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圣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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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司马迁(11)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对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阐述得已十分清楚,在道德观念和物质财富之中,物质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它是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则是受物质利益制约的。

二,肯定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进取精神。司马迁把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由人的天性所致。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说:

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客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阝亢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铢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开,肯定了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司马迁敢说实话,揭示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实质与动因。但他把剥削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显然是形而上学,并不足取。

三,赞同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不干涉政策。司马迁赞同汉初的“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开放政策。认为汉初之所以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荣局面,是因为实行了开放政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还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对策归纳为: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因之”是上策,“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是中策,“与之争”是下策。所谓“因之”,即依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听其自然,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在《平准书》中叙述了“因之”政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与之争”的政策被司马迁视为“最下者”,这是针对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等抑商政策而发的议论。至于“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都是指对经济活动给予一定的制约和干预。

主张放任政策在《货殖列传》中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做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是主张政府不必以行政命令干预经济活动的。他列举了各地的丰富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由农、虞、工、商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反对政府“发微”这一强制政策;他认为,每个人只要“任其能,竭其力”,即可满足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因此,政府也不必干涉民间的经济活动;他认为不必统一物价。此处物价低,商人自然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他还认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像水一样从高处往低处流,日夜不停,“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所以,他认为这种政策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

四,反对秦朝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

在秦代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把商人视为罪犯一类。汉承秦制,也把商人作为贱民对待。汉初规定商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对商人采取各种形式的人身污辱,如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骑马,不准携带武器,不准购买土地,不准做官等规定,违者严惩。汉武帝时代,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禁榷制度。没收商人的财产,给商人以严重打击。在社会上一片贱商的声浪中,司马迁却慧眼独具,清楚地看到了商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毅然为商人立传,大力歌颂他们的聪明才智。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把商业同工业、农业、虞业相提并论。他还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对繁荣经济的作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赞扬了计然的商业理论,并说由于勾践实行了计然的这一措施,从而使越国取得了“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的效果。他把商人称为“贤人”,还要让后世人学习他们的致富经验,这就足以说明商人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在《货殖列传》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他借计然的口说出了经商要有预见性,要具有战略眼光。资金运用,流转不息。计然曰:“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谓“无息币”、“货勿留”、“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是指要加强资金货币的周转。“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是说要看准行情的起落。“无敢居贵”是说不要要价太高,那样会使货物滞销,反而影响资金的周转。

司马迁在叙述范蠡在佐越灭吴后,弃官经商,曾“三致千金”。他的发家时说:“朱公(即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司马迁在写齐国大商人刀闲时,强调了他致富的原因是敢于用人,说:“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司马迁在这段叙述里,对刀闲知人善任的经商之道大加赞扬。

司马迁对大商人白圭的“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做法十分赏识。他在《货殖列传》中引述自圭的一段精彩论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从事商业活动,既要有勇,又要有谋。有了智谋,才能乐观时变;有了勇敢精神,才能当机立断。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叙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锤。此皆诚壹之所致。”司马迁列举了卖油、卖浆、修理刀剑、卖熟肉、兽医等行业,这些从事薄技微业者,都可以致富。其致富的原因是,他们都在经商中能做到“诚壹”,深入钻研一种业务,有一技之长。出奇制胜,发财致富。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阐述了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远见卓识,从而证明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经济思想家。

司马迁的人才观

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常称他爱的才为奇士。

司马迁爱才,竟爱到如此地步,就是对他所痛恨的人物,他也仍抑不住对于“才”的品评。在《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太史公曰”中说:“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事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从司马迁爱才的言行中,看出他在人才学方面的众多建树。

司马迁人才资源是丰富的,关键在于发现。认为人才是广泛存在的,古代有,近代也有。在《李斯列传》“太史公曰”中说:“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对于韩信的同情,也是认为他伐功矜能,不能做周召。在《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中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在近代中,他认为萧何、曹参、陈平等都是人才。在《张丞相列传》中说:“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这是说,萧、曹、陈平等人在人格上未必多么高,然而在才能上,都是不同凡响的。这数人中,尤其是陈平,司马迁(《陈丞相世家》)对他十分赞赏,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司马迁认为,各行各业都大有人才在,并不仅仅局限在王侯将相之中。例如从人才学的角度来看,司马迁为农夫出身的陈涉立传,就是把陈涉作为一个奇才来歌颂的。在《自序》中写道: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而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