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大小贪官多不胜计，像庆亲王奕匡之流，贪黩丑行毫不掩饰，时人皆知。然而刚毅却善于矫情掩饰，虽然敛财无数，却浪得“操守廉洁，古今罕有”的美誉，真是千古奇闻。
刚毅，字子良(1837年～1900年)，满洲镶蓝旗人。同治五年(1866年)由笔帖式议叙主事。八年(1869年)，保刑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年)因参与复审浙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博得“诸悉例案”的美誉，光绪五年(1879年)补刑部郎中，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出任广东惠潮嘉道，由此连年升迁，由江西按察使转直隶按察使，再迁广东布政使，调云南布政使，光绪十一年(1885年)升为山西巡抚，次年又转江苏巡抚，不久又调任广东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年)晋礼部侍郎、军机大臣，一跃成为中央要员，宠遇之隆，一时罕比。这其中金钱发挥了巨大的魔力。
刚毅本来是个不学无术之人，经常词不达意，读错字更是司空见惯，是个地道的白字先生，所以留下了许多笑话。《清代野史》中有关这方面记述很多，例如：把皋陶(yá)读成陶(táo)，还煞有介事地说皋陶就是“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一时成为笑谈。把瘐(yǚ死读成瘦死，把民不聊生读成民不耶生。他做刑部尚书时，提牢厅每次呈报囚犯瘐死狱中的报告，他都要提笔把“瘐”字改为“瘦”字，并且斥责写报告的人不识字。人们说他刚愎自用，刚毅既不知刚愎自用的意思，也不认识刚愎自用的“愎”字，他把“愎”读作“复”，还说：“别人都说我刚复自用，我只知有刚直，何谓刚复？实在不可理解。”他还把“追奔逐北”解释为“逐奔追比”。他在军机处时，有一次四川报的“剿番夷获胜”的奏折中有“追奔逐北”一词，刚毅阅后大怒，说：“川督竟粗心大意到如此地步，奏折岂能有错讹？’其他军机大臣惊愕，问出了什么错，他说：“此句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讹，因为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他们往时掠去汉人的财物。着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其他军机大臣听后忍俊不禁。
刚毅曾举荐他任江苏巡抚时的中军王定扬，他对慈禧太后说：“王定扬竟是臣手下的一个黄天霸。”慈禧太后面露讥笑而不答。同时被召见的荣禄出来后，对刚毅说：“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去那施不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包袱脚”是京城对那些满肚子是戏，却唱不出来的人的称呼，颇有贬义，刚毅竟然不知。对于这个刚愎自用的白字先生，当时有人曾写诗一首予以嘲讽，曰：
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
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
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刚毅虽不通文墨，却善于巴结权贵，媚主取宠。李莲英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刚毅通过贿赂李莲英，一来让他在慈禧太后面前对自己美言，二来通过他了解主子的心思。这一招果然精明，所以，刚毅拍主子的马屁总是恰到好处。慈禧太后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虽然宣布归政于光绪皇帝，实际依然控制中央大权。她本来就是个贪婪的女人，晚年更是“益务聚敛，卖官鬻爵，日不暇给”。慈禧太后出卖各种肥缺以为常事，她所卖之缺，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粤、闽、海、淮、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各监督，宁、苏、杭各织造，这都是慈禧太后专卖之缺；二是各省三品以上大员，此类买主多为旗员；三是学政主考，此是清贵之官，翰林宫常与太监勾结，谋取此职；四是道府内放之缺。由此看来几乎没有不卖的官，大大小小的官员通过各种渠道贿赂慈禧太后，以求开缺升迁。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虽然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国一败再败，丧师失地，形势吃紧，但她丝毫不以国事为念，照样大办她的万寿庆典。这次万寿庆典耗费一千多万两银子，其中二百万两是从国库中提用的，其余的是各地官员“报效”的。担任广东巡抚的刚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讨好主子的好机会，他就“报效”了九万四千五百两，在当时各省中名列第三。除此之外，刚毅私下还有报效，他来北京祝寿之前，按照外国制式制作银币三万献给慈禧太后，太后大喜，因为当时通用银元宝，“慈禧放喜，誉币新色可喜，遂饬收”。刚毅可谓出奇制胜，马屁拍得正是地方。同时，刚毅还把自己搜集的各国银币一千多枚献给李莲英，无一雷同，全球各国所有的银币几乎都齐备了，钱虽不算多，却很珍奇，所以大得李莲英的欢心，李莲英也倾力为刚毅帮忙。刚毅为了讨慈禧太后欢心，进京以后又特制铁花屏风十二面献上，然而慈禧太后六十万寿，“此中外馈献多，太后年高懒阅之”，他听说这种情况以后，就求李莲英为他做工作。李莲英让太监们把刚毅的屏风摆在宫中的御道边，等慈禧的辇驾经过时，他便趁机奏道：“刚毅进献屏风，铁花殊精奇，老佛爷曾赏览过否？”慈禧太后看了果然满意，命搬到自己的寝宫摆放。刚毅费尽心机，上下买通，自此眷遇益隆。十月，便补授军机大臣，礼部右侍郎，赏紫禁城内骑马。
