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缙(700年一781年)，字夏卿，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其父王处廉，一生仕途，做到汾州(今山西汾阳)司马。王处廉死后，王缙举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由于此地右傍黄河，故习惯上又称之为河中府人。盛唐着名诗人王维是他的兄长。王缙的父亲早逝，其母崔氏虔诚奉佛三十余年，对王缙兄弟影响很深，王缙“少好学，与兄王维早以文翰着名”，“兄弟俩博学多艺亦齐名”。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重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发愤图强，广招贤才。开元七年(719年)，王缙参加京试，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二科，获上第，凭着才学优异被授以官职，初任传御史和武部员外郎，从此踏上了仕途生涯。安禄山叛乱之初，太原府尹杨光翔被安禄山派人诱骗后俘掠，被杀身死。于是，老家本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缙被选任为太原府少尹，负责地方事务，协助军中大将、后任河东节度使的李光弼防守太原。由于太原地处河东，左邻即是安禄山叛军控制的河北道，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据守太原，势必牵制叛军南下与西攻。安史叛军曾多次企图攻占太原，打开进犯京师的缺口，正是由于王缙协同李光弼顽强防守，致使叛军心存顾忌，不能大胆迅速地向大唐腹地发动军事进攻。由于王缙据守太原，颇有功绩和谋略，得到朝廷普遍赞许，不久便升迁宪部侍郎。从此以后仕途顺利，历任高官。广德二年(764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擢升为当朝宰相。李光弼死后，王缥继任传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大历三年(768年)八月，王缙又兼任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等职，重回太原。大历四年(769年)九月，朝廷诏令王缙发河东兵前往盐州(今陕酉定边)防守，以抵御吐蕃军队的不断侵扰和掠抢粮食收成。王缙遂遣河东兵马使王五纵、张奉璋率步骑三千赴援。王五纵、张奉津视王缙为一介书生，心存藐视，我行我素，不奉号令。王缙大怒，下令将王、张二人拿下军事正法，其同党七人也一并被斩，使全军将校再也不敢玩忽职守。大历五年(770年)，七十一岁的王缙离开太原再度人朝任相，授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元载同操朝柄，直至事败被贬，任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大历十四年(779年)，回朝任太子宾客，留司东都(今河南洛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十二月死去，时年八十二岁。
一
王缙是在国家动乱之际走上政治仕途的，曾有功于朝廷。但是他晚年为相，依附奸佞，纳受赃贿，鬻官卖爵，特别是说经论佛，把崇佛导人国事，致使官场风气愈加腐败，政治上愈加混乱荒怠。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这种伤教乱政的根源，“由缙与元载、杜鸿渐倡之也”(《旧唐书·王缙传》)。
王缙晚年的劣迹与贪鄙奸相元载密不可分。王缙早年镇守北京时，曾将自己的女儿韫秀嫁给元载。那时元载家境尚处贫寒，王缙有点瞧不起他。后来元载发迹，出将入相，他们夫妻俩对过去受到的轻贱耿耿于怀，曾当面羞辱过王家前来拜贺的人。王缙、元栽同朝为宰相后，元载一手遮天，王缙虽然依老恃才，对元栽“多所做忽”，有时“言辞凌诡，无所忌惮”，但是最终不能不有所卑附，在政治上不敢同元载相抵触。因为王缙深知元栽在朝中的淫威权势和阴险猥鄙，为了贪恋权位，免遭排斥，只好屈膝低眉。更为主要的是，元、王两人在贪财佞佛、擅权纳贿方面臭味相投，遂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干下了一件件蠹政害国、惑主佞佛的丑恶之事。
