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助敢于放胆敛财，卖官鬻爵，与慈禧太后的纵容庇护分不开的。所以，虽然弹劾奕勖之案接连不断，他依然稳如泰山。岑春煌在调补四川总督时，慈禧太后四次召他入对。岑奏言：“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勖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强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慈禧太后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说奕匡贪，有何凭证？”岑说：“贿赂之事，惟恐不密，一送一收，哪能让人拿到凭证。但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耀，当时为粤海关库书，在洋药项下侵吞公款二百多万两，臣奏参革职拿办。斯时奕匡管外务部，周犯系他所保，不得贿赂能这样吗？”慈禧太后又给他遮掩说：“奕勖太老实，是上人的当。”岑回答说：“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慈禧太后又说：“懿亲中，多系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你可保奏。”上面的对话，足见慈禧太后对奕助的庇护之意。慈禧太后曾对人说：“奕匡借朝廷之势，网取金钱，真是有负于我；但如果我今天夺奕勖之位给他人，他人就值得信赖么？”所以，虽然言官交章弹劾，慈禧太后根本不愿听，不少言官还为此免官降职。
湖北桌司梁鼎芬刚直不阿，任满回京面见太后，当面责问：“光绪初年，太后所用督抚，像胡林翼、沈葆桢、阎敬铭、丁宝极等是什么样人；今日所用督抚，像周馥、端方、杨士骧等又是什么样人。我怀疑这不是出自太后的主意，难道这不都是为奕匡所卖么？”慈禧太后知其憨直，不以为忤，也没有予以惩戒。而其他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御史蒋式理揭发奕勖有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存入英汇丰银行，要求查办。原来道员衔吴懋鼎是汇丰的会计，他因到妓院嫖妓与奕囫之子载振争一个妓女，受了载振的凌辱，怀恨在心，便将奕勖存钱之事私下告诉了好友蒋式理，说：“奕匡有一笔一百二十万两的款子，刚刚存入汇丰银行；此事经我手经办，你可以参他。”蒋上书弹劾：奕匡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存放，银行明其来意，多方刁难，几经周折，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鬼鬼祟祟，形迹可疑。该亲王自简授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不计外，尚能储此巨款，该款从何而来？奏折呈上后，鉴于舆论压力，慈禧太后令鹿传霖、溥良查办。鹿传霖带人前呼后拥来到东交民巷，结果银行大门紧闭，正值星期天休息。第二天复来，见到银行管事希扎尔，鹿传霖说：“奉上谕彻查庆亲王奕助的存款。”英国人态度傲慢，一口拒绝，说：“存户的名册，照章不能公开。”鹿传霖等也不敢得罪洋人，只得狼狈退出。奕勖惟恐事情败露，派人先与吴懋鼎见面，答应分一半给吴，让吴在账面上做手脚。吴见钱眼开，偷偷把奕勖的大笔存款的名字隐去，只写某堂某会存。后经交涉，鹿传霖等得以查账，但已不能辨，他也不愿穷追此事以结怨奕匡，遂以查无实据入告，结果蒋式理以所奏不实落罪，被斥还翰林院以示惩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为段芝贵贿得黑龙江巡抚一事，言官再次群起弹劾奕匡。段芝贵本来是天津一巡捕，袁世凯有个小老婆与其仆人私通，事发自杀，仆人潜逃，久之不获，段芝贵为袁世凯逮住了这个仆人，从此巴结上了袁世凯，袁世凯让他捐了道员，并密疏极力保荐。这年，奕助之子载振奉慈禧太后之命往东三省办案，途经天津，盘桓十日，喜欢上了色艺双绝的津门名妓杨喜翠。段芝贵以为奇货可居，便以一千二百两银子从戏馆中将杨喜翠赎出，载振返京时乘机献上。次年，奕勖七十大寿，段又送上十万两银子做寿礼，这时东三省初建行省，段芝贵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一职。圣旨一下，京中官员聚而私语，皆不知段芝贵是何许人也。因为杨喜翠是风月场上的人，旧相好很多，一旦被人赎走，都纷纷打听杨的去处，结果知道杨喜翠被段芝贵买走送给了载振，并贿得黑龙江巡抚，于是这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御史赵启霖上折弹劾：“段芝贵无功可记，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路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奕勖、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界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大学士孙家鼎奉旨查办，但他昏聩怕事，不敢得罪奕勖，复奏尽为伸雪，赵启霖反以诬蔑亲贵罢职。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后，博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由其生父载沣监国摄政。载沣比较懦弱，不得不受奕匡挟制，奕匡的权势丝毫没有削弱。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以奕匡“老奸窃位、多引匪人”劾之。