慈禧太后的寿辰，刚毅极尽媚主之能事，不惜假公济私，挥霍公款。他制造三万银币所用银两全是由府库中挪用的。但因他官升军机大臣，负责总办此事的官员也不敢向他索偿，只有自认倒霉罢了。
刚毅之流督抚大员们，一心只为讨慈禧太后的欢心，以求升官发财，国家兴衰、民族危亡和他们似乎无关，所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国出了如此不和谐的画面：前方将士流血苦战，后方官僚献媚取宠；前方战争丧师失地，后方祝寿歌舞升平。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口通商，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真所谓“一人庆有，万寿疆元”。
晚清政治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行贿是为了买官，买官是为了敛财，所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刚毅大行贿赂，不惜掏空自己的腰包，目的是升官之后捞取更多的钱财。慈禧太后也愿意把肥缺卖给这样的奴才，可以得到更多的“报效”。由于刚毅在祝寿中的“优异”表现，他不仅成为军机大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从礼部侍郎升为工部尚书，充崇文门监督。崇文门是北京最重要的关卡，不仅过往商贾要交税，即使进京官员也要拿钱买路，方可顺利过关。所以，崇文门监督向被认为利之渊薮，慈禧太后总是派亲信充当崇文门监督，几乎所有监督任满后，都是满载而归，成为暴发户。刚毅也不例外，贪婪程度比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仅此项所得，为数甚巨。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统治陷入严重危机，首先表现为财政危机。《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加上后来的赎辽费共两亿三千万两，而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国库空空，对外不得不大借外债，对内不得不整顿财政。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年息五厘，二十年内归还，要求“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员等，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但他们不仅不带头认购，反而借机敲诈，以致民怨沸腾，股票在筹集了一千万两后不得不停止发行。发行股票失败后，清政府又在增捐增税、向人民大肆搜刮的同时，提出“裁革陋规，严剔中饱”，令各省督抚严查当地在关税、厘金、盐课和田房契等管理上的种种弊端，实际是为了敛财。
南方各省财物丰饶，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慈禧太后便以刚毅为钦差大臣到江南各处“查办事件”，实是敛财。刚毅大喜过望，暗中盘算自己从中大捞一笔。他先到江苏，在那里一举括得白银一百二十万两，接着又到安徽、浙江、广东，共括银一千万两。七月，刚毅回京交差，奏称：这些银两取之于“厘金也，关税盐务盈余也，清查捏荒也，裁并局所也，皆不外乎杜中饱、节糜费”。刚毅此次南下，三个月的时间聚敛如此巨额钱财，令慈禧太后满心欢喜，便将刚毅南下敛财的方法，传谕全国推行，结果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刚毅南下为了多敛财以取悦慈禧太后，任意规定数目，勒令各级地方官员多交多纳，名义上是把官员贪污中饱的钱财“化私为公”，实际上给贪官们提供了敛财的好机会。他们以朝廷名义加税，从中中饱私囊，“向以十金取给者，此后须增五六金甫了之。吏役横暴，目无法纪，谓朝廷加税，不得不尔，其实彼等私囊累累也”。江西某道员得知厘金总办缺人，便重金贿赂刚毅，并答应每月增十万金，谋得此肥缺。但接着有人送刚毅更多的钱，并答应每月可增十二万金，刚毅又把该缺转卖给了后者。刚毅江南之行，打着国家筹款的旗号，更多地满足了他自己的贪欲，“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计。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日：‘此中皆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