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六章活在宋代，生在红尘 (2)
一个女人一口一句“公子、官人”，一颦一笑一个妩媚的眼神，云鬟蝉鬓、眉朗星目、面若桃花、体态轻盈、风柳腰身、盈盈跨步，唱起歌来再语娇声颤、字如贯珠，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纵使不是天姿国色，也能叫人迷糊。男人抗拒不了，女人恐怕也要甘拜下风。这些宋朝的艺伎举手投足、轻而易举就能做到。
在柳永的词中，宋代的妓 女如轻风，似精灵，在与她们耳鬓厮磨、谈书论画的时候，时常让人忘却了肉欲的交易，反而得到心灵的安慰。在与她们谈笑间，找到了生活的灵感和精神安慰。历朝历代，妓 女一直是最下等的职业，出卖身体来换取钱财，为普通人家和官宦人家的女人最不耻，就连一些男人也看不起她们。宋代有个叫沈君章的士子，常去妓馆寻欢作乐，一天在妓馆留宿偶感风寒，两腿特别疼痛，他的母亲为他按摩说：儿子读书良苦，半夜学习时少了炭薪，这才冻坏的。沈君章听到这话，直觉太不好意思，发誓以后再也不去那些下贱的地方了。妓 女们虽然被人看不起，但宋代当朝者却从未打击艺伎的风情万种，不仅如此，她们常常以才艺双绝也博得了许多人的尊重。
传闻北宋的一些妓 女虽然年老色衰，但诗才几乎不比士大夫们差，即便是满庭芳草，也可争得一席之地。淳化三年（992），太平兴国寺的牡丹花盛开，一个中年妓 女在携年少艺伎出游的时候，偶然心生灵机，顺手就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
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
这首诗入情入景，意境唯美、含义深刻、如诉如怨，叫人生怜。此诗一经传送，士大夫们皆知，立刻造访这位“老才女”。看来与姿色相比，才艺同样可以吸引男人的目光。妓 女只要文化功底深厚，无论琴棋书、诗词赋，只要精通一样，而且冠绝妓 女之首，就不怕因人比黄花而没有人光顾，甚至还能赢得上层人士的青睐。
宋代的音乐文化之发达，是毋庸置疑的，词曲在大街小巷中传唱，就连诗也多了几分“脂粉味”，大部分也都是仰赖了艺伎们的歌舞，这也可以证明该朝代的妓 女和妓馆之多。无论是在东京汴梁还是在临安杭州，妓馆就像酒店、饭馆一样。南北两宋凡是大城市，妓馆遍地，无处不在，触目皆有。在东京还有专门的妓馆街，即曲院街西一带；御用街道和朱雀门处都有妓馆。据统计，单只东京汴梁就有上万女子从事情色行业，落的是妓籍，而这还只是保守估计。按照妓 女的分类，大致有官妓、家妓和私妓。官妓就是教坊、军营和地方官府所控制的歌舞伎等；家妓就是贵族、官僚士大夫和富户们所养的歌舞伎，她们都可以随便被买卖和送人，陪客也大多没有自主权；私妓就是在民间巷陌卖唱卖笑的，与官妓相比起来，她们自由得多。无论是官妓、家妓还是私妓，一般都以歌舞技术的高低论身份，其中的魁元者，就是所谓的“行首”。“行首”这个名称倒是有些意思，它本是宋代妓 女的专用词汇，但是朝鲜的古代妓 女竟然也用这个词。韩国电视剧《黄真伊》中，就讲到妓 女中才艺、美貌称冠的便可做“行首”，在妓 女中是一把手，经常为这些风尘女子争取权利，而非“拉皮条”的工作。
三种妓 女中，品味高的妓 女皆善谈吐，妙应酬，评品人物，答对有度，才艺上层。不管你是世家公子、狂放少年还是落魄公卿，鲜少有不为其倾倒。她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多钱，不依靠别人供养，其住处也比得上一般中产家庭，庭院深深，假山盆池，小室生香，同时还有书房。许多士人、贵子来到这里，大多能够留宿多日，车前马后的都能给备妥。这就是最有地位的妓 女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准，一般来说，“行首”和名妓差不多都能享受到。曾被宋徽宗深爱的名妓李师师，住的地方更是豪华。