其中牵扯出陈夔龙和朱家宝。直隶总督陈夔龙是奕匡的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是载振的干儿子。当年陈夔龙调任四川总督，其妻子畏道难逗留汉口，奕匡接受贿赂，令赵尔粪让出两湖，改任四川总督。朱纶由袁世凯引荐拜载振为义父，并经常以金银、貂褂、人参、珍珠等给载振送礼，关系密切。朱家宝经常于大庭广众之下夸子之能，不以此事为讳。但是，江春霖最终被斥以“毫无缺据，恣意牵扯，谬妄已极”，“莠言乱政，有防大局”；“任意诋诬”，“轻于诬蔑”，命回原衙门行走。此事朝野震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广和楼酒肆有不署名的题壁诗曰：“一堂二代做于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要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歧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一时哄传，可见人们对奕匡父子卖官鬻爵、遍树私党的不满。同年资政院通过弹劾奕匡案，奕助竞将议长博伦“叫至板房(军机处)痛加申斥”。气焰嚣张可见一斑。
位高权重的奕助，整日掂量着权与利的关系，为了利，他要保住权。所以他排斥异己，搞垮了瞿鸿禨、岑春煊。但他终于财迷心窍，将国柄转手卖给了袁世凯，可谓利令智昏。同为军机大臣，瞿为人虽然阴巧，但为政并无劣迹，慈禧太后也很信任他。他对奕匡卖官鬻爵颇为不满，奕匡一直想搞掉他。一日太后召瞿独对，言及奕匡黩之事，说了想给他一点处分的意思，但并没有下决心。瞿退朝后跟夫人讲了此事，汪康年夫人与瞿夫人往来甚密，听说后告诉了汪康年，江又告诉了曾广铨。曾正好为《泰晤士报》搜集国内新闻，遂以庆工失宠将出军机等情况电告香港，在《泰晤士报》上登了出来。慈禧太后知道后大为吃惊，奕助知道底细之后，立刻召杨士琦密谋，杨拟一折，弹劾瞿沟通报馆，泄露军机。这个奏折奕勖让翰林侍读学士恽毓鼎上，许诺他外放某省藩司。挥即刻奔赴颐和园上之，而他并不知所参何人。翟鸿禨因此被赶出了军机处。
岑春煊因庚子护驾而受宠，慈禧太后经常召之入宫询问时政，引起奕助的嫉恨，便以一百五十万两贿赂大公主(奕唶之女，慈禧太后收养，受封荣寿固伦公主)，让她经常在太后面前说：岑某所陈时政，意在力图富强，他的策略未尝不好。然实在是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就像现在这样每天奏事，必有两个钟点，太后年事已高，哪能如此辛劳，不如仍让他在外坐镇，以固国防，让奕助等从容整理政务，太后也少得安逸，而国事也可望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太后经常听这样的话，慢慢地锐气尽消，专以敷衍为事。后来，袁世凯又伪造岑与康有为密谋的照片，奕匡密是慈禧太后，岑春煊由此渐渐失宠，由邮传部尚书外放两广总督。
在排斥异己的同时，奕匡却极力提拔袁世凯。袁世凯字蔚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不仅野心很大，而且首鼠两端，擅长拍马奉迎。在奕助没有入军机之前，他全身心地巴结权臣荣禄，肆行贿赂，无所不至。此时奕勖虽然总理外务部，但相对权势较轻，袁世凯也没有怎么光顾他的门下。无怪乎奕匡发牢骚说：“袁蔚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庚子之乱后，荣禄身体欠佳，渐渐卧床不起，奕匡的地位在飞速提升，袁世凯闻听奕匡即将入值军机，转而巴结奕匡。袁世凯派心腹杨士琦给奕匡送上十万两银子，预祝奕匡入值军机。奕助见钱大喜，假作推辞道：“蔚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老佛爷身边的许多太监一定向王爷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个小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而已，以后还有特别报效。”荣禄死后，奕助出任军机大臣，袁世凯每月都有供奉，过年过节额外再加。遇到奕勖及福晋的生日，请客唱戏等一切费用，都有袁世凯全额包着。可以这样说，只要奕勖家有点大事小情，袁世凯就抓住机会行贿，由“孔方兄”穿针引线，袁世凯控制了奕匡。奕匡让载振与袁结拜，遇缺极力保荐袁世凯，后来遇到重要事情及简放外省督抚、藩桌，必先与袁世凯商量，表面上是让袁世凯保荐人才，实际让袁世凯出钱买官。袁世凯乐得借此安插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袁世凯的党羽遍布朝廷，成为不可动摇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
奕助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贪赃枉法，朝野有目共睹。梁鼎芬曾弹劾上奏说，当今朝政“皆袁世凯言之，奕匡行之”。特别是袁世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警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升为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阳为升迁，阴夺其对北洋新军的指挥权。但此时袁世凯已完全控制了北洋新军，慈禧太后此举并未奏效。此年，外间盛传袁世凯要废光绪，立载振为帝，慈禧太后自觉年事已高，担心变生肘腋，就先把奕勖发到东陵督查修墓，但还没来得及收拾袁世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晏驾”，傅仪继位，改元宣统。慈禧太后弥留之际降下懿旨：由醇亲王栽沣监国摄政，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工随时面请施行”。
