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对以往事实的具体记录。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会随着时光的推移和逝去而淡漠。然而，1952年，刚刚熄灭了战争的火焰，迎来了和平曙光的新中国，在这年的2月11日，发生了一件在新中国历史上令世人震撼的事件，虽然距今时日久远，但时间愈长，人们的记忆愈清晰，愈明辨。这一天，新中国成立之初性质最为严重的特大贪污案涉及的两个高级领导干部，三十五岁的前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三十七岁的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在古城保定接受人民审判并被执行了枪决。这一石破天惊的重大行动，理所当然地在新中国反贪史上以“反腐第一枪”而载人了史册，无疑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庄严承诺的历史见证。斗转星移，人间沧桑，对后来者来说，五十年前的枪声犹在耳畔，这一长鸣的警钟，使共和国的晚辈们拥有了两名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一
刘青山，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在河北冀中的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农民的儿子，他的祖祖辈辈都是靠出卖体力维持生存的贫苦的长工。饥寒交迫的父母虽然也望于成龙，但无钱供养刘青山上学读书。贫困的生活使刘青山从小就饱尝了受人歧视的辛酸和苦楚。也使他在幼年的时期，就树立了强烈的求翻身解放的动机和愿望，埋下了阶级的种子和对地主的仇恨。民国二十年(1931年)即刘青山十五岁那年，共产党在河北领导和组织了有名的高台农民暴动，刘青山参加了这次暴动并投入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行列。之后，刘青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党组织的一名成员。近二十年中，他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杀敌寇的斗争；经历了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全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刘青山逐步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并出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武工队长、区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务，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一员。
张子善，民国四年(1915年)出生于河北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相比起刘青山，他要幸运得多。他的家境不错，不愁吃。不愁穿，童年时就有了读书的机会。他先是在学堂学习和深造，之后，又在深县的一所学校担任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掌握了比较系统的文化知识。在学校期间，张子善是一位热血青年，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积极地靠近共产党的组织，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张子善曾遭遇过敌人的跟踪围剿，曾坐过敌人的监狱，遭到过敌人的严刑拷打，狱中的对敌斗争的锻炼，锤炼了张子善的理想和信念。他团结难友，宣传共产党的远大前景，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祸国殃民的腐朽政策，并积极组织难友参加地下党在狱中领导的绝食斗争。全国解放后，张子善历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地区专员，继而担任天津地委书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
二
刘青山和张子善以自己的勤奋工作和贡献，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劳。建国之初，他们被河北省委安排在天津地委的岗位上，委以重任。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建国之初，虽然经过战争的洗礼，但这座重镇依旧保持着繁荣的景象和港城的风情。灯红酒绿、色彩斑澜的城市环境，令刚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刘青山、张子善着实目不暇接。入城以后，当时的天津地区机关所在地设在距天津市五六十里的杨柳青小镇上，这是不足万人的镇，房屋低矮，年久失修，许多地方破烂不堪。地区机关的办公驻地也只是经过清扫、修理可以勉强入住的一幢当地恶地主的宅房。这与天津市区的景象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对近在飓尺却远如天涯的繁华的城市生活，刘青山、张子善仿佛是在接受着一种痛苦的折磨。他们梦想着打天下之后应该得到的回报便是过荣华富贵的享乐生活。刘青山提出的人生哲学便是：“拼命打了天下，全国获得了解放，就是要享几天清福。拼死几十年才捞了个地委书记，就是要追求高楼大厦，吃喝玩乐。”他亮出自己的价值观的底牌：“吃点、喝点、享乐点算个啥，老子打江山就是要拼命享受广他们在进城后不久，终于耐不住杨柳青小镇清贫生活的寂寞，首先是刘青山，他借口生病疗养和搞“机关生产”，举家搬进了天津市区，在马场道“十八号别墅”落了户。据说这里原是张学良手下一名副官购置的房产，天津解放前成了一个恶霸的住宅。这座别墅在当时非常豪华气派，刘青山的人住，因其凸显出政治的地位和分量而更加惹人注目。就在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刘公馆”的豪宅里，刘青山一直住到事发被捕之前。刘青山笃奉并实践着他的人生信条，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里，他和他的家人有轿车伴出入，有警卫保安全，有酒楼餐馆供吃喝挥霍，有剧场舞厅供去间休闲，实现了他所追求的闹革命、打江山的终极目标。有资料说明，刘青山在担任天津地委领导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不在岗位，他躲进小楼成一统，体验着都市的豪华生活。之后，他甚至染上了毒瘾，成为妓院里的常客。
