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贪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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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王振

王振系明朝的宦官。他在担任司礼大监期间,勾结内外官僚,横征暴敛,作威作福,在历史上留下了宦官专权、搜刮民财的可耻一页。

明朝开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从历代周期性的宦官于政中,知道了“宦官专权”将会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于是下令禁止宦官读书识字,禁止宦官干政。后来,由于宦官在“靖难之役’冲,对明成祖朱棣作出了特殊贡献,明成祖便破除了太祖立下的禁止宦官读书识字的成例。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在内宫设立“内书堂”,特许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自愿“净身”,入宫教授小太监读书。王振就是其中一人。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早年曾在家乡读过书,后来由乡儒做了数年教官。因任职期间没有任何建树,按当时朝廷王法,罪当谪戍。为了逃避谪戍,王振便自阉净身,进入内书堂教宫人识字。

王振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做个普通宦官的人。太子朱祁镇到了读书年龄,王振为了能得到侍奉太子这份差使,便四处活动。后来宣宗看到王振确实奉事殷勤,又会教书,就把他派到东宫,做东宫局郎。王振就这样走出了决定他一生的关键一步。从此,王振与太子朱祁镇朝夕相处,很快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后来,这位太子又把王振称为“先生”。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病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以第二年为正统年,朱祁镇即为英宗。宣宗病危时曾遗言,国家的重要政务由皇太后张氏处理。英宗即位后,这位精明能干的太皇太后在张辅、杨士奇、杨溥、杨荣、胡氵荧五位重臣协助下,辅佐幼主。

随着太子的登基,王振在同年七月也人主司礼监。司礼监在宦官二十四个衙门中最为重要。它负责宫中宦官的升迁谪降大权,各种特务机构,为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传达”谕旨,后来又代皇帝批答奏章。由于明朝不设丞相之位,所有大权集皇帝于一身,但皇帝又很难将所有政务一一管理,因而大权很容易落到最亲近皇帝的人手中。所以得到司礼监掌印是那些有野心的宦官们梦寐以求的职位。

王振虽然在皇上和大臣面前表现得谨小慎微,但在背后却欺上瞒下,广结死党。王振掌管司礼监后不久,即利用比武的机会,将自己的亲信纪广谎报为武将第一,并将纪广由隆庆有卫指挥佥事,提升为都督佥事。但这件事不久即被太皇太后知道,王振被赐死。在英宗极力求情之下才被赦免。在此后的九年中,王振干政的活动有所收敛。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驾崩,此时的几位重臣不是老弱就是病故。十六岁的英宗由于昏庸,事事依从王振,致使王振拆除了那块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王振的心病去除了,于是肆无忌惮地广植私党,扩大势力。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锦衣卫,他让自己的侄儿王山、王林分别任锦衣卫指挥同知和锦衣卫指挥佥事。同时,他还建立了以心腹马顺、郭敬、陈宫、唐通为骨干的特务网,明目张胆地干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勾当。

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禀性耿直、孤傲,不愿向王振屈膝,王振就以李时勉曾砍掉一些国子监树枝为由,诬告李时勉私伐官树占为己有。于是年届古稀的李时勉,在盛夏,被带上一百多斤的重枷,在国子监门口示众三天。这件事引起了国子监一千多名监生的集体抗议。王振怕将事情闹大,不得不罢休。李时勉这才幸免一死。

大理少卿薛碹,因痛恨王振的奸邪,不礼敬王振,被诬告为受贿,在大狱中被折磨致死。

翰林侍讲刘球,上书言政得失,奏疏中有言语刺激了王振,被逮捕下狱,王振派马顺将其杀害并肢解。

附马都尉碌石因责骂家中阉人,王振厌恶他伤害了同类,将他投入了锦衣卫大牢。监察御史李铎,偶然路遇王振,没有俯首跪拜,后被贬到辽东铁岭卫戍边服役。

王振的专横跋扈、乱加罪名贬谪,引起了公愤。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把揭露王振罪行的匿名信投向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事情败露,三人均被在闹市分尸。

昏庸的英宗,对王振的专横奸险,不但不予以制止,反看成是巩固自己皇权的必要手段,赐给王振敕书,极力褒奖他。

在皇上的带动下,慑于王振的淫威,在朝的公卿勋戚都称他为“翁父”。

福建参政宋彰因有罪被弹劾,但他向王振献上白银万两,宋彰的罪责不但没有追究,反升为福建布政使。

那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徒,也得到了加官晋爵。工部郎中王祜,天生没有胡须。一日,王振忽问王秸:“你怎么没有胡须?”王佑献媚道:“您老无须,儿子岂敢有须?”王祜的回答博得了王振的欢心,不久便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徐唏向王振屈膝下跪,不久,升为兵部尚书。

