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回回人，生于花刺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费纳克忒城。出生年月不详，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被千户王着刺杀。他因擅长理财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重用，曾权极一时。
忽必烈统治时期，是从连年不断的战争逐步向全国安定过渡时期。诸王叛乱，南下灭宋，镇压反元武装起义，这一切活动都迫切需要大量军费；百业待举，恢复封建经济，需要大量钱财。因此，以阿合马为首的擅长理财的色国商人集团，就理所当然地被元世祖委以重任，为皇室和国家搜刮财富。
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阿合马受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被委以专管财富的重任。他在钧州(今河南禹县)、徐州(今江苏徐州)兴办了冶铁业，每年产铁一百零三万七千斤。政府将此铁铸成农具二十万件，用以换取粮食四万石。至元元年(1264年)又因为太原私盐盛行，盐课收入大减，严重影响国家收入，他大大增加了当地赋税，不论僧、道、军、匠等户，一律不得免税，于是收入大增。这两件事办成后，忽必烈非常高兴，对其愈加器重，越级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官阶进为荣禄大夫。从此，阿合马深得忽必烈宠爱。
鉴于元朝经济凋敝，财政困难，阿合马采取多种措施，搜刮财富，残酷地对人民多方敲剥，以满足元朝统治者在经济上的需求。
扑买——即包税。这是宋金时期，在矿冶、河泊等方面曾实行过的办法。阿合马推行的扑买法主要来自西域，即通过某一地区应得税钱数额，由承包者征办后向官府交纳。阿合马推行此法，任用色目商人及汉族官员，随意增加税额。安西王府相官赵炳向阿合马提建议，陕西省课程岁额一万九千锭，如若严征细收，可以征收到四万锭。阿合马认为赵炳建议可行，于是派其办理，结果实收到四万五千锭。阿合马认为此数还有潜力可挖，要再检核。包税一法的实行、不断加强对人民的盘剥，甚至连原来收税渔利的官吏也因此而受到了损害，其盘剥之重，可见一斑。
理算——又称“打勘”、“拘刷”。原意是清理、检查官司钱财的欺隐和通欠。阿合马以此为借口，对各级官吏进行额外的要求。郑所南《心史》揭露说，打勘其实是骗财之术。州县上下司务，每年打勘一二次，贿赂归于官长，州县官吏甚以为苦。同时理算也成为阿合马排除异己的手段。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告皇上：“以前因为江南冗员多，且委任非人，便命阿里等人前往裁汰，今已有显着成效。但阿合马不上报，这是欺骗皇上。杭州地大，责任不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以自己的不肖之子抹速忽担任达鲁花赤，佩虎符，这岂是量才授官之道？”又说：“以前阿合马自己要求免除其子弟的职务，但现在，他自己身居平章要职，而其子和侄或做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或以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全家族人都安排在要害部门。这样自背前言，有损公道。”阿合马闻知后，从此对崔斌忌恨在心。至元十七年(128年)，崔斌调任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马寻机报复。阿合马欲清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柏、右丞燕帖木儿自成立行省以来的一切钱粮，奏遣不鲁合答儿、刘思愈等去检查核实。得知其擅自更换朝廷命宫八百员，自分左、右司官，并为他们铸造铜印。他把这些事上报皇帝，世祖问：“阿里柏等怎样说？”阿合马回答道：“他们认为过去行省曾铸了印，臣以为，过去江南未平定，他们还有权决定一切，如今形势不同了，他们又擅自支粮四十七万石，征收钞一万二十千锭，还奏请撤销宣课提举司，阻止中书省派官员去清理。”世祖听奏，令都事刘正前往查验，结果查无实证。参政张澍等奉旨再往，迎合阿合马微意，竞将崔斌等锻炼成狱，置诸死刑。皇太子真金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后，急忙派人前去解救，竟然已来不及了。
垄断专利——阿合马将官卖制度进一步发展，垄断铁银等矿冶业，由官府括民铸造农具，换取粮食后交纳于官府。因农具制作粗劣而价格昂贵，民间不愿买用，便强行抑配。胡抵逾在《农器叹》一诗中写道：“年来货卖拘入官，苦窳偷浮价倍增。”阿合马还建议在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禁止私相贸易，禁止私造铜器，所有公私冶铁鼓铸统由官府专卖。
滥发钞币——忽必烈继位后，中统二年(1261年)颁行交钞，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一锭)。同年十月，又发行中统元宝钞，以钱为准，钱一贯(一千文)同交钞一两。元朝灭宋后，用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交子和会子，统一了币制。中统钞的发行额，至元十年(1273年)以前，每年不过十万锭。灭宋后，当然要有所增加，但阿合马却以此为搜刮敛财的手段。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来，每年印发数，自数十万到一百九十万。中统钞贬值五倍以上。钞币的滥发造成“物重钞轻，公私俱弊”，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发展。
