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贪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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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奕助(2)

奕助敢于放胆敛财,卖官鬻爵,与慈禧太后的纵容庇护分不开的。所以,虽然弹劾奕勖之案接连不断,他依然稳如泰山。岑春煌在调补四川总督时,慈禧太后四次召他入对。岑奏言:“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勖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强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慈禧太后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说奕匡贪,有何凭证?”岑说:“贿赂之事,惟恐不密,一送一收,哪能让人拿到凭证。但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耀,当时为粤海关库书,在洋药项下侵吞公款二百多万两,臣奏参革职拿办。斯时奕匡管外务部,周犯系他所保,不得贿赂能这样吗?”慈禧太后又给他遮掩说:“奕勖太老实,是上人的当。”岑回答说:“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慈禧太后又说:“懿亲中,多系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你可保奏。”上面的对话,足见慈禧太后对奕助的庇护之意。慈禧太后曾对人说:“奕匡借朝廷之势,网取金钱,真是有负于我;但如果我今天夺奕勖之位给他人,他人就值得信赖么?”所以,虽然言官交章弹劾,慈禧太后根本不愿听,不少言官还为此免官降职。

湖北桌司梁鼎芬刚直不阿,任满回京面见太后,当面责问:“光绪初年,太后所用督抚,像胡林翼、沈葆桢、阎敬铭、丁宝极等是什么样人;今日所用督抚,像周馥、端方、杨士骧等又是什么样人。我怀疑这不是出自太后的主意,难道这不都是为奕匡所卖么?”慈禧太后知其憨直,不以为忤,也没有予以惩戒。而其他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御史蒋式理揭发奕勖有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存入英汇丰银行,要求查办。原来道员衔吴懋鼎是汇丰的会计,他因到妓院嫖妓与奕囫之子载振争一个妓女,受了载振的凌辱,怀恨在心,便将奕勖存钱之事私下告诉了好友蒋式理,说:“奕匡有一笔一百二十万两的款子,刚刚存入汇丰银行;此事经我手经办,你可以参他。”蒋上书弹劾:奕匡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存放,银行明其来意,多方刁难,几经周折,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鬼鬼祟祟,形迹可疑。该亲王自简授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不计外,尚能储此巨款,该款从何而来?奏折呈上后,鉴于舆论压力,慈禧太后令鹿传霖、溥良查办。鹿传霖带人前呼后拥来到东交民巷,结果银行大门紧闭,正值星期天休息。第二天复来,见到银行管事希扎尔,鹿传霖说:“奉上谕彻查庆亲王奕助的存款。”英国人态度傲慢,一口拒绝,说:“存户的名册,照章不能公开。”鹿传霖等也不敢得罪洋人,只得狼狈退出。奕勖惟恐事情败露,派人先与吴懋鼎见面,答应分一半给吴,让吴在账面上做手脚。吴见钱眼开,偷偷把奕勖的大笔存款的名字隐去,只写某堂某会存。后经交涉,鹿传霖等得以查账,但已不能辨,他也不愿穷追此事以结怨奕匡,遂以查无实据入告,结果蒋式理以所奏不实落罪,被斥还翰林院以示惩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为段芝贵贿得黑龙江巡抚一事,言官再次群起弹劾奕匡。段芝贵本来是天津一巡捕,袁世凯有个小老婆与其仆人私通,事发自杀,仆人潜逃,久之不获,段芝贵为袁世凯逮住了这个仆人,从此巴结上了袁世凯,袁世凯让他捐了道员,并密疏极力保荐。这年,奕助之子载振奉慈禧太后之命往东三省办案,途经天津,盘桓十日,喜欢上了色艺双绝的津门名妓杨喜翠。段芝贵以为奇货可居,便以一千二百两银子从戏馆中将杨喜翠赎出,载振返京时乘机献上。次年,奕勖七十大寿,段又送上十万两银子做寿礼,这时东三省初建行省,段芝贵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一职。圣旨一下,京中官员聚而私语,皆不知段芝贵是何许人也。因为杨喜翠是风月场上的人,旧相好很多,一旦被人赎走,都纷纷打听杨的去处,结果知道杨喜翠被段芝贵买走送给了载振,并贿得黑龙江巡抚,于是这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御史赵启霖上折弹劾:“段芝贵无功可记,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路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奕勖、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界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大学士孙家鼎奉旨查办,但他昏聩怕事,不敢得罪奕勖,复奏尽为伸雪,赵启霖反以诬蔑亲贵罢职。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后,博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由其生父载沣监国摄政。载沣比较懦弱,不得不受奕匡挟制,奕匡的权势丝毫没有削弱。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以奕匡“老奸窃位、多引匪人”劾之。其中牵扯出陈夔龙和朱家宝。直隶总督陈夔龙是奕匡的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是载振的干儿子。当年陈夔龙调任四川总督,其妻子畏道难逗留汉口,奕匡接受贿赂,令赵尔粪让出两湖,改任四川总督。朱纶由袁世凯引荐拜载振为义父,并经常以金银、貂褂、人参、珍珠等给载振送礼,关系密切。朱家宝经常于大庭广众之下夸子之能,不以此事为讳。但是,江春霖最终被斥以“毫无缺据,恣意牵扯,谬妄已极”,“莠言乱政,有防大局”;“任意诋诬”,“轻于诬蔑”,命回原衙门行走。此事朝野震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广和楼酒肆有不署名的题壁诗曰:“一堂二代做于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要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歧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一时哄传,可见人们对奕匡父子卖官鬻爵、遍树私党的不满。同年资政院通过弹劾奕匡案,奕助竞将议长博伦“叫至板房(军机处)痛加申斥”。气焰嚣张可见一斑。

