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贪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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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刚毅

晚清官场大小贪官多不胜计,像庆亲王奕匡之流,贪黩丑行毫不掩饰,时人皆知。然而刚毅却善于矫情掩饰,虽然敛财无数,却浪得“操守廉洁,古今罕有”的美誉,真是千古奇闻。

刚毅,字子良(1837年~1900年),满洲镶蓝旗人。同治五年(1866年)由笔帖式议叙主事。八年(1869年),保刑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年)因参与复审浙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博得“诸悉例案”的美誉,光绪五年(1879年)补刑部郎中,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出任广东惠潮嘉道,由此连年升迁,由江西按察使转直隶按察使,再迁广东布政使,调云南布政使,光绪十一年(1885年)升为山西巡抚,次年又转江苏巡抚,不久又调任广东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年)晋礼部侍郎、军机大臣,一跃成为中央要员,宠遇之隆,一时罕比。这其中金钱发挥了巨大的魔力。

刚毅本来是个不学无术之人,经常词不达意,读错字更是司空见惯,是个地道的白字先生,所以留下了许多笑话。《清代野史》中有关这方面记述很多,例如:把皋陶(yá)读成陶(táo),还煞有介事地说皋陶就是“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一时成为笑谈。把瘐(yǚ死读成瘦死,把民不聊生读成民不耶生。他做刑部尚书时,提牢厅每次呈报囚犯瘐死狱中的报告,他都要提笔把“瘐”字改为“瘦”字,并且斥责写报告的人不识字。人们说他刚愎自用,刚毅既不知刚愎自用的意思,也不认识刚愎自用的“愎”字,他把“愎”读作“复”,还说:“别人都说我刚复自用,我只知有刚直,何谓刚复?实在不可理解。”他还把“追奔逐北”解释为“逐奔追比”。他在军机处时,有一次四川报的“剿番夷获胜”的奏折中有“追奔逐北”一词,刚毅阅后大怒,说:“川督竟粗心大意到如此地步,奏折岂能有错讹?’其他军机大臣惊愕,问出了什么错,他说:“此句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讹,因为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他们往时掠去汉人的财物。着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其他军机大臣听后忍俊不禁。

刚毅曾举荐他任江苏巡抚时的中军王定扬,他对慈禧太后说:“王定扬竟是臣手下的一个黄天霸。”慈禧太后面露讥笑而不答。同时被召见的荣禄出来后,对刚毅说:“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去那施不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包袱脚”是京城对那些满肚子是戏,却唱不出来的人的称呼,颇有贬义,刚毅竟然不知。对于这个刚愎自用的白字先生,当时有人曾写诗一首予以嘲讽,曰:

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

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

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刚毅虽不通文墨,却善于巴结权贵,媚主取宠。李莲英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刚毅通过贿赂李莲英,一来让他在慈禧太后面前对自己美言,二来通过他了解主子的心思。这一招果然精明,所以,刚毅拍主子的马屁总是恰到好处。慈禧太后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虽然宣布归政于光绪皇帝,实际依然控制中央大权。她本来就是个贪婪的女人,晚年更是“益务聚敛,卖官鬻爵,日不暇给”。慈禧太后出卖各种肥缺以为常事,她所卖之缺,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粤、闽、海、淮、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各监督,宁、苏、杭各织造,这都是慈禧太后专卖之缺;二是各省三品以上大员,此类买主多为旗员;三是学政主考,此是清贵之官,翰林宫常与太监勾结,谋取此职;四是道府内放之缺。由此看来几乎没有不卖的官,大大小小的官员通过各种渠道贿赂慈禧太后,以求开缺升迁。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虽然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国一败再败,丧师失地,形势吃紧,但她丝毫不以国事为念,照样大办她的万寿庆典。这次万寿庆典耗费一千多万两银子,其中二百万两是从国库中提用的,其余的是各地官员“报效”的。担任广东巡抚的刚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讨好主子的好机会,他就“报效”了九万四千五百两,在当时各省中名列第三。除此之外,刚毅私下还有报效,他来北京祝寿之前,按照外国制式制作银币三万献给慈禧太后,太后大喜,因为当时通用银元宝,“慈禧放喜,誉币新色可喜,遂饬收”。刚毅可谓出奇制胜,马屁拍得正是地方。同时,刚毅还把自己搜集的各国银币一千多枚献给李莲英,无一雷同,全球各国所有的银币几乎都齐备了,钱虽不算多,却很珍奇,所以大得李莲英的欢心,李莲英也倾力为刚毅帮忙。刚毅为了讨慈禧太后欢心,进京以后又特制铁花屏风十二面献上,然而慈禧太后六十万寿,“此中外馈献多,太后年高懒阅之”,他听说这种情况以后,就求李莲英为他做工作。李莲英让太监们把刚毅的屏风摆在宫中的御道边,等慈禧的辇驾经过时,他便趁机奏道:“刚毅进献屏风,铁花殊精奇,老佛爷曾赏览过否?”慈禧太后看了果然满意,命搬到自己的寝宫摆放。刚毅费尽心机,上下买通,自此眷遇益隆。十月,便补授军机大臣,礼部右侍郎,赏紫禁城内骑马。