阿合马在理财方面，足智多谋，世祖急于富国，放手让他办事，颇有成绩。又见他与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论问题时，常使线真无言以对，因而更奇其才，授以大权。对他的建议，无不采纳，却没想到，他也因而更加专权，更加刚愎自用了。
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设立尚书省，阿合马被立为平章政事。尚书省用人，本应由吏部拟定资品，咨中书省奏闻。但阿合马擅自提拔任命官吏，不经吏部拟定初步意见，也不咨询中书。丞相安童将此报告了世祖，当世祖质问阿合马时，阿合马说：“事无大小，都交与我办，所用之人，当然由我自己选择。”阿合马得到忽必烈支持，在各地滥设官所，广泛培养私党。至元八年(1271年)，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进而掌握政权。
阿合马的儿子忽辛，曾被忽必烈认为是“不知事”的“贾胡”。至元九年(1272年)，阿合马任他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十六年(1279年)，任中书右丞，又任为江省平章政事。阿合马的另一个儿子抹速忽充任杭州达鲁花赤。阿合马的儿子有四十多人，大多担任重要职务，他的子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他们凭借权势，在各地恣意搜刮，横征暴敛。阿合马广收贿赂，甚至一些人献上妻女，即可得官。
阿合马凭借权势，在各地强占民田，据为己有，又挟权经商，获取四方大利，在家中设置“总库”，号称“和市”。阿合马、忽辛父子依仗权势，夺人妻女做妾。阿合马拥有妻妾至四百余人。
对阿合马专权，许多大臣心怀不满，并欲清除此弊。右丞相安童上书皇帝说：“阿合马和张惠，持宰相的大权，做商贾之事，以尽收天下之利，受其毒害的百姓，有苦无处诉。”阿合马得知后说：“是谁说这话，我与张惠要与他当延辩论。”气焰十分嚣张。
至元十年(1273年)，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许衡独持异议说：“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现在其父管民与财，子又领兵，不可。”忽必烈说：“你担心他会造反吗？”许衡说：“他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由此大恨许衡，多方倾陷，最终迫使许衡解职还乡。
宿卫士洛阳人秦长卿上书揭露阿合马为政擅生杀，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通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阿合马便将秦长卿逮捕下狱。阿合马又把对他不满的刘仲泽和亦麻都丁下狱，并派人对兵部尚书张雄飞说：“如能杀此三人，就让你做参政。”张雄飞回答说：“杀无罪以求大官，我是不会干的。”阿合马大怒，把张雄飞排挤出朝，后来秦长卿、刘仲泽都被害死在狱中。
鉴于众多大臣奏议，忽必烈下令罢免了阿合马许多子弟的职务，但对阿合马依然信任有加。世祖曾对淮西宣慰使昂吉尔说：“做宰相的人，要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有此三条的，才是称职的宰相。阿里牙海、麦术丁等也不能当宰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可任宰相。”由此可见，世祖是多么称道阿合马。
阿合马搜刮钱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大失人心。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又援引中书左丞郝祯、耿仁等汉官结为私党，势倾朝野。拖欠的赋税也不减免，民众被迫到处流亡。靠近城郊的百姓良田，多数被他们据为已有。朝中廷臣敢怒而不敢言。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益都千户王着，平素嫉恶如仇，知人心愤恨阿合马，便秘密铸造了一把大铜锤，准备击杀阿合马。这时正好忽必烈和皇太子到上都去了，阿合马留守大都。王着知道皇太子很痛恨阿合马，就伪装皇太子三月十八日要还都做佛事，聚众八十余人液入京城。并假传太子命令，命阿合马来见。当阿合马迎接假太子时，王着对他加以痛斥，责他欺君害民，并用钢锤砸碎他的头颅，杀其同党郝祯，囚右丞张惠。后来，王着被捕处死，临刑时高呼：“王着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死时二十九岁。王着死后，王恽为作《义侠传》记叙其事，序中说王着“奋捐一身为轻，为天下除害为重”。诗中称颂说：“至今冠古无与俦，堂堂义烈王青州。午年辰月了丑夜，汉元策秘通神谋。”“袖中金键斩禹剑，谈笑馘取奸臣头。”王着杀阿合马显然博得当时许多官僚和文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阿合马死时，世祖还不知其奸邪行为，下令不要问他妻子的罪。当负责此案的李罗向世祖报告了人们揭露的阿合马的奸恶时，乃尽知其罪恶，始大怒，转而对臣下说：“王着杀之，诚是也。”并且随即追查阿合马同党的罪恶，予以处治。命开墓破棺，戮阿合马尸于通玄门外，并放狗去咬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忽必烈下诏，原来向阿合马献纳妻女姊妹而得官者一律罢黜，并汰冗官七百一十四人。阿合马占据的民田，归还原主。籍没阿合马妻子亲属所营资产，放奴婢为民。六月，诏令阿合马滥设的官府二百零四所，只保存三十三所，其余废除。对阿合马一党的查究，一直延续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底，阿合马子住皆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