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两天于副处长又找他去办公室谈话，一开始，先肯定了他这段时间的工作成绩，然后又说：“不过，也有人反应了你一些问题。”他说着话，手好像无意间的，放到了一摞拆开的信封上，信封上是疗养院的专用信封，却没有部队专用的三角形邮戳，而是贴着普通的邮票。看来告密者颇为心思地把信件拿到外面去寄，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疗养院。这就是所谓的‘花上八分钱，让你查半年。’只是吴放歌觉得奇怪：既然费劲地拿到外边去寄，为什么不把信封也换成普通的呢？不换信封，你就是拿到联合国去寄，不是也会让人一眼就看出，这写信人就是疗养院内部的吗？这真有点好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原本就是自以为聪明的蠢蛋呢？
于副处长用手指敲打着那叠信封，却一直不说倒是吴放歌被举报了有什么问题，这也是给谈话对象施加压力的一种吧。可惜的很，吴放歌对这手一点儿也陌生，到觉得有点失望：毕竟和于副处长是一个部队走出来的，有什么话直接说就是，用不着耍着一套嘛。不过同时也让吴放歌明白了，想要和一个人建立友谊是何其的难呐，特别是在这两个人地位有差别的情况下。
“无非就是要求清查我这段时间在图书室和水暖仓库的账目，再有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一般告状的，就这两条儿，没新鲜的了。”既然于副处长拿捏着不说，吴放歌只好自己说出来。
“哦？”于副处长微笑着说“那你说说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吴放歌回答说：“看法？我的看法不重要吧。”
于副处长又问：“那谁的看法才重要？”
吴放歌说：“组织上的看法最重要。如果组织上信任我，那么这种信件再来个十封二十封，甚至一百封都没有关系。如果组织上不信任我，就是没有这些信，我一定也会倒霉的。”
于副处长听了哈哈一笑说：“放歌，这我可要批评你了，怎么叫组织不信任你，你就要倒霉呢？真的就是真的，组织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同志的。”
吴放歌说：“我当然是相信组织的，而且我很快就要退伍了，不想节外生枝出点什么岔子。”
“说起退伍。”于副处长说“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走哩。”
吴放歌说：“疗养院人才济济，我不过是个义务兵，而且已经超期服役一年了，早点走也可以空下个名额给农村来的兄弟以后转志愿兵用嘛。”
“是这么回事。”于副处长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因为你太能干了，就耽误你的前途地！不过虽然你快要退伍了，我还是希望对你的工作作出一些调整，所以才来找你谈话的。”