二
王缙晚年贪欲之心日重，大肆聚敛财富，巧取豪夺，挥霍侈糜。王缙敛财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货卖官爵，索贿受贿。“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王缙不仅自己纳贿进财，“又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贪猥之迹如市贾焉”(《旧唐书·王缙传》)。
庾准本来是无才学、无学历之人，仅仅依靠祖上的门前世袭而踏入仕途。但是由于擅长阿谀逢迎，行贿媚上，投王缙之所好，重金贿赂，王缙便引荐他由职方郎中、知制浩，官至中书舍人。这些官职本来为清正文学之士担任，而“准素寡文学，以柔媚自进，既非儒流，甚为时论所薄”(《旧唐书·庾准传》)。尽管朝延上下都在议论纷纷，但由于行贿有方，直到王缙获罪遭贬，庾准才被逐出京师，贬官到外地。
萧愎为清正精干之士，清廉俭约，正直无私。后因“连岁不捻，谷价翔贵”，家中困顿，为养家糊口，便打算出卖祖上遗留下来的一块田业，以解燃眉之急。王缙听说其地林泉茂密，风景优美，便打起猎取的主意，但是并不想费钱。于是便派其弟王纥找到萧愎劝说：“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职，如以别业奉家兄，当以要地处矣。”萧愎不为所动，当面回绝说：“仆以家贫而鬻旧业，将以拯济妇幼耳，倘以易美职于身，令门内冻馁，非鄙夫之心也。”王缙的阴谋没有得逞，遂怀恨在心，日后终于找了一个借口，罢免了萧愎的官职。王缙公然以官秩相许，强索他人用来养家糊口的产业，又伺机进行打击报复，其贪欲之心昭然若揭，手段十分卑鄙无耻。
王缙受其母影响，自幼奉佛，而晚年愈甚。但是他信佛并未精通佛性，做到修身养性，而是把奉佛作为他安乐浮华奢侈生活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他置国家内外忧患于不顾，惑主佞佛，以佛乱政，以佛糜财，给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
王缙在修建佛寺庙宇上不惜工本，糜费奢侈，全然不顾百姓生计之艰，并从中纳贿进财，中饱私囊。当时建造山西五台山金阁寺，要求通寺涂金，王缙身为宰相，竟然发放中书府牒，以政府的名义令五台山僧人分赴各地郡县聚徒讲经说法，游说募捐。“以求货利”，得获巨额钱财，寺成之后，“计钱巨亿万”。由于王缙、元栽等人的推波助澜，寺院势力急剧膨胀，造成京师一带丰腴良田，多归于寺观，佛门之徒高官厚禄、争权夺利，扰乱法纪。“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成为殃民祸国的一大公害。
王缙不仅奢糜佛事，荒怠政事，更有甚者把佛屠导入政治，惑主佞佛，以佛乱政，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解释政事，对唐代宗本人及代宗朝廷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宗本对佛法不甚重视，但见王缙、元载、杜鸿渐等人以及一些大臣都喜供养佛徒，便不时询问有关佛教之事，王缙、元栽便乘机向代宗进奏佛教义理，大肆吹嘘佛法无边。因果报应。并说：“国家庆祥灵长，皆是福报所资，业力已定，虽小有患难，也不足挂齿。”又举例说：“当年安禄山、史思明叛逆而最终于死于儿子手上，仆固怀恩刚欲反叛便命遭病死，凡此种种，都非人事可济，不是佛法又是什么？”代宗听此惑言。对佛教始深不疑。从此，便常在宫中召集数百僧侣，设内道场，广陈佛像，唱经念佛大作法事。凡被招来的僧徒，“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一时骄幸之极。每当有敌寇侵扰边境，代宗便令群僧聚集讲诵《护国仁王经》，以求庇佑。若敌军退去，便认为讲经有效，对僧众“横加锡赐”，全然不顾前方将士的血战之功。佞佛既如此，致使“人事弃而不修，故大历刑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朝政上下的腐败靡奢也就在所不怪了。
大历十二年二月，元栽获罪被赐死，王缙因与元栽同党被连坐，论罪当一并处死。但负责审判此案的刘晏对代宗说：“重刑再覆，有国常典，何况国之大臣？法有首从，王缙不应与元栽一样同判死罪。”代宗听了，念其年老，不忍加刑，遂将其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