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贪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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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王缙

王缙(700年一781年),字夏卿,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其父王处廉,一生仕途,做到汾州(今山西汾阳)司马。王处廉死后,王缙举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由于此地右傍黄河,故习惯上又称之为河中府人。盛唐着名诗人王维是他的兄长。王缙的父亲早逝,其母崔氏虔诚奉佛三十余年,对王缙兄弟影响很深,王缙“少好学,与兄王维早以文翰着名”,“兄弟俩博学多艺亦齐名”。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重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发愤图强,广招贤才。开元七年(719年),王缙参加京试,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二科,获上第,凭着才学优异被授以官职,初任传御史和武部员外郎,从此踏上了仕途生涯。安禄山叛乱之初,太原府尹杨光翔被安禄山派人诱骗后俘掠,被杀身死。于是,老家本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缙被选任为太原府少尹,负责地方事务,协助军中大将、后任河东节度使的李光弼防守太原。由于太原地处河东,左邻即是安禄山叛军控制的河北道,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据守太原,势必牵制叛军南下与西攻。安史叛军曾多次企图攻占太原,打开进犯京师的缺口,正是由于王缙协同李光弼顽强防守,致使叛军心存顾忌,不能大胆迅速地向大唐腹地发动军事进攻。由于王缙据守太原,颇有功绩和谋略,得到朝廷普遍赞许,不久便升迁宪部侍郎。从此以后仕途顺利,历任高官。广德二年(764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擢升为当朝宰相。李光弼死后,王缥继任传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大历三年(768年)八月,王缙又兼任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等职,重回太原。大历四年(769年)九月,朝廷诏令王缙发河东兵前往盐州(今陕酉定边)防守,以抵御吐蕃军队的不断侵扰和掠抢粮食收成。王缙遂遣河东兵马使王五纵、张奉璋率步骑三千赴援。王五纵、张奉津视王缙为一介书生,心存藐视,我行我素,不奉号令。王缙大怒,下令将王、张二人拿下军事正法,其同党七人也一并被斩,使全军将校再也不敢玩忽职守。大历五年(770年),七十一岁的王缙离开太原再度人朝任相,授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元载同操朝柄,直至事败被贬,任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大历十四年(779年),回朝任太子宾客,留司东都(今河南洛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十二月死去,时年八十二岁。

王缙是在国家动乱之际走上政治仕途的,曾有功于朝廷。但是他晚年为相,依附奸佞,纳受赃贿,鬻官卖爵,特别是说经论佛,把崇佛导人国事,致使官场风气愈加腐败,政治上愈加混乱荒怠。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这种伤教乱政的根源,“由缙与元载、杜鸿渐倡之也”(《旧唐书·王缙传》)。

王缙晚年的劣迹与贪鄙奸相元载密不可分。王缙早年镇守北京时,曾将自己的女儿韫秀嫁给元载。那时元载家境尚处贫寒,王缙有点瞧不起他。后来元载发迹,出将入相,他们夫妻俩对过去受到的轻贱耿耿于怀,曾当面羞辱过王家前来拜贺的人。王缙、元栽同朝为宰相后,元载一手遮天,王缙虽然依老恃才,对元栽“多所做忽”,有时“言辞凌诡,无所忌惮”,但是最终不能不有所卑附,在政治上不敢同元载相抵触。因为王缙深知元栽在朝中的淫威权势和阴险猥鄙,为了贪恋权位,免遭排斥,只好屈膝低眉。更为主要的是,元、王两人在贪财佞佛、擅权纳贿方面臭味相投,遂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干下了一件件蠹政害国、惑主佞佛的丑恶之事。

王缙晚年贪欲之心日重,大肆聚敛财富,巧取豪夺,挥霍侈糜。王缙敛财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货卖官爵,索贿受贿。“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王缙不仅自己纳贿进财,“又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贪猥之迹如市贾焉”(《旧唐书·王缙传》)。