光绪死后，隆裕太后从他的砚台盒内发现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给载淬处理。载沣也知道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要职而奕勖又被他用金钱喂饱，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及数省的督抚都是袁的死党，即使没有光绪帝往日的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也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除掉袁世凯以绝后患。一些少年亲贵如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主张当机立断，在袁世凯上朝之时，在乾清门里将他杀掉再说。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当他征求奕助和张之洞的意见时，奕匡首先表示反对，并威胁载沣：“杀袁世凯当然不难，不过北洋新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表示反对，说：“现在刚遭国丧，主上又小，不宜杀戮旧臣。”载沣为人“谦抑退让”，是个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之辈，同时袁世凯势力的确很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便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结果，纵虎归山，自遗后患。袁世凯回家之后，垂钓于洹水之上，表面上是寄情山水，退隐林泉，其实，他在静观事态发展，等待东山再起。
溥仪即位后，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此伏彼起，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到十一月九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已有十二个省和上海宣布起义独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又向奕助大大贿赂了一笔，奕匡便呼吁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局面，并强调“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也是这个意思。载沣本来不同意，但奕匡联合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绪载拌施压，载沣被迫“忍泪屈从”，十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但袁世凯想趁机索取更大权力，借口“足疾未痊”，不肯出山。二十七日，清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军事全权等条件。最后载沣被迫以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都落入袁世凯手中。当他武力镇压了北方的革命运动，又得到南方革命党人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实行共和，否则将率军进攻北京。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手捧要清帝逊位的奏折，来到养心殿，装腔作势地痛哭流涕，劝隆裕太后“俯鉴大事，以顺民心”，否则皇族将“靡有子遗”。皇室亲贵都吓得没了主意，载沣坚决反对，而奕匡力主皇帝退位。他在隆裕太后召对时，进宫即对大家声言：“革命军有五万之众，我前敌将士已无战意。”旋至听候召对室，又说：“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于战。”当时就有人嘲笑说：“数分钟内，革命党军又增加了一万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清王朝至此覆灭了。
清帝退位之后，奕助就回家“纳福”去了，不久在天津购买了一幢中西合壁、富丽堂皇的楼房，深居简出，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直到病死。奕匡去世以后，溥仪虽然依照旧例派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祭，并赏给陀罗经被和三千元治丧费，但对奕助是十分不满的。按奕匡的地位，死后应予谥号。最初内务府大臣拟谥号“哲”，溥仪不同意说：“奕匡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最后经过大臣们的恳求，才给予谥号日“密”，据谥法考，追补前过日“密”。大概博仪要让奕助死后去追补生前犯下的罪过吧。
奕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一生聚敛钱财无数，可谓晚清第一大贪官。不过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贪颗成风，贿赂公行，已成天之公害，奕勖不过是晚清腐败官僚群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