慈禧太后的寿辰,刚毅极尽媚主之能事,不惜假公济私,挥霍公款。他制造三万银币所用银两全是由府库中挪用的。但因他官升军机大臣,负责总办此事的官员也不敢向他索偿,只有自认倒霉罢了。

刚毅之流督抚大员们,一心只为讨慈禧太后的欢心,以求升官发财,国家兴衰、民族危亡和他们似乎无关,所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国出了如此不和谐的画面:前方将士流血苦战,后方官僚献媚取宠;前方战争丧师失地,后方祝寿歌舞升平。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口通商,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真所谓“一人庆有,万寿疆元”。

晚清政治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行贿是为了买官,买官是为了敛财,所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刚毅大行贿赂,不惜掏空自己的腰包,目的是升官之后捞取更多的钱财。慈禧太后也愿意把肥缺卖给这样的奴才,可以得到更多的“报效”。由于刚毅在祝寿中的“优异”表现,他不仅成为军机大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从礼部侍郎升为工部尚书,充崇文门监督。崇文门是北京最重要的关卡,不仅过往商贾要交税,即使进京官员也要拿钱买路,方可顺利过关。所以,崇文门监督向被认为利之渊薮,慈禧太后总是派亲信充当崇文门监督,几乎所有监督任满后,都是满载而归,成为暴发户。刚毅也不例外,贪婪程度比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仅此项所得,为数甚巨。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统治陷入严重危机,首先表现为财政危机。《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加上后来的赎辽费共两亿三千万两,而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国库空空,对外不得不大借外债,对内不得不整顿财政。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年息五厘,二十年内归还,要求“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员等,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但他们不仅不带头认购,反而借机敲诈,以致民怨沸腾,股票在筹集了一千万两后不得不停止发行。发行股票失败后,清政府又在增捐增税、向人民大肆搜刮的同时,提出“裁革陋规,严剔中饱”,令各省督抚严查当地在关税、厘金、盐课和田房契等管理上的种种弊端,实际是为了敛财。

南方各省财物丰饶,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慈禧太后便以刚毅为钦差大臣到江南各处“查办事件”,实是敛财。刚毅大喜过望,暗中盘算自己从中大捞一笔。他先到江苏,在那里一举括得白银一百二十万两,接着又到安徽、浙江、广东,共括银一千万两。七月,刚毅回京交差,奏称:这些银两取之于“厘金也,关税盐务盈余也,清查捏荒也,裁并局所也,皆不外乎杜中饱、节糜费”。刚毅此次南下,三个月的时间聚敛如此巨额钱财,令慈禧太后满心欢喜,便将刚毅南下敛财的方法,传谕全国推行,结果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刚毅南下为了多敛财以取悦慈禧太后,任意规定数目,勒令各级地方官员多交多纳,名义上是把官员贪污中饱的钱财“化私为公”,实际上给贪官们提供了敛财的好机会。他们以朝廷名义加税,从中中饱私囊,“向以十金取给者,此后须增五六金甫了之。吏役横暴,目无法纪,谓朝廷加税,不得不尔,其实彼等私囊累累也”。江西某道员得知厘金总办缺人,便重金贿赂刚毅,并答应每月增十万金,谋得此肥缺。但接着有人送刚毅更多的钱,并答应每月可增十二万金,刚毅又把该缺转卖给了后者。刚毅江南之行,打着国家筹款的旗号,更多地满足了他自己的贪欲,“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计。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日:‘此中皆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