被刘青山称为“把兄弟”和“副手”的张子善，有着与刘青山一样的人生信念和人生哲学。在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战争和农村生活之后，张子善深知进了城金钱、享乐对于他将意味着什么。他有一句口头禅：“对于钱财，人生一世谁不喜爱，谁不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像样一些。”不过与刘青山相比，在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中，张子善则要老到和圆滑许多。他没有像刘青山那样四处公开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公开散布打江山为享受的错误言论。在杨柳青期间，他很朴素近人，经常和大家交谈，并深入县镇了解情况，有时还发表一些指导性的文章。空闲时还帮助群众麦收和打扫街道卫生。在经过了这段“潜伏期”后，张子善再也受不了杨柳青的清贫，他和刘青山一起开始往天津跑，随后与天津的一个女资本家勾结到了一起，有些不该去的地方。换了装也钻进去。到天津市后，他的工作抓得少了，服饰、生活也随之讲究起来了。军大衣换成了皮大衣，纸卷烟变成了盒装烟；普通灶也变成了特别灶。党小组的会议也不怎么参加了，关心和追逐的只是“机关生产”和享乐。他利用当副手的特殊条件，左右逢源，投其所好，利用职权，为刘青山的挥霍浪费、贪污挪用大开绿灯，纵容刘青山犯罪，在陷刘青山于犯罪事实的同时。他则利用刘青山这块挡箭牌为自己谋取金钱和物质的私利，而且使自己处在主动的地位。他以这种假象，掩盖了自己的真正动机和最终目的，为自己的腐败行为设置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寻找了一个为我所用的保护伞。张子善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过：“我和刘青山的关系，说穿了不外乎是一种互相得利的关系。他利用我大吃大喝，公车私用，挥霍享乐，签字报销，贪污挪用公款，我则借用他的大树来遮阳，用他来做人梯往上爬，最后达到一脚将他踢开，取而代之的目的。”
共同的私利和目的，使刘青山、张子善互为依赖，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为了实现享乐和挥霍的梦想，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建筑款、救灾款、河工款，克扣干部家属和民工的救济粮、地方粮，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一百七十多亿元(旧币，下同)，用于他们秘密掌握的“机关生产”。在盗窃国家的资财中，贪污挥霍达三亿七千多万元。其中刘青山一亿八千多万元，张子善一亿九千多万元，创造了共和国建立之初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贪污数额的顶峰。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地位和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当时的环境下，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内忧外患，“万机待理。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美国出兵朝鲜，威胁着新中国的边境安全。国内剿灭国民党残余匪帮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国民经济的恢复尚任重道远。各地的群众还不足以凭自己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和困难。以天津为例，当时所辖的九县三镇，虽然人民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由于低洼盐碱，十年九涝，仍有很多人吃不饱肚子，群众生活非常困难。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共产党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渡过灾荒，迎接新的更加美好的明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和现实，在争取国际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同时，根据进城后国家工作的重点，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解放之初，党中央提出了对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给以保护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利润，力图通过向国家干部行贿，获取暴利。党内一些同志在进城后，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行为，摆老资格、恃功扶赏的思想，贪污腐化、不求进取等作风上、组织上不纯现象的滋长。为不法分子行为的得逞打开了缺口，也使得毛泽东所估计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的预言和一些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糖弹面前可能要打败仗的党员思想的新变化成为事实。据载，仅北京市1950年一百八十二个党员干部违法者中，贪污腐化者就有八十八人。济南市受处分的党员中四分之三也是因为贪污腐化。而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高级领导干部腐化事件的出现，在更大范围内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挫伤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看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避免重蹈“周期率”覆辙的危险，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再做当代的李自成，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建国后面临的各种困难，完成当时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为了清除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净化社会空气，毛泽东及其党中央做出了在当时堪为果断的决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在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就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成立了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全案的调查、侦讯工作。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问题震动了党中央。在一个大雪飘落的深夜，毛泽东亲自批阅了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材料。面对刘、张二人的犯罪事实，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毛泽东认为刘、张二人犯罪性质十分严重，罪不容赦。在国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作为高级干部的刘青山、张子善反而挖国家墙脚，侵吞国家资财，成了与人民为敌的蛀虫，不杀不能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法纪。尽管刘、张二人是经受了枪林弹雨考验的干部，尽管有人曾向毛泽东求情，“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但毛泽东为此斩钉截铁。他强调：“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庄严申明：“谁要搞腐败，我毛泽东就砍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要搞腐败，人民群众就砍我毛泽东的脑袋。”1952年2月10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刘青山、张子善终于自食其果，走到了他们人生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