还有一些妓 女是专门唱歌的歌伎，她们从小就在散、杂剧之家接受训练，每当贵族举办宴会，就会聘请她们去表演歌舞，一些公子哥儿们如果看中了，就上门去找她们寻欢作乐。其实最早的词等音乐作品就是由歌伎们唱出来的，因此才有词为“艳科”一说，柳永、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等婉约派名声响当当的词人所写的词，许多都被歌伎们拿去演唱，不知道唱出了多少出彩的名段子。如果没有这些歌伎和乐师的演奏，许多士大夫、才子佳人的词也不可能闻名后世。看来歌伎们还承担了为词人扬名立万的“责任”。
有品位、有才艺的妓 女大多只有官家能培养出来，所以多为“官妓”，因为官家有钱培养她们，换了家妓，经常被送来送去，学习的时间自然就少，鲜少有机会变成色艺双绝的女人。不过，王公贵族的家妓也已经非常专业化，歌舞技巧极为高超，轻鸿体态，去似杨花尘不起。家妓非但舞姿绝美，衣服也特别精致，人数也多，常常一户大人家就拥有百名家妓，足见宋代的家妓数量到了何等多的程度。与官妓、家妓相比，其实最为凄凉的莫过于私妓，她们差不多都是独立生活，依靠卖笑卖唱，风险还大，唯一的好处是她们比较自由，但是为了生活而出卖身心，要想学习高超的技艺就更加难了。
作为一名艺伎，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在为自己争得更高的席位而拼命练习，所谓的“艺”最好不是一项专才，专才固然好，全才则更加出色，就算不能迷倒众生，怎么也能找到避风的港湾。诗人李元膺在《十忆诗》里，用了十首诗来回忆歌伎的行、坐、饮、歌、书、博、颦、笑、眠、妆，把歌妓的美态进行全方位描述。
妓 女是宋代商业社会的润滑剂，而艺伎所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无论酒肆茶馆、饭店酒楼、官宴家宴、逢年过节、官场迎送、才士论诗，到处都有她们的身影，在大街小巷、江边庙会，妓 女都会出现，到处都可以看到她们美丽的身姿。她们是不容忽视一个群体。在艺伎的回忆当中，有声色犬马，也有酒诗茶画，有许多哀愁怨怼，也有对艺术生涯的执著追求。她们对于自己的身世感怀怜悯，也在为摆脱贫贱的身份而不断挣扎，苦与喜、乐与悲，织就了她们的人生。是她们在谈笑中抚慰了宋王朝一颗孤寂、彷徨的灵魂，也是她们用才智、歌喉、舞艺装点了这个王朝，为它的文化之山，添上了最别致的一角景观。
宋朝的男人和女人们
在通向前朝世界的“金光大道”上，也有东升日落。此刻日薄西山，而刚刚脱离苦海的南宋最后一颗丹心子陆秀夫拧干了衣服，围炉烘烤，聆听同朝同代“前辈们”的夜话。也许会有人问，干吗要在炉子旁边徘徊，还不快快转世投胎，一问才知，这些愿意活在宋代的男人和女人们还有话没有交代清楚，而且属于他们的定位也没找到。一切要不弄个明明白白，死了也不会甘心的。
苏轼在很久以前就摇头叹息说：“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眼下这些宋朝男人和女人们都把岁月通通过完了，又该魂归何处呢？
易中天曾把中国的男人分成了五类。第一类男人是无用的男人。这种男人是白面书生，又或者可以称之为“奶油小生”，他们一则胆小如鼠，二则目光短浅，三则手无缚鸡之力，四则怕负责任。这类男人，估计也就只有傻女人或者特别能干的女人才会喜欢，所以白娘子爱上了许仙，七仙女爱上了董永。第二类男人是江湖豪杰。他们大多高大魁梧，身强力壮，剑眉入鬓，面若刀客，体格上很“男人”；不仅如此，他们虎胆雄姿，远见卓识，力大无穷，敢负责任，在人格上也不愧为七尺男儿。敢打敢拼、敢作敢为，既能建功立业，又能驰骋沙场，也能闯荡江湖，这些都是女性渴望、崇拜、芳心暗许的对象。
像古典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都是这样，就算长得油头粉面，性格和作为也要“男人”。但是往往这些中国式的英雄人物都不太喜欢女人。所以易先生把这种人叫做“无性的男人”或“无情的男人”。第三类就是无骨的忠臣孝子。司马光的《家范》中就有云：“父母有过，谏而不逼，”“三谏而不听则告泣而随之。”意思是说，父母有了过失或作出错误的决定，就要劝谏。劝一遍不听，劝第二遍，还不听，就劝第三遍。连劝三遍都不听，怎么办呢？哭！劝父母和劝帝王是一样的，再而衰，三而竭，以后就只能用诗词歌赋呻吟了。第四类是大老粗与小白脸。这类人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小说里，到处都是，数不胜数。第五类就是现代人所谓的“男子汉”。而所谓的男子汉，用一个词来形容最恰当不过，那就是具有“反骨”，充满了叛逆精神，逆时代而行，然后引领风尚。