庾准本来是无才学、无学历之人,仅仅依靠祖上的门前世袭而踏入仕途。但是由于擅长阿谀逢迎,行贿媚上,投王缙之所好,重金贿赂,王缙便引荐他由职方郎中、知制浩,官至中书舍人。这些官职本来为清正文学之士担任,而“准素寡文学,以柔媚自进,既非儒流,甚为时论所薄”(《旧唐书·庾准传》)。尽管朝延上下都在议论纷纷,但由于行贿有方,直到王缙获罪遭贬,庾准才被逐出京师,贬官到外地。

萧愎为清正精干之士,清廉俭约,正直无私。后因“连岁不捻,谷价翔贵”,家中困顿,为养家糊口,便打算出卖祖上遗留下来的一块田业,以解燃眉之急。王缙听说其地林泉茂密,风景优美,便打起猎取的主意,但是并不想费钱。于是便派其弟王纥找到萧愎劝说:“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职,如以别业奉家兄,当以要地处矣。”萧愎不为所动,当面回绝说:“仆以家贫而鬻旧业,将以拯济妇幼耳,倘以易美职于身,令门内冻馁,非鄙夫之心也。”王缙的阴谋没有得逞,遂怀恨在心,日后终于找了一个借口,罢免了萧愎的官职。王缙公然以官秩相许,强索他人用来养家糊口的产业,又伺机进行打击报复,其贪欲之心昭然若揭,手段十分卑鄙无耻。

王缙受其母影响,自幼奉佛,而晚年愈甚。但是他信佛并未精通佛性,做到修身养性,而是把奉佛作为他安乐浮华奢侈生活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他置国家内外忧患于不顾,惑主佞佛,以佛乱政,以佛糜财,给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

王缙在修建佛寺庙宇上不惜工本,糜费奢侈,全然不顾百姓生计之艰,并从中纳贿进财,中饱私囊。当时建造山西五台山金阁寺,要求通寺涂金,王缙身为宰相,竟然发放中书府牒,以政府的名义令五台山僧人分赴各地郡县聚徒讲经说法,游说募捐。“以求货利”,得获巨额钱财,寺成之后,“计钱巨亿万”。由于王缙、元栽等人的推波助澜,寺院势力急剧膨胀,造成京师一带丰腴良田,多归于寺观,佛门之徒高官厚禄、争权夺利,扰乱法纪。“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成为殃民祸国的一大公害。

王缙不仅奢糜佛事,荒怠政事,更有甚者把佛屠导入政治,惑主佞佛,以佛乱政,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解释政事,对唐代宗本人及代宗朝廷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宗本对佛法不甚重视,但见王缙、元载、杜鸿渐等人以及一些大臣都喜供养佛徒,便不时询问有关佛教之事,王缙、元栽便乘机向代宗进奏佛教义理,大肆吹嘘佛法无边。因果报应。并说:“国家庆祥灵长,皆是福报所资,业力已定,虽小有患难,也不足挂齿。”又举例说:“当年安禄山、史思明叛逆而最终于死于儿子手上,仆固怀恩刚欲反叛便命遭病死,凡此种种,都非人事可济,不是佛法又是什么?”代宗听此惑言。对佛教始深不疑。从此,便常在宫中召集数百僧侣,设内道场,广陈佛像,唱经念佛大作法事。凡被招来的僧徒,“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一时骄幸之极。每当有敌寇侵扰边境,代宗便令群僧聚集讲诵《护国仁王经》,以求庇佑。若敌军退去,便认为讲经有效,对僧众“横加锡赐”,全然不顾前方将士的血战之功。佞佛既如此,致使“人事弃而不修,故大历刑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朝政上下的腐败靡奢也就在所不怪了。

大历十二年二月,元栽获罪被赐死,王缙因与元栽同党被连坐,论罪当一并处死。但负责审判此案的刘晏对代宗说:“重刑再覆,有国常典,何况国之大臣?法有首从,王缙不应与元栽一样同判死罪。”代宗听了,念其年老,不忍加刑,遂将其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