王振还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据说,江阴布衣徐颐、常熟魏某虽无才学,却家产万贯。他们都想在京谋官,便通过各种渠道向王振行贿。徐颐得到了中书舍人的职位。魏某成了中书舍人后,不久又升为中书主事。所以在京师中,称他们二人为“金中书”、“银主事”。

王振还借认侄儿王山、王林为义子之事,在私宅中大摆宴席,那些溜须拍马之人,乘机向王振献上厚重的礼品。

王振除了向朝中大臣索贿之外,还把贪污勒索的黑手伸向了府县。他对送礼者,来者不拒,“以百金为寻常,重至千金者,始得一饱一醉而出”。

由于王振好佛,正统年间,寺院越开越多,游方僧随之日益增加,寺院一片混乱。王振借整治寺院为名,乱发度牒。正统五年(1440年)春夏两季半年中,即向二万二千三百余人发卖度牒,大发度牒财。

随着寺院的增多,信佛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达官贵人,殷实之家。出于对佛祖的虔诚,他们会不惜重金,乞求佛祖帮助他们实现愿望。因而,在当时拥有了寺院,就拥有了财富。

庆寿寺,建于辽金时期,是北京城里最大的寺院,所以到这里采祭奠的信徒自然很多。王振假借庆寿寺年久失修之名,强征军民万余人,耗费几十万两白银重修庆寿寺。当时京城百姓传唱一首“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的歌谣,以宣泄不满。以大内名义和费用整修后的庆寿寺,更名为“大兴隆寺”。它富丽庄严,实属罕见。因王振早已对它垂涎三尺,所以,昔日的庆寿寺成了王振手中的摇钱树。

英宗对于王振的肆意横行,反以为是忠诚,致使王振不仅干着欺上瞒下的勾当,还“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又用搜刮来的财富大兴土木。在京城内外,建有宅第数处,处处重檐邃阁,陈设豪华,并且还役使民工在他皇城东宅第旁,修建了一座智化寺,勒石竖碑,为己祝福。

瓦刺是明代蒙古族的通称。永乐年间,瓦刺逐渐强大,不断在明王朝北部边境制造事端。到了英宗时期,王振为了得到瓦刺的良马,把国家利益抛到脑后,唆使心腹,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制造大量的钢铁箭头,运往塞外,换取瓦刺的良马。同时,为了讨好瓦刺,对瓦刺的贡使,待遇优厚,赏赐有加,有求必应。先前在洪武永乐年间,规定瓦刺贡使每年不得超过五十,但到了英宗时,瓦刺见明王朝软弱可欺,逐渐把贡使增加到二千人,并且每次都能得到无数赏赉金帛,满载而归。如稍不如意,便骚扰明王朝边境。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刺首领也先,遣贡使二千人到北京,为多得赏赐,却诈称三千人。王振一反常态,要礼部按实际人数发放赏赐,并减去了马价的五分之四。瓦刺贡使愤愤而去。七月,也先率兵大举人侵。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不顾群臣的极力劝阻,七月十六日,英宗、王振率五十万大军仓促从北京出发。八月一日,明军到达大同。王振还要继续北进。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了前线惨败的情况,王振这才害怕起来,于是下令回京。王振本想经紫荆关,由蔚州回京,以夸耀乡里。后因担心大军损坏家乡的庄稼,便改道东行。八月十日,明军到达宣府,瓦刺追兵也追击上来,明军大败。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土木堡。王振因自己的千余部辎重车辆还没赶到,不愿意进驻怀来城,英宗便驻扎在土木堡,使明军失去了撤退的时机。八月十五日,瓦刺军诈退,并派使者前来讲和,英宗派通事去瓦剌军营议和。王振见瓦刺退兵,下令移营就水。瓦刺军趁明军混乱,挥军冲杀。英宗护卫将军樊忠,见大军毁于一旦,举起铁锤把王振砸死。英宗突围不成,成了瓦刺的阶下囚。

明军在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郕王根据群臣的要求,命令把王振同党一一诛杀,王振家族不分老幼,一律斩首。

王振擅权七年,抄其家时,缴得金银六十多库,玉盘一百个,高六七尺的珊瑚二十多株,其他珍宝玩物不计其数。

王振虽死,但复辟后的英宗仍对他念念不忘,用木刻王振,招魂以葬,在智化寺立词祭起,赐祠名为精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