易先生把中国的女性也作了详细的分类。第一类女人百分百要推贤妻良母，梁鸿的妻子孟光、孟子的母亲就属于这类女人。不过，这类女人都是封建产物，盲目地三从四德，个性已经没有了。第二类女人是弱女子和女强人。弱女人到处都是，几乎没有资格被载入史册，而像是武则天那种女强人，即使被载入史册，批判的也多过赞扬的。第三类是淫毒妇与贞烈女，潘金莲是顶级的淫毒妇人，明代的烈女单三姐是典型的美貌与节操并重的贞妇。第四类是嗲妹妹与假小子，这在现代社会倒是有很多。第五类就是新时代女性了。
这五类男人和五类女人，应该能概括中国的大部分男人和女人，宋朝也不例外。可是大凡宋代有名的男男女女，要是挨个往这十个队伍一安插，哪个好像都不太对劲。那么该如何看待宋朝的男人和女人们呢？似乎用“至情至性”一词来形容最为恰当。
宋朝的男性有范仲淹这种既忧乐圆融、又悲天悯人的性情中人；有欧阳修怜爱众生、质朴敦厚之人；也有像晏殊、柳永、周邦彦这种既贪恋世事、又超脱其外的“香销蚀骨”之男性。宋代有像苏轼这种“多情应笑我”的非世俗男人，也有宋徽宗那种宁肯抛却皇位，也要“潇洒走一回”的皇室才子。宋朝还有岳飞这种“怒发冲冠”却发出“弦断有谁听”的感性男人，也有少年“爱上层楼”，壮年“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他们的身上有许多中国男性具备的特点，但哪一种都不足以形容他们。
宋代的女性中，有爆发出权力欲望的刘太后等几位后宫女性，但她们不是女强人，因为她们仍然守着江山；也有像李清照这样爱“醉酒”的潇洒女性。宋朝有魏夫人这样温婉的词中大家；有像徐君宝妻子那样，以激情悲愤、襟怀宽广的心态写下一首亡宋词《满庭芳》，直比辛苏，毫无女人纤弱之气。宋朝有苏小妹这种聪敏女性，也有苏轼妻那种贤妻良母。宋朝还有就是懂得享受生活、敢于追求艺术极致的风尘女子。
有人说，宋朝的男人很幸福，宋朝的女人很可爱。因为整个王朝都是喜深微而不喜旷大的氛围，而宋朝的男人也变得比其他朝代的男人更复杂，女性也变得比其他朝代的女性更加性情化。罗马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普罗提诺说：“人类处于神与禽兽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有些人日益神圣，有些人变成野兽，大部分人保持中庸。”可能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作用，古往今来中国人几乎都可以用中庸来形容；变成野兽的有一部分，但只在少数；而成为圣人的，真是少之又少。因此宋朝的男人和女人大多还是中庸的，但他们在中庸的同时，却显得比以往和后来的人更充满灵气。也许是国家始终面临围困的原因，他们既想享受生活的乐趣，又在生存中苦苦挣扎，所以变得格外矛盾。这些矛盾，从他们留给后世的惊世作品中，完全地显露出来，也使他们的性格变得更加动人。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詹？拉？洛威尔曾说：“生活每时每刻都在用灵敏的天平掂量着我们每个人；待到行将就木，他会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精确重量。”宋朝的复杂社会背景导致了活在当代的男性和女性饱受生活的“困扰”，所以致使他们一时间失去了自己的方向。但是行将就木之际，相信每个人都有了顿悟，而这顿悟其实就是陆游那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他们消失在历史的帷幕中，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万事皆空，但他们以最美丽的方式——文化遗果，留给了后人最甜蜜的追溯。后人想要回到宋代，正是通过这一颗颗遗果，与前朝人进行神交，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