而唐代却增加了僧、道二类,因而不从事生产的人民由古代的“士”一类而增加为“士”、“僧”、“道”三类,这样一来,生产者减少,坐食者增多。他说:“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他其次指斥“佛本夷狄之人”,即是说佛教是外来的异族宗教,它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格格不入,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中国就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他说:因“佛本夷狄之人”,所以“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认为佛教的盛行破坏了世俗的封建统治秩序,是导致国家政治和财政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他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但是佛教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正是鉴于以上见解,韩愈认为佛、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他要求严厉制裁佛教道教,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主张,即令僧尼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他们的经典,将寺庙道观改造为民居。他在《论佛骨表》中曾激烈地建议,将皇帝老子崇拜的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为此,他险遭杀身之祸。
韩愈反对佛教道教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全面恢复“先王之教”,继承和发扬儒家仁义道德的封建道统。韩愈为了与佛教对抗,他仿照僧侣传法世系的法统,编造出儒家圣人递相传道的道统说。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在圣人之间存在一个递相传道的道统。儒家圣人所传袭的这个道,它是以仁义为具体内容。不同于佛教、道教所鼓吹的道。韩愈的使命继承这个道统,使之传袭下去。把一切学术思想都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之中,更好地为封建的政治、经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