位高权重的奕助,整日掂量着权与利的关系,为了利,他要保住权。所以他排斥异己,搞垮了瞿鸿禨、岑春煊。但他终于财迷心窍,将国柄转手卖给了袁世凯,可谓利令智昏。同为军机大臣,瞿为人虽然阴巧,但为政并无劣迹,慈禧太后也很信任他。他对奕匡卖官鬻爵颇为不满,奕匡一直想搞掉他。一日太后召瞿独对,言及奕匡黩之事,说了想给他一点处分的意思,但并没有下决心。瞿退朝后跟夫人讲了此事,汪康年夫人与瞿夫人往来甚密,听说后告诉了汪康年,江又告诉了曾广铨。曾正好为《泰晤士报》搜集国内新闻,遂以庆工失宠将出军机等情况电告香港,在《泰晤士报》上登了出来。慈禧太后知道后大为吃惊,奕助知道底细之后,立刻召杨士琦密谋,杨拟一折,弹劾瞿沟通报馆,泄露军机。这个奏折奕勖让翰林侍读学士恽毓鼎上,许诺他外放某省藩司。挥即刻奔赴颐和园上之,而他并不知所参何人。翟鸿禨因此被赶出了军机处。

岑春煊因庚子护驾而受宠,慈禧太后经常召之入宫询问时政,引起奕助的嫉恨,便以一百五十万两贿赂大公主(奕唶之女,慈禧太后收养,受封荣寿固伦公主),让她经常在太后面前说:岑某所陈时政,意在力图富强,他的策略未尝不好。然实在是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就像现在这样每天奏事,必有两个钟点,太后年事已高,哪能如此辛劳,不如仍让他在外坐镇,以固国防,让奕助等从容整理政务,太后也少得安逸,而国事也可望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太后经常听这样的话,慢慢地锐气尽消,专以敷衍为事。后来,袁世凯又伪造岑与康有为密谋的照片,奕匡密是慈禧太后,岑春煊由此渐渐失宠,由邮传部尚书外放两广总督。

在排斥异己的同时,奕匡却极力提拔袁世凯。袁世凯字蔚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不仅野心很大,而且首鼠两端,擅长拍马奉迎。在奕助没有入军机之前,他全身心地巴结权臣荣禄,肆行贿赂,无所不至。此时奕勖虽然总理外务部,但相对权势较轻,袁世凯也没有怎么光顾他的门下。无怪乎奕匡发牢骚说:“袁蔚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庚子之乱后,荣禄身体欠佳,渐渐卧床不起,奕匡的地位在飞速提升,袁世凯闻听奕匡即将入值军机,转而巴结奕匡。袁世凯派心腹杨士琦给奕匡送上十万两银子,预祝奕匡入值军机。奕助见钱大喜,假作推辞道:“蔚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老佛爷身边的许多太监一定向王爷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个小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而已,以后还有特别报效。”荣禄死后,奕助出任军机大臣,袁世凯每月都有供奉,过年过节额外再加。遇到奕勖及福晋的生日,请客唱戏等一切费用,都有袁世凯全额包着。可以这样说,只要奕勖家有点大事小情,袁世凯就抓住机会行贿,由“孔方兄”穿针引线,袁世凯控制了奕匡。奕匡让载振与袁结拜,遇缺极力保荐袁世凯,后来遇到重要事情及简放外省督抚、藩桌,必先与袁世凯商量,表面上是让袁世凯保荐人才,实际让袁世凯出钱买官。袁世凯乐得借此安插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袁世凯的党羽遍布朝廷,成为不可动摇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

奕助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贪赃枉法,朝野有目共睹。梁鼎芬曾弹劾上奏说,当今朝政“皆袁世凯言之,奕匡行之”。特别是袁世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警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升为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阳为升迁,阴夺其对北洋新军的指挥权。但此时袁世凯已完全控制了北洋新军,慈禧太后此举并未奏效。此年,外间盛传袁世凯要废光绪,立载振为帝,慈禧太后自觉年事已高,担心变生肘腋,就先把奕勖发到东陵督查修墓,但还没来得及收拾袁世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晏驾”,傅仪继位,改元宣统。慈禧太后弥留之际降下懿旨:由醇亲王栽沣监国摄政,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工随时面请施行”。

光绪死后,隆裕太后从他的砚台盒内发现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给载淬处理。载沣也知道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要职而奕勖又被他用金钱喂饱,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及数省的督抚都是袁的死党,即使没有光绪帝往日的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也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除掉袁世凯以绝后患。一些少年亲贵如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主张当机立断,在袁世凯上朝之时,在乾清门里将他杀掉再说。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当他征求奕助和张之洞的意见时,奕匡首先表示反对,并威胁载沣:“杀袁世凯当然不难,不过北洋新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表示反对,说:“现在刚遭国丧,主上又小,不宜杀戮旧臣。”载沣为人“谦抑退让”,是个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之辈,同时袁世凯势力的确很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便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结果,纵虎归山,自遗后患。袁世凯回家之后,垂钓于洹水之上,表面上是寄情山水,退隐林泉,其实,他在静观事态发展,等待东山再起。

溥仪即位后,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此伏彼起,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到十一月九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已有十二个省和上海宣布起义独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又向奕助大大贿赂了一笔,奕匡便呼吁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局面,并强调“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也是这个意思。载沣本来不同意,但奕匡联合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绪载拌施压,载沣被迫“忍泪屈从”,十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但袁世凯想趁机索取更大权力,借口“足疾未痊”,不肯出山。二十七日,清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军事全权等条件。最后载沣被迫以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都落入袁世凯手中。当他武力镇压了北方的革命运动,又得到南方革命党人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实行共和,否则将率军进攻北京。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手捧要清帝逊位的奏折,来到养心殿,装腔作势地痛哭流涕,劝隆裕太后“俯鉴大事,以顺民心”,否则皇族将“靡有子遗”。皇室亲贵都吓得没了主意,载沣坚决反对,而奕匡力主皇帝退位。他在隆裕太后召对时,进宫即对大家声言:“革命军有五万之众,我前敌将士已无战意。”旋至听候召对室,又说:“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于战。”当时就有人嘲笑说:“数分钟内,革命党军又增加了一万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清王朝至此覆灭了。

清帝退位之后,奕助就回家“纳福”去了,不久在天津购买了一幢中西合壁、富丽堂皇的楼房,深居简出,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直到病死。奕匡去世以后,溥仪虽然依照旧例派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祭,并赏给陀罗经被和三千元治丧费,但对奕助是十分不满的。按奕匡的地位,死后应予谥号。最初内务府大臣拟谥号“哲”,溥仪不同意说:“奕匡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最后经过大臣们的恳求,才给予谥号日“密”,据谥法考,追补前过日“密”。大概博仪要让奕助死后去追补生前犯下的罪过吧。

奕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一生聚敛钱财无数,可谓晚清第一大贪官。不过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贪颗成风,贿赂公行,已成天之公害,奕勖不过是晚清腐败官僚群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